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八五八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八五八號

上訴人

甲○○

5樓（選　　任辯 護 人　謝崇浯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擄人勒贖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六年度上更㈡字第五二四號，起訴案號：台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四年度偵字第四七四八號、偵緝字第四九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甲○○部分科刑之判決，經比較刑法新舊規定後，改判依修正前刑法牽連犯規定，從一重仍論處上訴人共同意圖勒贖而擄人罪刑（處有期徒刑九年）。固非無見。

惟查：㈠、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之傳聞法則例外，得為證據，必須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陳述，與渠嗣於審判中所供不符，而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始得為證據。倘被告以外之人，未於審判中以證人身分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接受詰問，或所供與渠先前審判外之陳述並無不符時，則其前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縱有特別可信之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要不能依上開傳聞例外規定，認其具有證據能力，而採為論罪之基礎。原判決於理由內先就證人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說明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證人在審判中所為證言，或有全盤考量得失因素，渠警詢陳述，與審判中有不符時，徵之全部卷證資料，其警詢陳述尚無顯不可信情事，又其警詢陳述與事實發生時隔最為接近，較為可採，不生迴護對象，且係證明犯罪事實存在必要，自得為證據。嗣則依憑已判決確定之共同正犯黃韋樺、胡恒嘉、被害人馮永明及證人游念潔、張偉明於警詢所為審判外供述，資為認定上訴人確有本件擄人勒贖罪之主要論據。似係以上開證人警詢之審判外陳述，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所定例外情形，乃認其具有證據能力。然原判決理由非但未扼要說明上開證人警詢之審判外陳述，與渠等審判中之供述有如何不符情形，其中於引用黃韋樺、胡恆嘉二人警詢及第一審所為供證時，甚且謂渠等先後所供一致等語，亦即無何不符之處，乃竟依上開傳聞例外規定，遽認渠等警詢所為審判外陳述，具有證據能力，而採為判決基礎，自有採證違背證據法則及判決理由前後矛盾之違法。㈡、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之二關於傳聞法則例外規定，所謂「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屬「信用性」之證據能力要件，而非「憑信性」之證據證明力，故法院自應就其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以判斷其陳述是否出於真意、有無違法取供等其信用性已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情況，加以論斷說明其憑據。乃原判決於說明本件證人警詢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二規定，應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時，並未依此具體簡要說明其先前警詢之審判外陳述，如何具有特別可信性，徒以證人警詢之陳述，與審判中有不符時，其警詢陳述與事實發生時隔最為接近，較為可採，不生迴護對象等語，遂認其審判外陳述具有「特別可信性」，而認其例外具有證據能力，自非適法。㈢、結合犯乃係將二以上之獨立犯罪行為，依法律規定結合成一罪，其主行為為基本犯罪，舉凡利用基本犯罪之時機，而起意為其他犯罪，二者間具有意思之聯絡，即可成立結合犯，至他罪之意思，不論起於實行基本行為之初，即為預定之計畫或具有概括之犯意，抑或出於實行基本行為之際，而新生之犯意，亦不問其動機如何，只須二行為間具有密切之關連，即可認與結合犯之意義相當。故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三款犯強盜而擄人勒贖罪之結合犯，係著眼於強盜與擄人勒贖間，接連發生之可能性高，危害亦鉅，乃依法律規定，結合強盜、擄人勒贖二個獨立之犯罪行為，而成為一個犯罪，並加重其刑；其成罪並不以二者均出於預定之計畫為必要，僅須發生在時間上有銜接性，地點上具關連性即可，初不問係先強盜後擄人勒贖或先擄人勒贖後強盜，均足構成本罪。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上訴人與已判決確定之楊天雨、黃韋樺、胡恒嘉基於擄人勒贖之犯意聯絡，於擄得馮永明，將之綑綁、拘禁在台北縣五股鄉○○路○段七一－一二號楊某住處期間，除要馮某打電話籌款贖身外，並強取其身上行動電話二支、花旗銀行信用卡二張、荷蘭銀行信用卡、上海銀行金融卡、身分證、健保卡、汽車駕照及新台幣一萬一千元等情。

如果無誤，則上訴人基於擄人勒贖犯意，於擄禁馮永明期間，復在其遭綑綁不能抗拒情形下，強取其財物，自應構成上開強盜擄人勒贖之結合犯罪名。乃原判決認其所為僅成立擄人勒贖罪，要與所認定事實不相符合，而有理由矛盾及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以上，或係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關於上訴人部分仍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原判決不另諭知無罪部分，基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併予發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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