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三０九三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三０九三號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甲 ○ ○

選任辯護人

楊 玉 珍律師

被告

乙○○○

　　　　　　　　　　　之6號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八年度選上更㈠字第九號，起訴案號：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六年度選偵字第三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甲○○、乙○○○有其事實欄所載之投票行賄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等科刑之判決，改判仍依集合犯關係，論被告等以共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量處甲○○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五年，並向公庫支付新台幣（下同）十萬元，褫奪公權四年；乙○○○有期徒刑一年八月，緩刑四年，並向公庫支付八萬元，褫奪公權四年。已詳敘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被告等之辯解何以不足採信，並已逐一加以指駁及說明，俱有卷存之證據資料可資覆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投票行賄罪，依其構成要件文義觀之，並未規定必須向多數人行賄，始得成立該罪，實無從認定立法者本即預定該犯罪之本質，必有數個同種類行為而反覆實行之，如向多人賄選，各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自不應論以「集合犯」，原判決就被告等向多數人行賄而觸犯上述法條之投票行賄罪，論以「集合犯」，顯屬不當。又原判決既說明：被告等行賄之對象僅數人，行賄金額或價值微少，情節較輕，而乙○○○因其夫甲○○競選而參與本件犯行，可責性亦低，認本件情輕法重，犯情堪予憫恕；卻又謂「審酌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表徵，攸關政治之良窳，賄選嚴重破壞民主機制之正常運作及選舉之公平性」云云；前後顯有矛盾。且原判決復依上開矛盾之理由，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亦有未合。再被告等始終否認犯行，態度不佳，原判決分別量處有期徒刑二年及有期徒刑一年八月，並均宣告緩刑，亦屬輕縱云云。惟刑法學理上所稱之「集合犯」，係指立法者所制定之犯罪構成要件中，本質上即預定有數個同種類行為而反覆實行之犯罪者而言。申言之，「集合犯」係一種犯罪構成要件類型，立法者針對特定刑罰規範之構成要件，已預設該項犯罪本身係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具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而其個別行為具有獨立性而能單獨成罪，乃將之總括或擬制成一個犯罪構成要件之「集合犯」行為；此種犯罪以反覆實行為典型、常態之行為方式，具侵害法益之同一性（即侵害單一之法益），在刑法評價上為單數之構成要件行為，且行為人主觀上係出於單一或概括之犯意，因而僅包括的成立一罪（有學者諭為「法定的接續犯」）。其與一般所謂「接續犯」之區別，在於接續犯所適用之構成要件行為，並不具反覆實行之特質，非屬立法規範所定之構成要件類型，但因個案情節具有時間及空間之緊密關聯特性，故亦包括的論以一罪（學者諭為「自然的接續犯」）。故是否集合犯之判斷，在主觀上應視其反覆實行之行為是否出於行為人之一個單一或概括之決意而為，在客觀上則應斟酌法律規範之本來意涵、實現該犯罪目的之必要手段、社會生活經驗中該犯罪必然反覆實行之常態等事項，並秉持刑罰公平原則，加以判斷，俾與立法意旨相契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罪，就該罪規定之本來意涵而論，係在藉以防制賄選，以維護純淨之選風，而保障選舉之公正、公平與正確。從其犯罪構成要件觀察，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即所謂「買票」），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其內涵。而賄選買票，依通常社會經驗，恆需分別對多數有投票權人同時或先後進行多次同種類之賄選買票行為，始有可能獲得足以影響投票結果之票數。否則若僅對單一有投票權之人實行一次賄選行為，顯然無從達到其犯罪之目的，故該罪在客觀上自以反覆或延續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常態，而依此項犯罪特質，應足資判定立法者於制定該罪之構成要件中，原即預定有數個同種類之賄選行為將反覆實行，其中每一次個別之賄選行為均能單獨成罪，但該罪反覆實行之複次賄選行為，僅侵害單一之選舉法益，在刑法評價上應為單數之構成要件行為。而就行為人犯該罪之目的而言，係就某次特定選舉，預期以賄選之方式影響該次選舉之結果，使特定之（一位或多位）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而為達此犯罪之目的，既需分別對多數有投票權人同時或先後進行多次賄選買票行為，故其主觀上顯係以單一或概括之決意，而反覆實行其賄選之行為，顯已具備學理上「集合犯」

之各項特質。況該罪之法定本刑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其處罰極重；若於刑法刪除連續犯之後，對於為達同一目的而反覆實行之多次賄選買票行為，不依「集合犯」論以一罪，而論以複數之犯罪（即一罪一罰），並依上述法定刑範圍，就其每一次賄選買票行為予分論併罰，顯屬過苛，而有違刑罰公平原則。故綜合該罪規定之本來意涵、構成要件特質、侵害法益之單複、行為人犯罪之決意、目的及刑罰之公平原則以觀，就特定選舉而言，行為人為達其影響選舉結果之同一目的所為先後或反覆多次之賄選行為，於刑法評價上自應論以「集合犯」一罪，始為適當。至不同選舉之賄選行為，應屬各別犯意，自非同一「集合犯」之範疇。原判決以被告等基於賄選之犯意聯絡，而為上揭數個反覆實行而交付賄賂之行為，基於足以使甲○○當選之賄選目的，反覆向多數人交付賄賂，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因認其等先後多次投票行賄所為，在刑法評價上應僅成立「集合犯」一罪，已本於上揭法理詳加闡述說明，經核於法無違。又原判決對於其如何認定被告等犯罪情狀均堪予憫恕，而認應依刑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亦已詳敘其理由，於法並無不合。至原判決理由謂：被告等行賄之對象僅數人，行賄金額或價值微少，其情節與大規模買票者顯然較輕，而乙○○○因其夫甲○○競選而參與本件犯行，可責性亦低，認本件情輕法重，犯罪情狀堪予憫恕等旨，係在說明其憑以認定被告等犯情堪予憫恕之理由；而原判決理由另稱「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表徵，攸關政治之良窳，賄選嚴重破壞民主機制之正常運作及選舉之公平性」云云，係在強調賄選行為對於民主政治之正常運作及選舉公平性之破壞，其理由難謂有何矛盾情形，上訴意旨謂原判決上開理由矛盾，顯屬誤會。再刑罰之裁量，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所量定之刑度，並未逾越法定刑之範圍（即外部界限），亦無顯然失輕、失重而違背罪刑相當原則（即內部界限）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論被告等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第一項之投票行賄罪，先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酌減其刑後，再審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各款情狀，量處甲○○有期徒刑二年，乙○○○有期徒刑一年八月，其所量定之刑既未逾越該罪法定刑之範圍，亦無顯然失輕、失重而違背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亦難指為違法。綜上，本件上訴意旨所云，無非就原判決所為關於本件被告等所為應成立「集合犯」一罪之法理上論斷，再事爭辯，並就原判決依刑法第五十九條酌減其刑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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