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交由具有專業知識的機關團體來進行鑑定。例如囑託醫院、學校或會計師公會來鑑定。機關鑑定的用意，原本是考量這些機關有厲害的專家與足夠之設備，比較能作出好的鑑定結果，所以現行大多數刑事案件的鑑定都採取機關鑑定的方式。司法院也備有鑑定機關名冊。雖然機關鑑定具有其便捷性，但是因為機關鑑定並無法得知到底是由何人實際進行鑑定，因此在法院有需要傳喚鑑定人到庭時，容易產生困擾。

私有土地因長期供公眾通行使用，形成公用地役關係，土地所有權人對該土地的所有權權能即受到限制。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指出，具有公用地役關係的既成道路，首須為不特定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的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通行的情形；其三，須經歷的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的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至於依建築法規及民法等規定，提供土地作為公眾通行的道路，與因時效而形成的既成道路不同。

為杜絕過去「收錢有罪，送錢沒事」的不良社會現象，消除民間積習已久的紅包文化，以革新政治風氣，確保政府公務之適當與公正運作，貪污治罪條例特別增訂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也就是，民眾除了不能提供好處(金錢、物品、飲宴或性招待等)，要求公務員做「不合法」的事(違背職務行賄罪)，也不能提供好處，要求公務員做「合法」的事，例如建設公司雖然按照法規或合約規定施工，但為了儘快收取尾款，而提供好處給承辦公務員，希望該公務員能夠趕快通過驗收。所謂「不違背職務」，係指公務員在職務權責範圍內應該做或可以做的行為。而「行賄」則是指基於要求公務員依法行使特定職權之目的，而主動向公務員表達願意提供不法利益的意思。這種提供好處的意思一經傳達給該公務員得知，不論該公務員是否同意配合，該犯罪(行賄罪)就已經構成，最重可以判處3年有期徒刑。

係指刑罰的規定，附屬在非刑法的領域裡。例如：公平交易法、證券交易法、商標法、民用航空法、公司法、藥事法等，都不是「刑法」，但這些法裡面，分別隱藏了刑罰的制裁規定。

私有土地因長期供公眾通行使用，形成公用地役關係，土地所有權人對該土地的所有權權能就受到限制。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指出，具有公用地役關係的既成道路須具備的要件，第一，須為不特定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只為通行的便利或省時。第二，在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沒有阻止通行的情形。第三，須經歷的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不一定限定期間要多久，但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已經記不得確實的開始時間，只能大略知道（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

明確性原則是指國家機關公權力的行使應符合明確性的要求，使人民清楚知悉在何種情況下可採取何種行為，何者當為或不當為，違反規定將有何種法律效果。一般而言包含：「法律明確性」、「授權明確性」及「行政行為明確性」三種原則。其中，「法律明確性」是指：法律的規定、內容與範圍必須明確，如此，受法律規範的對象對於何種行為為法律許可，何種行為為法律禁止，都可以事前預見及考量。關於明確性原則的判斷，可以參考大法官於釋字第432號解就法律明確性原則提出的三項判斷標準：1.理解可能性：法律規範須意義並不是難以理解。2.預見可能性：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3.審查可能性：可經由司法審查確認。在刑事法領域常出現的爭議為刑事處罰規定是以法律授權的方式，授權由行政機關明定構成要件的具體內容，即有關於授權明確性的問題，例如：野生動物保護法只有規定「保育類野生動物」指「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的野生動物，具體種類則授權由主管機關訂定，又規定販賣「保育類野生動物」者，會受到處罰，大法官釋字第465號解釋認為相關法律規定內容具體明確，沒有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

受益原則是指依納稅義務人從公共支出中獲得利益的大小，作為稅費負擔分配的標準，因為納稅義務人從政府提供的公共支出獲得好處，所以政府能向他們要求負擔稅費，這類似「使用者付費」的概念，從而稅費的分配就要以其受益多少為依據，受益較多的義務人要多繳，受益少者則少納。司法院釋字第212號解釋文說：「各級政府興辦公共工程，由直接受益者分擔費用，始符公平之原則，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本此意旨。」就是受益原則的實際運用。

依公司法第2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定：有限公司的股東只要1人以上，自然人或法人均可；股份有限公司只要1位法人股東也可以成立。換言之，所謂一人公司係指公司的全部出資或所有股份由1位股東擁有，具有股東名義者僅有1人即屬之。

特別法律關係，傳統觀點認為是特別權力關係，指人民因法律規定、當事人意志或特定事實而產生一定身分或地位，從而與公行政間形成超過一般情形、特別密切的特殊權力支配關係，例如公務員、軍人、學生、受刑人等。此關係強調行政主體的優越性與受支配者的服從性，在此關係下，具有該等身分或地位的人民不得主張享有基本權利，也不得向法院尋求救濟。但近20餘年來已逐漸被認為與法治國原則有所背離，在司法院大法官多件解釋的影響下，已逐步突破限制，特別在司法救濟方面有顯著的改善。新近觀點則認為特別法律關係和特別權力關係不同，且應取代特別權力關係的概念，其內涵有：1、存在當事人對立及相互間權利義務，不以單方面權力為特色。2、加諸之義務須有法的依據且須明確。3、特別規則存在，須具有合理目的，且對基本權利限制仍受法律保留原則支配。4、權益受損害時，仍得提起爭訟。

每個人為求生存而以自身的勞動力所取得擁有的東西，除了包括往昔所認為的物之所有權（如擁有土地、房屋、設備等）外，現今也擴及所有具有財產價值的有形及無形的權利（如享有商標權、股權、公職人員退休金請領權等），並透過國家制度來承認、建立及保障（如憲法第15條）。原則上，人民可對其財產權來進行使用、收益或處分等行為，在受有不法侵害時，可依法尋求司法救濟來排除，惟在例外情形下，國家仍可依法對人民財產權予以限制，而給予合理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