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六五一八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六五一八號

上訴人

甲○○

上訴人

300

選任辯護人

張樹萱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誣告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八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四年度上更㈡字第一０五號，起訴案號：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一０八三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資料為具體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始屬相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論上訴人以共同意圖他人受流氓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累犯罪，判處有期徒刑伍月。係依憑上訴人坦承：於原判決事實認定之時、地，依共犯陳雄輝（業經原審法院以九十三年度上更㈡字第四六五號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現上訴中）之要求出面舉發被害人黃國鎮為流氓，並在警方提報黃國鎮流氓感訓案件中，以秘密證人Ａ１身分製作警詢筆錄，且黃國鎮並未對其為如該警詢筆錄所載之傷害、恐嚇勒索等流氓行為等情不諱，並參酌黃國鎮於檢察官偵查、第一審調查、原審上訴審調查、更二審調查、審理時指訴：伊未有如上訴人於警詢筆錄所稱毆打、恐嚇勒索之流氓行為；證人戴麗金於第一審調查時證稱：伊與黃國鎮係男女朋友，黃國鎮與上訴人並不熟，二人僅見過一、二次，並無正面衝突，亦未曾吵過架，黃國鎮並未勒索上訴人；證人羅鵬程於第一審、原審更一審調查時證謂：上訴人說黃國鎮要他投資開理髮廳，其即出資給姊姊合夥開店，其每次去看帳冊均是收支平衡，未有盈餘，且一直未賺錢，最後甚至連帳冊亦禁止觀看，因伊朋友陳雄輝是警察，乃請陳雄輝處理，而上訴人曾表明其姊被打，陳雄輝乃帶幾位刑警到伊辦公室與上訴人商討，因案情未臻詳細，當日並未製作筆錄，後來上訴人方至警局作筆錄；證人黃勝裕於原審更一審調查、原審更二審審理時證陳：當時伊係新任台北縣警察局新莊分局（下稱：新莊分局）偵查員，主導者係陳雄輝小隊長，本件由伊、陳雄輝及徐如昇共同辦理，伊僅負責製作上訴人之筆錄，當日與陳雄輝、徐如昇前往上訴人與羅鵬程之辦公室時，伊只是在一旁，未做筆錄，亦未與上訴人談話，僅知上訴人要出面檢舉黃國鎮流氓案件，詳情伊不清楚，上訴人嗣後至警局時伊係依其所述製作筆錄，伊未在上訴人辦公室製作何筆錄；證人徐如昇於偵查時證以：陳雄輝是伊及黃勝裕直屬小隊長，本件是陳雄輝提供情資提報黃國鎮各等語；暨卷附民國八十三年六月一日十三時十分新莊分局刑事組Ａ１之警詢筆錄、第一審法院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訊問筆錄、第一審法院治安法庭八十三年度感更字第二十六號裁定黃國鎮不付感訓處分裁定書、陳雄輝人事資料各一紙等證據資料，而為論斷，已詳敘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而以上訴人辯稱：伊並無誣告之犯意云云，為飾卸之詞，不足採取，在理由內依憑卷證資料，詳加指駁；並說明：（一）黃國鎮確無如上訴人所指毆打、恐嚇勒索之流氓行為等情，已據上訴人於原審更一審審理、更二審調查、審理時供承在卷，並有卷附第一審法院治安法庭八十三年度感更字第二十六號裁定黃國鎮不付感訓處分裁定書可考，上訴人於警詢暨第一審法院訊問時所述遭黃國鎮毆打、恐嚇勒索等語，顯屬不實。（二）警方並未在上訴人與羅鵬程辦公室內製作警詢筆錄等情，亦據證人黃勝裕、羅鵬程分別於原審更二審、更一審調查時，證述無誤，且查無上訴人所稱曾在其辦公室內所製作之警詢筆錄，則其所辯：警方曾在其辦公室先製作筆錄一份，已難謂實在。且上訴人既明知黃國鎮並無對其為傷害、恐嚇勒索之流氓行為，即令共犯陳雄輝要求其出面配合舉發黃國鎮，理應予以拒絕，竟仍以秘密證人身分向警方證陳黃國鎮涉有上述內容不實之流氓行為，有使黃國鎮因而受感訓處分之虞，顯屬未當。再上訴人如欲指述黃國鎮如何對戴麗金毆打、拿錢之行為，亦當由戴麗金出面指證，何以竟由其出面為不實之指陳，甚至前往非屬其住處轄區之新莊分局檢舉黃國鎮，顯然上訴人明知其所為之指述係屬不實，難認上訴人無意圖使黃國鎮受流氓處分，而為誣告之犯意，其所辯並無誣告犯意，要無足採。（三）陳雄輝與黃勝裕、徐如昇三人前往上訴人及羅鵬程之辦公室時，上訴人所述之內容係黃國鎮要其投資開理髮廳，上訴人乃出資給伊姊合夥開店，其每次去看帳冊均是收支平衡，並無盈餘，最後連帳冊亦不出示，其出資額如何被黃國鎮侵占等情，已據證人羅鵬程於第一審、原審更一審調查時證述明確，雖羅鵬程復證稱：上訴人曾提及其姊被黃國鎮毆打之事，然當時上訴人與陳雄輝等人在辦公室係以談論上訴人之出資額如何遭黃國鎮侵占為主題，上訴人既明知黃國鎮並未對其為毆打及恐嚇勒索之犯行，竟向警指述其遭黃國鎮毆打及恐嚇勒索之不實內容，亦難認上訴人無明知為不實內容而誣告黃國鎮涉有流氓行為之犯行，尚難依羅鵬程之上開證詞執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又證人羅鵬程既已將當時上訴人與陳雄輝等人在辦公室時之情形證述明確，自無再傳訊證人羅鵬程之必要。（四）黃勝裕係新任之偵查員，由小隊長陳雄輝主導，黃某僅負責製作上訴人之筆錄；當日黃勝裕與陳雄輝、徐如昇前往上訴人與羅鵬程之辦公室時，亦僅在一旁，未製作筆錄，亦未與上訴人談話，僅知上訴人要出面檢舉黃國鎮流氓案件，上訴人嗣後至警局純係依其所述製作筆錄等情，亦據證人黃勝裕於原審上訴審、更二審調查時證陳無訛。且陳雄輝係徐如昇、黃勝裕之直屬小隊長，由陳雄輝提供情資提報黃國鎮，亦經證人徐如昇於偵查時證述在卷，並有卷附陳雄輝人事資料可參，復參酌陳雄輝找上訴人充當秘密證人，前往製作警詢筆錄，而上訴人並於製作該不實之警詢筆錄後，向陳雄輝求教如何處理該不實警詢筆錄，陳雄輝表示有事將代為處理；證人徐如昇於偵查時復證稱：提報黃國鎮時陳雄輝雖沒有動筆，但都有在旁邊各等旨，顯然偵辦黃國鎮流氓案件係由陳雄輝主導，尚非無據。證人黃勝裕雖負責製作上訴人之警詢筆錄，然其係依陳雄輝所提供之資料據以製作上訴人筆錄，尚難僅以黃勝裕負責製作之上訴人警詢筆錄內容非屬事實，即遽認黃勝裕知悉該警詢筆錄內容係屬不實，而應與上訴人及陳雄輝共負誣告罪責。上訴人既明知黃國鎮並無對其毆打或恐嚇勒索行為，猶以此不實事項向警方檢舉，且於該案治安法庭調查時具結證稱屬實，顯有故意誣告黃國鎮使受流氓處分之犯意，甚為明確之理由。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違法之情形存在。上訴意旨略稱：（一）本件證人黃勝裕於原審更一審時證稱：伊負責製作上訴人之筆錄，在新莊分局辦公室與上訴人第一次見面，與其討論過案情，筆錄之內容是事實，從頭至尾未曾作過假筆錄；於原審更二審時則證謂：當日伊與陳雄輝、徐如昇前往上訴人與羅鵬程之辦公室時，伊只是在一旁，未作筆錄，亦未與上訴人談話，僅知上訴人要出面檢舉黃國鎮流氓案件，事後到警局時伊是依照上訴人所陳述製作筆錄；於陳雄輝誣告案件第一審八十七年六月三十日審理時證以：伊僅知道一個在義勇刑警辦公室聽他說的，筆錄都是證人自己陳述，伊在製作Ａ１證人筆錄時，陳雄輝應該不在場，在伊等與上訴人聊天過程中，上訴人聽到就主動至局裡找伊等各等語，其證詞前後反覆矛盾，並與羅鵬程、徐如昇、陳雄輝等人之證詞相異，顯難採信。（二）伊曾於原審聲請傳訊黃勝裕、羅鵬程及秘密證人Ａ２、Ａ３為證明，惟原審除傳訊黃勝裕到庭外，其餘證人竟認為無傳訊之必要，且僅以黃勝裕之證詞為判決之依據，顯然本件證據雖已調查但內容尚未明瞭，與未經調查無異。（三）由本案已知之事實及證人之證詞，並無理由可認為黃國鎮流氓感訓案件秘密證人Ａ１之筆錄，係伊誣指黃國鎮，而由陳雄輝提供與不知情之黃勝裕提報流氓；且由伊之陳述、證人徐如昇於偵查時、黃勝裕於原審更審時之證詞，能否認黃勝裕完全在「不知情」之情況下製作筆錄，非無疑義。（四）原審既先認定伊於八十三年六月一日警詢筆錄全由黃勝裕製作，則如何再謂本件警詢筆錄是由陳雄輝提供不實內容予黃勝裕製作？此事實認定，顯然先後矛盾等語。惟查：（一）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本得依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原判決依憑證人黃勝裕於原審更二審調查時並未在上訴人辦公室製作筆錄之證述，認定上訴人之前揭犯行，已有捨棄其他不同供述之意。

原判決就本件諸多證據之取捨，已做整體性之說明，且參酌證人羅鵬程於原審更一審調查時之證述及上訴人於八十三年六月一日在新莊分局刑事組製作之警詢、第一審法院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之訊問筆錄（見八十三年度感裁字第八九號卷第七至九頁、第十八至二十頁），上訴人確以秘密證人Ａ１之身分於前後二次筆錄中誣指黃國鎮對其傷害、恐嚇勒索之流氓行為，而定其取捨，於理由內已詳敘取捨證據與其得心證之理由，依上開說明，原判決並無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情形。原判決雖未逐一敘述其中細節歧異部分如何不足採取之理由，稍嫌疏漏，然上訴意旨就上開細節稍有出入之證據究竟如何足以動搖原判決，並未具體說明，仍應認其於原判決之主旨不生影響，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之規定，自不得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二）傳訊證人與否，審理事實之法院本有自由裁酌之職權。證人羅鵬程已於第一審、原審更一審調查時均經合法訊問（原審更一審調查時更與黃勝裕以隔離方式訊問），按諸當時有效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六條，難謂違法。嗣上訴人雖再聲請傳訊該證人，原審亦依其聲請傳喚羅鵬程於九十四年六月二十四上午九時三十分到庭，惟屆期該證人未到庭，有卷附原審法院送達證書在卷可考。又原審於九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審理期日詢問上訴人之辯護人：聲請傳訊證人羅鵬程未到庭有何意見？辯護人雖答稱：希望能再傳他出庭。然審判長復詢問上訴人及其辯護人：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上訴人及其辯護人均答稱：無（見原審更二卷第九十九、一０三頁）。則原審未再傳訊或拘提上開證人，為無益之調查，要屬其自由裁酌職權之行使，並無違法可言。另是否傳訊證人，既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則證人之傳訊與否，審理事實之法院本有自由裁酌之職權，原審認本件事證已明，未傳訊上訴人所稱之秘密證人Ａ２、Ａ３，亦無違法可言。上訴人執此指摘，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三）按採證、認事及證據之證明力，法院依法有自由判斷之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之行使，苟係基於普通日常生活之經驗，而非違背客觀上應認為確實之定則者，即屬合於經驗法則，不容當事人任意指摘。原審更一審判決關於陳雄輝如何將上訴人誣指黃國鎮流氓情節之申述內容，提供不知情同事辦理提報流氓之理由及依據；及黃勝裕究竟僅係單純依上訴人陳述，對上訴人製作筆錄？抑或經由陳雄輝提供資料而書寫一份誇大事實之筆錄，要求上訴人簽名？原非無疑。惟本次更審判決已於理由一之（三）詳為說明其憑以認定上訴人有上開犯行之依據及心證理由，係原審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亦係基於吾人日常生活之經驗，未違背客觀上應認為確實之定則，自不容漫指為違法，而據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有罪判決書之事實為適用法令之根據，法院固應將認定之犯罪事實詳為記載，始足為適用法令之基礎，惟其所記載之犯罪事實，非必要拘泥於一定之形式，如從實質上觀察，已足認其與犯罪構成要件相當，即不能以其記載之形式而認其為違法。原判決事實認定：上訴人乃於八十三年六月一日前往台北縣警察局新莊分局以秘密證人Ａ１身分由警員黃勝裕製作警詢筆錄；……由陳雄輝……將上訴人誣指黃國鎮流氓情節之申述內容……提供予黃勝裕製作警詢筆錄。理由則說明：本件係由陳雄輝主導偵辦黃國鎮流氓案件，而該次警詢筆錄係由黃勝裕負責製作，亦經黃勝裕證述在卷。則由主導案情之陳雄輝提供誣指黃國鎮流氓情節之申述內容，交由依職責應製作該次警詢筆錄之黃勝裕，以詢問上訴人方式製作警詢筆錄，係其本諸經驗法則而為判斷，尚難謂於法有違。上訴意旨，任意指摘，亦不得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其餘上訴意旨，漫指原判決有採證違法、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云云，核係就原審採證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任意指摘，俱無從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其所指違背法令之形式，核與首開得為第三審上訴之法定要件不相符合。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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