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六一六六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六一六六號

上訴人

甲○○

　　　　　　　　　　號

上列上訴人因搶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四年度上更㈡字第四四八號，起訴案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三七○二號、第四七八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許，攜帶水果刀一支，在桃園縣中壢市○○路與環中東路之交岔口，見乙○○（下或稱鍾某）所駕駛萇記泰安蛋皮公司所有之自用小貨車（車牌號碼Ｗ三－四八三三號）熄火停在路口卸貨（鑰匙未拔下）。上訴人竟萌不法所有之意圖，趁鍾某不及防備之際，衝進該小貨車駕駛座，以上述鑰匙啟動該小貨車加速駛離。鍾某自後追趕，並攔乘不詳姓名男子所駕駛之車輛在後緊追。嗣追至同市內壢火車站前之中華路，適上訴人遇紅燈停止，鍾某及該不詳姓名男子即上前分別打開小貨車之兩側車門。上訴人見狀即跳下小貨車逃逸，惟遭上述不詳姓名男子扯下其所穿之藍色外套一件（口袋內裝有水果刀一支、太陽眼鏡一付，及上訴人之身分證一枚）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攜帶兇器，搶奪他人之動產罪刑。已敘明上揭事實，業據被害人乙○○迭次指證不移，並有上訴人之藍色外套一件，以及裝於該外套口袋內之水果刀一支、太陽眼鏡一付，及上訴人之身分證一枚扣案可資佐證。而查鍾某與上訴人素不相識，彼此亦無怨隙，若無其事，應無設詞誣陷之理。參以上訴人經法務部調查局實施測謊結果，其否認搶奪鍾某之車，及否認曾與鍾某拉扯而被扯下外套等語，均呈說謊反應，有該局測謊報告書一份附卷可稽，益徵鍾某之指證非虛，應堪採信；為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以上訴人雖否認犯罪，辯稱：扣案之藍色外套及其身分證，係其妻徐麗萍（下或稱徐女）於案發前一（二十四）日放於機車菜籃內遺失，且已於同日向警方報案。又鍾某與承辦本案之警員楊樹瀛認識，而伊與楊樹瀛曾有傷害（刑求）之訴訟糾紛，本案係遭楊樹瀛設計陷害。再鍾某雖稱曾向內壢派出所報案，但該所並無其報案之紀錄，可見其指訴不實。此外，若扣案之水果刀為伊所有，其上應存有其指紋，且該水果刀能否裝入其藍色外套之口袋內亦待研求云云。然查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辯稱：徐女於案發當（二十五）日穿伊所有之藍色外套出門送小孩上學及買菜，將該外套放在機車菜籃內而被竊云云。惟徐女於警詢時則證稱：伊於案發當（二十五）日騎機車載上訴人至內壢火車站，將上訴人之藍色外套置放在機車菜籃內而失竊云云，二人所述已有不符。且上訴人於原審上更㈠審陳稱：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伊父過世作七，原擬回南投老家，惟到火車站後，因其姊稱不用回去了，故未回南投老家，伊即搭計程車返回住處云云，亦與徐女於警詢時所稱：伊係於同年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許，騎機車載上訴人至內壢火車站候車返回南投老家等語不合。且上訴人既由徐女騎機車搭載至內壢火車站，若因故取消返鄉之行，自可再搭乘徐女之機車返家，何以卻自行改搭乘計程車返家？況上訴人既稱其藍色外套口袋內裝有身分證及金融卡等重要證件，竟未隨身攜帶，而任意放置於其妻機車菜籃內，甚至遠行南投時，亦未取出攜帶於身上，嗣證件遺失後，復未申請補發，顯與常情有悖，是其所辯及徐女所陳均難採信。又徐女警詢時雖證稱伊係於案發當（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至十一時許至仁愛派出所報案云云。然上訴人於原審上更㈠審卻陳稱：徐女係於案發之前一（二十四）日報案云云，其二人就徐女報案日期所陳亦不一致。且經發回前原審向桃園縣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下稱中壢分局）查詢徐女之報案紀錄結果，據該分局函覆稱該所並無徐女之報案紀錄，有該分局覆函一件附卷可稽。

經發回前原審向中壢分局仁愛派出所調閱該所自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起，至同年月二十八日止之員警工作紀錄簿，亦查無徐女報案之資料，可見上訴人及徐女所稱曾於案發當日或前一日向警方報案失竊一節，亦非可信。又警員楊樹瀛與鍾某均否認彼此認識，楊樹瀛亦否認與上訴人有何傷害（刑求）之訴訟糾紛，原審復查無楊某有被訴傷害（刑求）之刑案紀錄，上訴人亦不能舉出其與楊某間存有訴訟糾紛之事證，則其空言指稱遭楊某與鍾某設計誣陷一節，亦不足憑採。至上訴人雖提出所謂「報案紙條」一張為證，然該紙條並非公文書或報案證明，亦無製作人之姓名，且其上記載「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值班邱萬賜」等文字，亦與徐女所稱該紙條係於案發當（二十五）日，或前一（二十四）日至仁愛派出所報案失竊而取回一節不合，則該紙條自不足以證明徐女曾於前揭日期向仁愛派出所報案之事實。又發回前原審向中壢分局函查結果，雖無鍾某報案之紀錄。惟據桃園縣警察局刑警大隊第二組組長林國基證稱：本案係先由內壢派出所通報中壢分局刑事組，再由刑事組傳真至刑警大隊，因通報單上有被害人鍾某之電話號碼，伊等乃直接打電話通知鍾某到隊裡查辦等語。則本案既已由內壢派出所通報轉由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刑警隊偵辦，縱內壢派出所未對鍾某製作報案紀錄，對於上訴人犯罪事實之認定並無重要關係。再扣案之水果刀一支，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檢驗結果，雖未能驗出有可供比對之指紋，惟尚不能據此排除上訴人曾持用該水果刀之可能。另原審勘驗扣案之水果刀及藍色外套結果，該藍色外套左右口袋均可放進扣案之水果刀。上訴人辯稱該水果刀無法放置於其藍色外套口袋內一節，亦無可取。至警員江榮忠雖於第一審證稱：於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前，有一女子報案稱身分證遺失，其未開立報案三聯單，亦未製作文書紀錄，依其辦案經驗，該名女子係為隱瞞其他事情，始前去報遺失等語。惟依徐女所陳，伊於當（二十七）日係為上訴人遭羈押之故，始央求警員江榮忠開立報案三聯單等語觀之，可見徐女係在上訴人涉案被羈押後，始請求警員江榮忠開立報案證明，以圖為上訴人脫罪，並非於案發當日或前一日向警員江榮忠報案。則警員江榮忠前揭證詞，自不足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再證人黃忠偉雖於原審證稱：伊於案發當（二十五）日自上午九時起至傍晚，均在上訴人住處聊天，並在該處用午餐及晚餐，上訴人之三名子女均在家中云云。惟此與徐女所陳：伊於案發當（二十五）日上午，騎機車載其子女上學，黃忠偉在其家中，惟於中午十二時許離去等語不符。且黃忠偉於原審作證時（九十五年三月十四日），距離案發當日（九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已有五年以上之久，其就原審所詢關於案發前一（二十四）日，與後一

（二十六）日所發生之事，均稱不能記憶，卻偏能詳細記憶案發當（二十五）日發生之事，不無蹊蹺，可見其所述要係迴護上訴人之詞，亦不足採信。此外，證人即上訴人之子女彭鋼治及彭淑映於第一審均證稱：就本件案發當日發生何事，均不能記憶云云，亦不足為採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原判決對於上訴人所辯各語，如何係卸責之詞而不足以採信，以及證人徐麗萍、黃忠偉、江榮忠、彭鋼治、彭淑映等人所述，如何均不足以採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亦於理由內一一詳加指駁及說明。核其所為之論斷，俱與卷內資料相符，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

上訴意旨略以：鍾某陳稱扣案之水果刀，係由不詳姓名之男子自歹徒身上扯下之藍色外套口袋內起出，並非其親自從歹徒身上取得，此係傳聞供述，應不得採為論罪之依據。且扣案之水果刀既未能驗得伊之指紋，即不能認係伊所有，原判決採為犯罪之證據，自有不當。又伊與警員楊樹瀛確有傷害（刑求）之訴訟糾紛，原審未詳加查證，遽認伊所述不實，亦有未合。再鍾某稱案發後曾向中壢派出所報案，但該所並無鍾某報案之紀錄，原審未予詳查，亦有違誤。又警方僅以伊本人及照片供鍾某指認，並未安排其他人及照片一併命鍾某指認，其指認程序亦非適當。再伊自始即表明未涉及本案，並主張係遭鍾某誣陷，原判決竟謂伊對於鍾某在警詢之陳述並未聲明異議，亦有不合云云。惟查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查原判決就其如何認定上訴人有前揭攜帶兇器搶奪他人財物既遂之犯行，已詳敘其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且對於上訴人所辯暨前揭證人等所述如何不能採為其有利之認定，亦於理由內指駁論敘綦詳。而鍾某證稱扣案之水果刀，係前揭不詳姓名之男子自歹徒身上扯下之藍色外套口袋內起出等語，係就其親見之事實而為陳述，並非聽聞自他人之陳述。上訴意旨謂鍾某所陳係「傳聞供述」，而不得採為證據，自屬誤會。又扣案之水果刀雖未能驗得可供比對之指紋，然此有可能係因指印痕跡不足或過於模糊，或曾被擦拭等原因所致，尚不能據此排除該水果刀為上訴人所有之事實。況該水果刀係在扣案之藍色外套口袋內起獲，而上訴人又坦承該藍色外套係其所有，原判決因而認定該水果刀係上訴人所持有，核與經驗法則無違。上訴意旨並未說明原判決此項認定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漫指原判決不當，亦無可取。再鍾某除直接與行搶之歹徒接觸、緊追及拉扯之外，並由協同追趕之不詳姓名男子扯下歹徒之藍色外套，嗣又在該外套口袋內起出上訴人之身分證，然後將該身分證提供警方查辦。警方依據該歹徒所遺留之身分證調出上訴人之前科照片及口卡資料，並通知上訴人到案供鍾某當面指認。是鍾某至警局指認犯人之前，既已經知悉行搶歹徒之相貌、姓名及身分，則警方命鍾某當面指認上訴人或指認其照片，僅係進一步確認犯人之身分而已，此與一般被害人在尚不知犯人實際身分之情形下，由警方安排指認犯人之情況有別，應無指認錯誤，或受警方暗示、誤導之可能，對於人權之保障及發現真實並無影響，自無命鍾某就其他人及照片一併指認之必要。故警方縱未安排其他人及照片一併命鍾某指認，亦難謂其指認程序不當。上訴意旨執此指摘警方指認程序不當，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此外，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同意作為證據，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二項規定甚明。原判決以上訴人於原審調查證據時，已知悉鍾某警詢及偵查中為其不利之陳述。而鍾某上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除法律有規定外，不得作為證據。但上訴人於原審辯論終結前，並未對鍾某此項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因而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二項規定，視為上訴人已同意作為證據，於法尚無不合。上訴人於法院調查審理中雖辯稱未涉及本案，並主張係遭楊樹瀛及鍾某誣陷云云。但此係對於實體犯罪事實之申辯，並非對於鍾某前揭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之範疇。上訴意旨謂其已就鍾某前揭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云云，要屬誤解。至其餘上訴意旨，無非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暨原判決已明確認定詳細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並仍就其有無搶奪財物之單純事實為爭執，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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