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五五七四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五五七四號

上訴人

甲○○

右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六

日第二審判決（八十八年度上訴字第五六七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一三九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甲○○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處有期徒刑一年八月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敍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說明上訴人否認本件犯罪所持諸項辯解係推卸刑責之詞，不足採取；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理由不備或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情形。上訴人上訴意旨略稱：㈠證人白瑞陽證稱：「甲○○確向吳文龍借票，他們之間有往來，吳文龍借票給甲○○係收取高利」，足證系爭支票係吳文龍交付並授權上訴人簽發行使；以上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原判決恝置不論，未於判決理由欄說明不採取之理由，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且原審未傳訊證人吳文龍，亦有違法。㈡本件系爭支票倘發票人李周德有授權吳文龍，再由吳文龍授權上訴人填寫發票日及金額，應屬空白授權票據，上訴人即無偽造有價證券犯行，原判決未辨明李周德有無授權吳文龍及吳文龍有無再授權上訴人，遽予判決，顯屬違法等語。惟查：原判決於理由欄說明：「證人白瑞陽雖證稱：伊以前幫忙吳文龍工作，甲○○向吳文龍借票，他們之間有往來，吳文龍借票給甲○○係收取高利等語，惟本件甲○○交付張淑娟之支票發票人係李周德，並非吳文龍，而被告甲○○復於偵查中自承：本件支票上筆跡確實是我寫的，這張支票是吳文龍交給我的，交給我時李周德的印章已經蓋好了，金額二十萬元及日期是我填上去的，當時是被逼債逼急了等語，且於偵查中對於檢察官訊問：『對於簽發本件支票有無經李周德之同意？』，供稱：『沒有，我並不認識李周德此人』等語；其於本院審理中亦供稱伊不認識李周德其人，從而本件果係借票使用，或借給支票收取高利，則依交易習慣支票之金額及日期，應於借得支票之際即已約定妥當，且應徵得發票人之同意，始得填寫，被告既不認識李周德，又未向吳文龍查詢關於該空白支票之來源，又本件被告自承係因被逼債逼急，而於未經發票人同意即自行填寫日期及金額，其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已臻明確」；已就上訴人之辯解及上引證人之供述予以指駁，況上引證人並未供稱系爭支票確係上訴人向吳文龍借用，其供述自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原判決上開說明核與卷內資料並無不符，洵無違誤；復查上訴人於第一審雖聲請傳訊證人吳文龍，該證人經第一審及原審傳拘無着，台中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拘提報告書內載稱：「被拘人吳文龍已通緝多年逃亡中，無法拘提到案」，有報告書附卷可稽（第一審卷第六十頁），上訴人於第一審及原審復供稱找不到吳文龍；第一審及原審就此部分之調查途徑已窮，雖未能傳喚吳文龍到庭，然依卷內資料及原判決理由欄之說明，已足以認定上訴人被訴之犯行而得為論科，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尚難謂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至學說上所謂「空白授權票據」，係指票據行為人預行簽名或蓋章於票據上之發票人欄，而將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全部或一部，授權予他人補充完成之未完成票據；其前提要件須發票人授權他人補充完成未完成之票據，若未經發票人授權而擅予空白票據上偽填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全部或一部，尚難謂係合法之空白授權票據；本件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之說明，上訴人既供認不認識發票人李周德，且未得任何人同意，則上訴人未經授權而於系爭支票上偽填發票日及金額，原判決因而適用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項，論處上訴人偽造有價證券罪刑，其法則之適用並無違誤。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明白論斷於不顧，仍執陳詞，任意指摘或再為事實上之爭執，核與前揭得為第三審上訴之法定要件不相適合，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