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黃翊鎧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65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翊鎧與同案被告劉佩如（業經本院通緝中，下以姓名稱之）前為男女朋友，被告與告訴人單洺蕾有債權債務糾紛，詎其等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6月27日5時35分許，由劉佩如駕駛被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一同前往告訴人位於桃園市○○區○○○街000○0號2樓住家社區，俟由稍後1小時以後到達之吳灝笙（所涉竊盜部分，由檢察官另案提起公訴，復由本院另案審結）以不明方式破壞門鎖進入該址屋內後，被告與劉佩如隨後亦進入告訴人屋內（侵入住居部分未據告訴），共同竊取屋內告訴人所有之錢包1個、黃金戒指1對、耳環2對、SWITCH遊戲機1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摺簿及印章（起訴書原記載失竊物品為「錢包1個、黃金戒指、珍珠手環、耳環各1對、SWITCH遊戲機1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摺簿及印章」，然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程序當庭更正如前所述）等物。得手後，被告與劉佩如即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逃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足資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劉佩如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吳灝笙於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告訴人上址住處遭翻亂竊盜之照片、路口監視器翻拍照片、上址地下室停車場監視器翻拍照片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與劉佩如一同進入告訴人上址住處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加重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竊取告訴人上開物品，我去的時候門是開著的，進去之後，看到東西都打包了，我就去大樓樓下的中庭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上開時間，搭乘劉佩如所駕車輛一同前往告訴人上址住處，並進入該址屋內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坦承在案，並有告訴人住處現場照片、住處外路口及地下室監視器截圖照片（偵卷第41-46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卷第47頁）存卷可查。上開事實，固堪予認定，然從被告有進入上址屋內之事實，尚不足以認定被告即因此有為加重竊盜行為。

㈡而告訴人固於警詢指述：我CK錢包1個（內有證件）、黃金戒指1對、耳環2對、SWITCH遊戲機1臺、中國信託存摺及印章等物遭竊，我將首飾放在我房間床頭櫃內，遊戲機及錢包放在我兒子房間、存摺及印章放在我女兒房間。房子是我承租的，平時為我、兒子及女兒所居住，大門有遭到破壞，家中沒有裝設監視器。被告與劉佩如是我先生的朋友，我先生與其等有金錢糾紛等語（偵卷第27-31頁）。然證人吳灝笙於偵查中證稱：告訴人也沒辦法舉證她家裡有錢包、戒指、耳環、遊戲機及中國信託存摺、印章等語（偵卷第162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進去告訴人家中沒有看到告訴人有錢包1個、黃金戒指、耳環、手環、遊戲機及中國信託存摺、印章等語（易字卷第161頁）。足見，告訴人上址住處屋內並未裝設監視器，且告訴人並未親眼目睹被告與劉佩如行竊上開物品之過程，又告訴人所述與證人吳灝笙之證述並不一致，告訴人亦無提出失竊物品之購買證明，警方亦未自被告或劉佩如處扣得前開失竊物品，自難僅憑告訴人單一指述，遽認告訴人指述遭竊取前揭物品乙節為真實。

㈢此外，公訴意旨所舉劉佩如於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住處照片、路口及地下室監視器翻拍照片等證據，僅可證明告訴人住處門鎖有遭破壞、物品擺放不整齊之痕跡，以及被告與劉佩如於案發時有至告訴人上址住處之事實，然尚不足以佐證係被告有為本案加重竊盜犯行，自難逕以前述罪責相繩。

四、綜上所述，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加重竊盜罪罪嫌，所提出之證據仍存有合理懷疑，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不得僅憑推測或擬制之方法，即率為被告有罪之論斷，而被告之犯罪既不能證明，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依法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曾耀賢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仲慧、詹佳佩、王俊蓉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