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三七二五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三七二五號

上訴人

甲○○ 男

　　　　　　　　乙○○　男

右上訴人等因妨害國幣懲治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三

日及八十八年三月四日第二審判決（八十七年度上訴字第三三八九、三四一二號，起

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六年度偵字第九一八六、一○五九一、一一三

七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甲○○上訴意旨略稱：㈠、甲○○與乙○○並非舊識故友，甲○○乃因經商失敗，生活困窘，方為獲取對價而為乙○○印製偽造之新台幣券與美鈔，主觀上並無與邱某共同行使偽造之幣、券之犯意聯絡，原審僅以查獲偽造之幣券、紙張及彩色影印機，認定甲○○有意圖供行使偽造幣券之用之主觀犯意，有違證據法則。㈡、縱認甲○○有前揭意圖供行使之用之主觀犯意，但偽造幣券用含有浮水印、防偽線之紙張係乙○○提供，甲○○代為印製之行為，充其量僅屬犯罪結果發生之條件，亦非共同正犯，而為幫助犯，原判決不依幫助犯論罪，有不適用法則之違法等語。又上訴人乙○○上訴意旨則略稱：㈠、甲○○謂偽造之新台幣及美金均係乙○○提供偽鈔用紙供其印製，但林某自始未提到有交付偽造美鈔予乙○○之事，且查扣之空白用紙，全無美鈔用鈔，與常情有違。扣案之空白用紙有部分無浮水印及防偽線，倘甲○○所言其無製作浮水印及防偽線之技術為真，不可能有部分沒有浮水印及防偽線，足證林某之供述不實。甲○○係開設影印行，非中古影印機買賣店，乙○○豈可能因欲向其購買影印機而相識，進而要其印製偽鈔﹖況林某對印製偽鈔之代價或稱每張新台幣（下同）一百元或稱五十元，總計酬勞或稱十六萬五千元，或稱二十多萬元，前後供述不一致，林某又有偽造有價證券前科，且開設影印行，本身即有偽造幣券之技術，足見林某之供述不實在，原審對上述事項未詳加調查，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㈡、證人杜培鑫於原審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訊問時，已當庭否認乙○○交付偽鈔予伊，並稱其被查獲之偽鈔為甲○○所交付。原審竟以杜培鑫之辯護人已陳稱杜某係受乙○○之求情，且恐因不順從，將遭邱某背後龐大惡勢力報復，迫於無奈而為上開有利邱某之供述，因認該供述為不足採。但原審未訊問杜培鑫是否有受邱某求情而故為不實供述之情事，遽採上述辯護人之片面之詞，顯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㈢、原審認乙○○遇警盤查時開車衝撞警員逃逸，在現場留下一百五十張偽造之一千元新台幣。但乙○○係誤以為遭歹徒搶劫而加速開車離去，何能在現場留下偽鈔。又杜培鑫於第一次在警局應訊時，警方逮捕搜索行動已完成，何以該次筆錄未記載現場查獲一百五十張偽鈔﹖卻在第二次訊問杜某時，記載在杜某身上查獲該偽鈔﹖況警方盤查時，杜某在警車內，倘偽鈔掉落現場，亦應由警方拾獲交警員保管，應無交杜某保管之理，足見警員徐大宏謂在現場查獲偽鈔交杜某保管云云，為不實在，且杜某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原審調查時，亦表示對查獲掉落之偽鈔之事感到莫名其妙；證人謝秀蓮亦證稱不知偽鈔掉落現場之事。原審未詳盡調查，遽依徐大宏所述及杜培鑫之筆錄，認現場查獲一百五十張偽造之一千元新台幣，其採證有違經驗法則。㈣、證人謝秀蓮並未陳述目睹乙○○偽造幣券，亦未供稱邱某有攜帶偽鈔，原判決以其供詞做為邱某犯罪之證據，亦屬違法。㈤、乙○○於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原審審理時，當庭請求勘驗查扣之製造偽鈔用紙中有浮水印及防偽線者，是否為偽造美鈔之用紙，抑係偽造新台幣之用紙，原審未予調查，顯有違法。㈥、八十六年四月十四日查獲一百五十張一仟元偽鈔之搜索扣押證明筆錄，未記載搜索時間，為無效力之公文書，不得為論罪之證據，原審採之為證據，不當。㈦、依證人謝秀蓮於八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在警局應訊之筆錄所載，乙○○與謝女於當日下午五時四十五分見面，足見見面時間在邱某被警攔車盤查之後約半小時，且謝女在警局亦未稱見邱某持有偽鈔，僅稱邱某身上有一疊新台幣。故原判決認邱某與謝女去甲○○住處取回偽鈔云云，自有未當等語。

惟查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之判斷，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所為之判斷，並不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背法令。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審理事實之法院綜合卷內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即非不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乙○○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共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幣券及偽造有價證券犯行，係以該事實已據甲○○及證人杜培鑫、謝秀蓮、查獲本案之警員徐大宏、高盛財供述綦詳，並有查扣之偽造幣券及偽造之美鈔可稽，而查扣之偽造之新台幣一千元及五百元紙幣，經送鑑定結果，係以彩色雷射輸出方式（含彩色影印機）複製，紙質粗糙，水印部分以白色線條（或白色線條加細網點）紙張背面仿造，安全線部分用白色墨及銀色墨偽造，有中央銀行發行局函附卷可按；查扣偽造之美鈔經鑑定結果，其上之印刷紋線均與標準美鈔印刷紋線不符，係偽造之美鈔，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及美鈔對比照片二張在卷可憑等證據，予以綜合判斷，認甲○○、乙○○均成立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之罪，並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幣券罪處斷（乙○○累犯），於法定刑內量處其刑，已詳敍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說明甲○○接受乙○○提供之偽鈔用紙，以其所有之彩色影印機以彩色影印方式，偽造新台幣及美鈔紙幣，二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甲○○所辯其僅代工，非共犯云云，為無足取。且敍明共犯杜培鑫與證人劉俊宏均未陳述杜某被警刑求，杜某收容於看守所時，當日之身體健康檢查結果均無異狀，有台灣台北看守所函在卷可查，故乙○○辯稱杜某對其不利之警訊筆錄係刑求所致云云，乃推諉之詞。共犯杜培鑫及證人謝秀蓮之警訊筆錄係依法作成，已據承辦警員徐大宏、高盛財證述在卷，杜培鑫於原審訊問時，並坦承行使偽造之新台幣，且協助緝獲乙○○；謝秀蓮於原審亦證稱其在警局所述屬實，又杜培鑫於檢察官偵查中復稱警訊中所述實在等語，足見乙○○所辯杜培鑫、謝秀蓮之警訊筆錄有瑕疵云云，亦不可採。況縱除去乙○○質疑之警訊筆錄，依前述其他證據，亦不影響於乙○○犯罪事實之確定。

至於杜培鑫於原審固曾否認乙○○交付偽造幣券予伊之事，辯稱偽鈔係甲○○交付之物云云，惟此乃出庭時受乙○○請求，所為迴護邱某之詞，自不可信。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存在。上訴意旨雖指摘原判決有前開違法情事，然查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偽造變造幣券罪之「意圖供行使之用」，及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意圖供行使之用」，祇須有圖供行使之用犯意為已足，不以果已行使為必要，亦不限於係自己行使或他人行使。原判決認上訴人甲○○偽造新台幣及美鈔，係供乙○○行使，且甲○○已參與偽造幣券及偽造有價證券構成要件之偽造行為，原判決因而認甲○○成立上開罪名，並無不合。甲○○上訴意旨謂原判決認其有上述供行使之意圖及未依幫助犯論處，為違背法令云云，尚有誤會，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再按告訴人、證人、共同被告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為不可採信。甲○○對偽造新台幣及美鈔之酬勞為若干，杜培鑫對何人交付偽造之仟元新台幣予伊及在乙○○開車衝撞警員之現場是否查獲偽鈔等事項，先後供述雖不一致，原審採信其一，已說明其取捨之理由。乙○○上訴意旨對原審上開採證職權之行使，任意指摘為違法，要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證人謝秀蓮雖未證稱乙○○偽造幣券，但其於警訊時供證八十六年四月十四日下午陪乙○○至甲○○住處取錢，返回邱某住處後，邱某拿一疊新台幣放入袋內，其後再外出，其站在路旁等邱某停車時，耳聞槍聲，並見邱某駕車逃逸等情。其所述核與甲○○所稱八十六年四月十四日下午有交付一百六十五萬元之偽鈔予乙○○之情節相符。原審依上開事證，認定邱某犯罪，亦屬認事採證職權之合法行使。上訴意旨任意指為違法，亦非合法之上訴理由。又原判決並未以搜索扣押筆錄為證據，且已說明除去乙○○質疑之杜培鑫之第二次警訊筆錄，綜合其他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是乙○○再執搜索扣押筆錄及杜培鑫之第二次警訊筆錄指摘原判決不當，自非依據卷內資料指摘之合法上訴理由。上訴人乙○○在原審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審理時並未聲請勘驗查扣之偽鈔用紙是否可供偽造美鈔之用，有該審判筆錄可證。且甲○○偽造美鈔，並非一定用扣案之紙為之，則扣案之紙張是否能供偽造美鈔，自非待證事實，況原審於審判期日調查證據完畢時，審判長問上訴人乙○○，尚有何證據待查，上訴人答：「沒有」（見原審卷第一六八頁），而本院為法律審，上訴人在本院始又為此爭執，謂原審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法云云，亦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自非合法之上訴理由。是上訴意旨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殊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衡以前開說明，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五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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