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上具有法人資格的法人團體，它們就像自然人一樣享有法律上的權利與義務，可以發起或接受訴訟等。法人能夠以政府、法定機構、公司等形式出現，但不可以個人（自然人）的形式出現，即法人必須是組織

指規範於行政法中具刑事法律效果之規定，屬廣義刑法，如公司法第9條第1項。除有特別規定，仍適用刑法總則相關法條，如刑法第12條，於行政刑法適用之，此類案件同樣依刑事訴訟程序予以追訴、審判及執行。

公司解散後，由清算人進行了結剩餘債權債務事宜。公司清算必須向法院聲請備查，清算完畢後，法人格才完全消滅。

1. 法律雖是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但綜合判斷法律的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的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後，可得知法律也有保障特定人的意旨時，該個人即可主張享有某種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而可透過司法加以救濟。保護規範理論就是探求人民有無應受保障的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的解釋方法。 2. 法律雖然是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的規定，但就法律的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想要產生的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也有保障特定人的意旨時，該法律就屬於保護該特定人的規範。以行政處分來說，第三人雖然不是處分的相對人，但作成處分所依據的法律如果也具有保障該第三人的意旨時，第三人具體主張其權益因該處分受損害，而為該處分的利害關係人，即應准許其依法請求救濟（請參考本院釋字第469號解釋理由書）。

司法院依公證法規定遴任，得執行公證、認證業務之人（公證法第24條）。民間公證人雖非正式的公務員，但因其辦理公證、認證文書效果與法院公證人相同，且與法院公證人都同樣受司法院監督、管理，故具有準公務員性質。

空氣污染防制法中所稱的公私場所，包括從事營利、工商活動行為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始得設立的公司、工廠（場）及商業場所等工商廠、場，以及非從事營利或工商活動的機關、學校、教會、寺廟等非工商場、廠。依該法第6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未符合標準者，處新臺幣（下同）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如果違反者為工商廠、場，則處 10 萬元以上 2000 萬元以下罰鍰。上開規定主要考量從事營利及工商活動的工商廠、場，具有較高的經濟資力，因此處以較高罰鍰金額，以督促其履行行政法義務，達到落實污染改善的目的。

特別法律關係，傳統觀點認為是特別權力關係，指人民因法律規定、當事人意志或特定事實而產生一定身分或地位，從而與公行政間形成超過一般情形、特別密切的特殊權力支配關係，例如公務員、軍人、學生、受刑人等。此關係強調行政主體的優越性與受支配者的服從性，在此關係下，具有該等身分或地位的人民不得主張享有基本權利，也不得向法院尋求救濟。但近20餘年來已逐漸被認為與法治國原則有所背離，在司法院大法官多件解釋的影響下，已逐步突破限制，特別在司法救濟方面有顯著的改善。新近觀點則認為特別法律關係和特別權力關係不同，且應取代特別權力關係的概念，其內涵有：1、存在當事人對立及相互間權利義務，不以單方面權力為特色。2、加諸之義務須有法的依據且須明確。3、特別規則存在，須具有合理目的，且對基本權利限制仍受法律保留原則支配。4、權益受損害時，仍得提起爭訟。

人民因法律規定、當事人意志或特定事實而產生一定身分或地位，從而與公行政間形成超過一般情形、特別密切的特殊權力支配關係，例如公務員、軍人、學生、受刑人等。此關係強調行政主體的優越性與受支配者的服從性，在此關係下，具有該等身分或地位的人民不得主張享有基本權利，也不得向法院尋求救濟。但近20餘年來已逐漸被認為與法治國原則有所背離，在司法院大法官多件解釋的影響下，已逐步突破限制，特別在司法救濟方面有顯著的改善。

受益原則是指依納稅義務人從公共支出中獲得利益的大小，作為稅費負擔分配的標準，因為納稅義務人從政府提供的公共支出獲得好處，所以政府能向他們要求負擔稅費，這類似「使用者付費」的概念，從而稅費的分配就要以其受益多少為依據，受益較多的義務人要多繳，受益少者則少納。司法院釋字第212號解釋文說：「各級政府興辦公共工程，由直接受益者分擔費用，始符公平之原則，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本此意旨。」就是受益原則的實際運用。

「不當勞動行為」的原始核心意涵，是指雇主意圖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所採取的不公平行為。隨著集體勞資關係的發展，此一概念也包含勞方於集體勞資關係中的不當行為。「不當勞動行為」是雇主與勞工雙方不正當地侵害對方集體勞動基本權行為的總稱。詳言之，雇主與勞工之間的契約關係雖然是以契約自由、私法自治為基礎而訂定。不過，雇主處於優勢談判地位，則是勞動關係的現實。為了避免缺乏談判實力的勞工被迫接受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勞動基準法規定了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以保護個別勞工的權利。但是，勞動基準法只能緩和勞工在契約上不對等的地位，確保勞工可以獲得最低勞動條件。勞資雙方的最適勞動條件，則不可能以法律硬性規定，因為最適勞動條件終究仍受市場法則的支配，必須經由勞資雙方談判，才能得到最適的結論。而勞動基準法不能改變個別勞工缺乏談判力量之現實，只能藉由保障「集體勞動權」的方式，保障勞工組織工會，並在一定的行為規範下，與資方談判，藉以達成適切的集體勞動條件。不過，雇主對於勞工本來就掌握人事懲戒權、管理權、制定工作規則等大權，這些「勞動行為」可以拿來改善公司運作效率、維持工作場合公平，卻也可以拿來打壓工會幹部、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如果勞工因參與工會而受到雇主的不利益待遇，或者工會之活動受雇主支配介入，則勞工之集體勞動權仍然無法獲得保障。立法者為了杜絕上述「不當勞動行為」，就以「勞動三法」，也就是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保障勞工組織工會或參與工會活動的團結權、與雇主簽訂團體協約之集體協商權與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之集體爭議權。其中，工會法第35條禁止及雇主對勞工行使勞動三權時，支配介入之行為或不利益待遇等不當勞動行為；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禁止勞資雙方拒絕協商或不以誠信原則進行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另為避免訴訟曠日廢時，遭到打壓的工會以及工會成員經常無力承擔冗長的時間成本，為了能快速解決不當勞動行為爭議，勞資爭議處理法第四章規定有關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程序，藉以儘速回復平穩的集體勞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