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杜絕過去「收錢有罪，送錢沒事」的不良社會現象，消除民間積習已久的紅包文化，以革新政治風氣，確保政府公務之適當與公正運作，貪污治罪條例特別增訂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也就是，民眾除了不能提供好處(金錢、物品、飲宴或性招待等)，要求公務員做「不合法」的事(違背職務行賄罪)，也不能提供好處，要求公務員做「合法」的事，例如建設公司雖然按照法規或合約規定施工，但為了儘快收取尾款，而提供好處給承辦公務員，希望該公務員能夠趕快通過驗收。所謂「不違背職務」，係指公務員在職務權責範圍內應該做或可以做的行為。而「行賄」則是指基於要求公務員依法行使特定職權之目的，而主動向公務員表達願意提供不法利益的意思。這種提供好處的意思一經傳達給該公務員得知，不論該公務員是否同意配合，該犯罪(行賄罪)就已經構成，最重可以判處3年有期徒刑。

行政法爭議事件的司法訴訟，狹義的行政訴訟，指專由行政法院職司審理的公法上爭議。廣義的行政訴訟，還包括由一般法院審理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訴訟、國家賠償訴訟，及根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聲請大法官解釋的憲法爭議等。

受益原則是指依納稅義務人從公共支出中獲得利益的大小，作為稅費負擔分配的標準，因為納稅義務人從政府提供的公共支出獲得好處，所以政府能向他們要求負擔稅費，這類似「使用者付費」的概念，從而稅費的分配就要以其受益多少為依據，受益較多的義務人要多繳，受益少者則少納。司法院釋字第212號解釋文說：「各級政府興辦公共工程，由直接受益者分擔費用，始符公平之原則，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本此意旨。」就是受益原則的實際運用。

指交由具有專業知識的機關團體來進行鑑定。例如囑託醫院、學校或會計師公會來鑑定。機關鑑定的用意，原本是考量這些機關有厲害的專家與足夠之設備，比較能作出好的鑑定結果，所以現行大多數刑事案件的鑑定都採取機關鑑定的方式。司法院也備有鑑定機關名冊。雖然機關鑑定具有其便捷性，但是因為機關鑑定並無法得知到底是由何人實際進行鑑定，因此在法院有需要傳喚鑑定人到庭時，容易產生困擾。

代理人的代理權是根據法律規定而發生者。例如：未成年子女或監護人的法定代理人（民法第1086條第1項、第1098條第1項）、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民法第1003條第1項）、公司負責人為公司的法定代理人（公司法第8條）等。

國家刑罰權的正確實施，除了必須發現真正的犯罪行為人外，也有賴事證蒐集的完備與周妥。如果足以影響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事實認定的證據，遭到偽造、變造、湮或隱匿，導致刑事司法權無法正確有效行使，不僅讓真正的犯人逍遙法外，也可能讓無辜之人蒙受冤屈，公平正義將蕩然無存。因此，刑法第165條針對這種妨害司法權正當行使的行為，設有處罰規定。所謂偽造，是指製造虛假的刑事證據；變造，則是指將原本真實的證據加以竄改、變更，導致證據失去或減損它原有的證明力；湮滅是指淹沒、毀滅，使證據不復存在或失去證明效用；隱匿則是指將證據加以隱藏，讓他人無法或不易發現等行為。除此之外，如果使用他人所偽造、變造的證據，則會成立使用偽造或變造證據罪，同樣是會受到刑法第165條規定的處罰。又為了讓國家刑罰權錯誤行使可以及早獲得糾正，如果犯了刑法第165條之罪，而在他人刑事被告案件裁判確定前，向司法機關承認自己有偽造、變造、湮滅、隱匿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等行為，依法可以減輕或免除其刑。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民法有關婚姻章的規定，未讓相同性別的二人，得為了經營彼此共同生活的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結合關係，在這個範圍內，違反了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的意旨。基於上述解釋意旨，108年5月22日制定公布、同年5月24日施行的「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2條明文規定，相同性別的二人，得為了經營共同生活的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結合關係。

特別法律關係，傳統觀點認為是特別權力關係，指人民因法律規定、當事人意志或特定事實而產生一定身分或地位，從而與公行政間形成超過一般情形、特別密切的特殊權力支配關係，例如公務員、軍人、學生、受刑人等。此關係強調行政主體的優越性與受支配者的服從性，在此關係下，具有該等身分或地位的人民不得主張享有基本權利，也不得向法院尋求救濟。但近20餘年來已逐漸被認為與法治國原則有所背離，在司法院大法官多件解釋的影響下，已逐步突破限制，特別在司法救濟方面有顯著的改善。新近觀點則認為特別法律關係和特別權力關係不同，且應取代特別權力關係的概念，其內涵有：1、存在當事人對立及相互間權利義務，不以單方面權力為特色。2、加諸之義務須有法的依據且須明確。3、特別規則存在，須具有合理目的，且對基本權利限制仍受法律保留原則支配。4、權益受損害時，仍得提起爭訟。

每個人為求生存而以自身的勞動力所取得擁有的東西，除了包括往昔所認為的物之所有權（如擁有土地、房屋、設備等）外，現今也擴及所有具有財產價值的有形及無形的權利（如享有商標權、股權、公職人員退休金請領權等），並透過國家制度來承認、建立及保障（如憲法第15條）。原則上，人民可對其財產權來進行使用、收益或處分等行為，在受有不法侵害時，可依法尋求司法救濟來排除，惟在例外情形下，國家仍可依法對人民財產權予以限制，而給予合理補償。

「不當勞動行為」的原始核心意涵，是指雇主意圖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所採取的不公平行為。隨著集體勞資關係的發展，此一概念也包含勞方於集體勞資關係中的不當行為。「不當勞動行為」是雇主與勞工雙方不正當地侵害對方集體勞動基本權行為的總稱。詳言之，雇主與勞工之間的契約關係雖然是以契約自由、私法自治為基礎而訂定。不過，雇主處於優勢談判地位，則是勞動關係的現實。為了避免缺乏談判實力的勞工被迫接受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勞動基準法規定了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以保護個別勞工的權利。但是，勞動基準法只能緩和勞工在契約上不對等的地位，確保勞工可以獲得最低勞動條件。勞資雙方的最適勞動條件，則不可能以法律硬性規定，因為最適勞動條件終究仍受市場法則的支配，必須經由勞資雙方談判，才能得到最適的結論。而勞動基準法不能改變個別勞工缺乏談判力量之現實，只能藉由保障「集體勞動權」的方式，保障勞工組織工會，並在一定的行為規範下，與資方談判，藉以達成適切的集體勞動條件。不過，雇主對於勞工本來就掌握人事懲戒權、管理權、制定工作規則等大權，這些「勞動行為」可以拿來改善公司運作效率、維持工作場合公平，卻也可以拿來打壓工會幹部、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如果勞工因參與工會而受到雇主的不利益待遇，或者工會之活動受雇主支配介入，則勞工之集體勞動權仍然無法獲得保障。立法者為了杜絕上述「不當勞動行為」，就以「勞動三法」，也就是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保障勞工組織工會或參與工會活動的團結權、與雇主簽訂團體協約之集體協商權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之集體爭議權。其中，工會法第35條禁止及雇主對勞工行使勞動三權時，支配介入之行為或不利益待遇等不當勞動行為；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禁止勞資雙方拒絕協商或不以誠信原則進行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另為避免訴訟曠日廢時，遭到打壓的工會以及工會成員經常無力承擔冗長的時間成本，為了能快速解決不當勞動行為爭議，勞資爭議處理法第四章規定有關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程序，藉以儘速回復平穩的集體勞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