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四０九六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四０九六號

上訴人

甲○○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二年度上更㈠字第六三五號；起訴案號：台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少連偵字第四七號、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三一八八、四一二三、四二０六號，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二四八八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甲○○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關係，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同連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累犯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㈠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本件檢察官以原判決事實欄附表壹之編號至所記載乙○○等人之國民身分證、事實欄㈢所記載陳○川所有付款人中國農民銀行羅東分行之空白支票等物，乃上訴人推由共犯李○乾、李○憲、潘○龍、莊○修、游○昌竊取所得，於起訴書載明上訴人就該部分行為，係涉犯竊盜罪。原審雖於判決理由乙說明無從證明上訴人與莊○修等人竊取上揭物品，或彼此間於事先有何謀議，上訴人係明知為贓物而仍予以價買，僅能論以故買贓物罪。因本於持有該物品之同一基本社會事實所衍生，僅係對上訴人持有該贓物之來源認定有異云云。而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法條，分別論以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故買贓物罪、同條第一項收受贓物罪。惟竊盜罪，係以行為人竊取他人之動產為成立要件；故買贓物罪，則以行為人明知為贓物而有償取得贓物之所有權始足成立。二罪之構成要件迥異，固均持有他人之動產，然此分別係客觀上竊取或故買行為所衍生之結果，二者之社會基本事實，並非同一。原審認定上訴人之竊盜行為不能證明，竟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規定，對未經起訴之故買贓物行為予以審判，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㈡科刑之判決書，須將認定之犯罪事實詳記於事實欄，然後於理由內逐一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以使事實與理由兩相一致，方為合法。倘事實欄已有敘及，而理由內未加說明，是為理由不備，理由內已加說明，而事實欄無此記載，則理由失其依據，均足構成撤銷之原因。原審認定原判決事實欄㈠記載之上訴人行為，其中部分係犯刑法第二百十八條第一項之偽造公印罪。雖於原判決理由乙、說明台灣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台北運務段關防章，為公印。惟原判決事實欄㈠僅略載「蓋用潘○龍偽造之部分屬公印，部分非屬公印之關防或鋼印」，查未在事實欄內明確記載所偽造之公印文，亦未在事實欄及理由內記載說明足以生損害於該公務機關之旨。又對原判決事實欄附表編號等印章，如何非屬檢察官所指之公印，未為任何說明，均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㈢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均應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事實之基礎。如有應行調查之證據，未經依法調查；或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遽行判決，均屬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原判決事實欄㈢記載上訴人與李○乾、莊○修，共同在ＦＡＹ二０二七四六五號支票，偽造「林○賢」背書後，由李○乾、莊○修持向李○燦行使。依判決理由欄甲㈢⒈之說明，係以共犯李○乾、莊○修於警詢、偵查、第一審及上訴審之供述為主要論據。惟共同正犯之所以應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負其全部責任者，以就其行為有犯意之聯絡為限。若他犯所實施之行為，超越原計畫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查原判決事實欄及理由欄內，分別記載及說明上訴人交付上揭原未記載到期日及金額之空白支票，委由李○乾取回其送修車輛，嗣由李○乾邀同莊○修前往修車廠，再由莊○修於修車廠在支票上偽造「林○賢」背書等情。而莊○修於偵查中供稱「林○賢三字是我寫的，我跟李○乾去拿甲○○的車，老板要我背書，我是應李○乾的要求而簽的」（偵字第四四七四號影印卷第三三頁正反面）。且證人李○燦於偵查中亦證稱「我有請來牽車之人，在支票上背書，該人簽名為林○賢」等語（偵字第二０四四號影印卷第二九頁）。則上訴人委請李○乾持上揭陳○川遭竊之支票前往修車廠取車時，是否已知悉李○燦將要求執票人在支票上背書？莊○修之偽造背書行為，是否在其與李○乾、莊○修共同犯罪計畫之內？此與上訴人是否應就李○乾、莊○修上揭行使偽造私文書行為負責，自有關聯。原審未予究明，遽認上訴人應共同負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責，自有證據調查未盡之違法。又原判決事實欄㈢記載上訴人於民國八十七年十月間，將其持有陳○川遭竊之ＦＡＹ二０二七四六四號空白支票借予鄭○忠，嗣由鄭○忠自行或委由不知情之第三人，在支票上填載到期日及金額，持之充為向蘇慶次借款之擔保。理由欄甲㈢⒉內，則依鄭○忠、蘇慶次與上訴人之供述，說明上訴人係應鄭○忠借票要求，始將該未載日期、金額之支票，交付鄭○忠無誤。惟依原審認定之事實，上訴人交付鄭○忠支票時，該支票上並無到期日及金額等應記載之事項，核非有價證券。原審復認定嗣由鄭○忠自行或委由第三人填載到期日及金額，以完成發票行為，似亦指上訴人並未參與該偽造有價證券構成要件之行為。則上訴人究係基於幫助或共同與鄭○忠偽造有價證券之意思，始將上揭空白支票交予鄭○忠，與認定上訴人該部分犯罪事實，至有關聯，自有調查之必要。原審亦未為調查，逕認上訴人與鄭○忠為共同正犯，亦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誤。㈣刑法上之牽連犯，係指行為者意念中祇欲犯某罪，而其實施犯罪之方法，或其實施犯罪之結果，觸犯行為人目的行為以外之其他罪名而言。牽連犯的數行為間，有無方法或結果行為與目的行為之牽連關係存在，並應參酌行為時客觀的事實以為決定，亦即在客觀上認其方法或結果行為，與犯罪之目的行為，有不可分離之直接密切關係，始克成立。原審固於判決理由乙說明上訴人多次收受贓物、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變造）特種文書、偽造公印（文）及詐欺取財既遂、未遂行為，均應依連續犯規定論以一罪；且其連續所犯收受贓物、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變造特種文書、偽造公印、詐欺取財等罪，與所犯故買贓物罪之間，具有牽連犯關係，應從一重之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斷云云。惟原審於判決事實欄㈢認定上訴人因收受贓物行為，而持有陳○川遭竊已蓋妥發票人之空白支票。上訴人嗣後與莊○修、李○乾共同偽造有價證券，似與故買贓物行為無關。原審復未就上訴人其餘所犯各罪，詳為說明與所犯故買贓物行為之間，如何在客觀上認其方法或結果行為，與犯罪之目的行為，有不可分離之直接密切關係。逕依牽連犯關係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同連續意圖供行使之用，偽造有價證券罪刑，自有理由矛盾、理由不備之違法。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屬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原判決不另就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為無罪諭知部分，雖非屬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惟本乎審判不可分之原則，併予發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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