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7年度訴緝字第18號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7年度訴緝字第18號

公訴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甲○○ （另案於臺灣花蓮監獄執行中）

選任辯護人

張秉正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6年度偵字第13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95年11月間，各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在花蓮市自強超市，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與丙○○共3次，另在花蓮市明廉國小附近，以1000元之代價，販賣海洛因與丙○○1次，另在花蓮市中華賓士公司附近，以 1000元之代價，販賣海洛因與丙○○1次。復於 95年12月23日4時30分許，在電話中以1000元之價格販賣海洛因0.03公克予丁○○，並先在花蓮市○○路336巷9號住處，將海洛因0.03公克交付乙○○，委託乙○○轉交丁○○，乙○○於同日 4時50分，在花蓮縣新城鄉○○村○○○街32號前，將第一級毒品海洛因0.03公克交付丁○○。因認被告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之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含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 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 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92年臺上字第128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於上開時、地另涉有違反毒品害防制條例第 4條第 1項之販賣第一毒品罪嫌，無非以證人丙○○、丁○○於警詢、補充偵查及另案偵查（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95年度偵字第6454號，下稱另案偵查）中之結證，證人乙○○於警詢、另案偵查及另案審判（本院 96年度訴字第103號，下稱另案審判）之供述，證人即本案檢舉人於補充偵查中之結證，證人即查獲員警蔡文光於補充偵查及另案偵查之證述，證人即查獲員警葉佳誌於另案偵查中之證詞，及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96年度毒偵字第276號、第284號及第295號起訴書及96年度偵字第1559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法務部調查局 96年1月29日調科壹字第09623008070號鑑定書1紙及另案扣案海洛因.03 公克、香菸盒1個及查獲照片 13張為論據。訊據被告對於上揭事實堅詞否認，辯稱：伊雖認識丙○○、乙○○，但不認識丁○○，而乙○○都用伊綽號「阿哲」對外聯絡買賣毒品，伊與乙○○係合資購買毒品，而供己施用，伊當時住在乙○○所租在中山路跟富強路附近之處所，95年12月22日晚上 10點到23日凌晨約1點以前，乙○○有到中山路來找伊，但乙○○是否有去找丁○○，伊並不清楚等語。

四、證據能力有無之認定：

（一）證人乙○○於另案審理之供述，辯護人雖否認其證據能力，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 1項定有明文，且該條項立法理由說明不問係其他刑事案件之準備程序、審判期日或民事事件或其他訴訟程序之陳述，均係在任意陳述之信用已受確定保障之情況下所為，因此該等陳述應得作為證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 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證人丙○○、丁○○、證人即查獲員警蔡文光、證人即本案檢舉人於補充偵查中之結證，以及證人乙○○、丁○○、丙○○、蔡文光、葉佳誌於另案偵查之供述，均已於供前具結，且檢察官訊問程序，並無違背程序規定，以該供述作成之客觀條件及環境，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 項所言顯不可信之情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 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三）證人丙○○、丁○○、乙○○於警詢之陳述，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且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 1至第159條之 5等法律規定具有證據能力之情形， 故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無證據能力。

（四）法務部調查局96年1月29日調科壹字第09623008070號鑑定書1紙，係檢察機關所委託鑑定，為刑事訴訟法第206所稱之鑑定報告，乃同法第159條第1項所指例外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五）至於其餘本院認定犯罪事實依據之各項證據之證據能力，本件被告及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該等證據已經本院於審理時逐一提示予被告及辯護人表示意見，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為本案證據並無不當，自得採為本件認定事實之基礎，併此敘明。

五、經查：

（一）販賣與證人丙○○部分：證人丙○○於補充偵查中雖證述：伊曾向被告至少購買海洛因5次，詳細交易時間、地點，想不起來，每次購買1000 元之次數較多，大多在自強超市，也有在明廉國小和中華賓士公司等情，惟其於本院與被告對質時，卻改稱：被告並未賣毒品給伊等語，隨後，本院再度訊問證人丙○○，其再度改稱：伊當初要買海洛因的聯繫對象就是被告等語，由此可見，被告是否販賣海洛因給證人丙○○乙節，證人丙○○前後之證述並不一致，是證人丙○○證述被告多次販賣海洛因給伊等語，是否屬實，即非無疑。況且，證人丙○○於偵查中就被告所涉之犯罪時間、地點、次數、交易金額、交易數量等事項，亦未能明確指明，（本院卷第106-107頁 ），且就交易方式，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亦未能說明清楚，就其是否有被告之電話門號，是否親自打電話給被告等事項，前後陳述亦矛盾不一（本院卷第216-217頁 ），佐以證人丙○○陳稱其曾向多人購買毒品等情，然其並未記錄在其筆記本上，本件亦無監聽譯文或帳冊可供比對，從經驗法則觀之，證人丙○○如何確定本件公訴意旨所指之 5次販賣海洛因犯行確係被告所為？是自難遽證人丙○○記憶不清之單一指訴，率即推測被告有販賣海洛因 5次給證人丙○○之事實。至於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96年度毒偵字第27 6號、第284號及第295 號起訴書及96年度偵字第1559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與本案無涉，本件檢察官亦無提出其他物證或佐證，實難認定被告確有販賣海洛因給證人丙○○之犯行。

（二）販賣與丁○○部分：

1.此部分之爭點為（1）被告有無於 95年12月23日以電話與證人丁○○聯繫販賣海洛因？（2 ）被告有無委託證人乙○○將海洛因轉交與證人丁○○？故證人丁○○與證人乙○○分別為此兩爭點之重要關鍵證人，本院分別說明此 2位證人證述之證明力如下：

（1）經查，證人丁○○於補充偵查及另案偵查時雖證稱其向被告聯繫購買海洛因等情，惟於本院接受被告對質時，卻又改稱：伊不認識被告，因警詢時吃藥亂講話，伊真的不認識被告等語，嗣後本院依職權訊問證人丁○○，其再度明確表示：伊不認識被告，被告在庭時，伊陳述並無壓力，伊於補充偵查時，確實係說證人乙○○拿毒品來，但伊真的不認識被告，亦未與被告聯繫買毒品等情，核與其於補充偵查時，一開始亦證述：伊不認識被告等語相符，衡諸常情，一般人對於事物注意、觀察、記憶能力不同而有差異，實無法期待每人對於過往事物發生之時間、地點均能正確陳述，然而被告是否販賣海洛因之基礎事實，並非枝節細微事項，證人丁○○就其是否認識被告，被告有無販賣海洛因給伊等情，卻未能說明清楚，實有違常情，是證人丁○○於補充偵查及另案偵查中證稱被告販賣海洛因等語，其真實性即非無疑。況且，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之犯行，係以電話方式聯絡毒品交易事宜，惟本件證人丁○○於另案偵查中稱其撥打被告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被告聯絡，於補充偵查中則稱被告之電話號碼為0000000000號，然與證人乙○○於另案偵查所供述被告之行動電話為0000000000號有所不同，且證人丁○○於本院審理時，又證稱其對於上開3支電話號碼均無任何印象，而經本院查詢上開3支行動電話之申請人基本資料，其持機人姓名與帳單地址，亦未見與被告有何關聯等情，有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和信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傳真資料各1份附卷可查（ 本院卷第90-93頁 ），而檢察官亦未能證明上開門號為被告所使用，是證人丁○○究竟有無與被告以電話聯絡，而係以哪一門號聯絡，並未交代清楚，是其證詞是否可信，尚非無疑。再者，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辯稱：伊不認識丁○○，而乙○○都用伊綽號「阿哲」對外聯絡買賣毒品，伊與乙○○係合資購買毒品，而供己施用等語，核與證人丁○○於補充偵查中證稱：伊向綽號阿哲購賣毒品，當時來的人就是乙○○等語情節大致相符，是本件亦不排除證人丁○○電話聯絡購買毒品之對象並非被告而另有其人，被告之辯詞並非不可採信，故本件被告是否確有以電話聯繫證人丁○○販賣海洛因之事實，尚難遽以證人丁○○之證詞而認定。

（2）次查，證人乙○○於第一次警詢時否認有何販賣海洛因之犯行，於第二次警詢時始供述其與被告有共同販賣海洛因給證人丁○○之情，惟其於同日另案偵查與嗣後之另案準備程序中，卻又否認被告要伊拿海洛因給證人丁○○等情，直至另案審理時，始供述：當天係被告與丁○○聯絡，因為天氣很冷，伊有車，因此甲○○拜託伊送毒品給丁○○等語，惟證人乙○○於本院中接受被告對質時，卻又改稱：被告有請伊一包海洛因，但被告並未要求伊將海洛因交付與丁○○，伊亦未拿錢回來給被告，當初被抓到會怕，警方問伊毒品來源，伊依照警方之意思才說係被告要求伊送貨等情，經本院訊問證人乙○○為何於另案審理中供述被告之上揭犯行，證人乙○○則沈默不語，有本院審理筆錄、另案審理、偵查及警詢之筆錄在卷可按，可見證人乙○○就本件被告是否與其共同販賣海洛因之事實，從警詢至本院審理，其前後供述即不相一致，是被告有否委託證人乙○○將海洛因轉交與證人丁○○一節，即非無疑。嗣經檢察官告知證人乙○○若欲迴護被告，將對證人乙○○提起再審，請求撤銷另案判決給予證人乙○○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減刑之適用後，證人乙○○仍沈默不語，是究竟被告有無上揭犯行，證人乙○○始終未能說明清楚，證人乙○○雖嗣後陳述：「大家都是朋友，可以幫就盡量幫被告」等語（本院卷第219頁 ），但亦未能交代清楚究竟其於何時之證述為真，且其有所保留之態度，亦未必即能推定證人乙○○必定係為迴護被告，衡諸常情，證人乙○○在經檢察官告知將可能遭改判更重之刑罰後，其後之證詞是否能符合真實，並非無疑，且觀之證人乙○○嗣後經停頓思考後回答：「如果是自己賣，毒品是被告給我的呢？」等語（本院卷第219頁 ），亦不能排除證人乙○○已基於利害權衡下而為陳述，故最後其證稱在另案中之供述為真等語，是否可信，難謂無疑。綜觀證人乙○○於本院接受被告之對質及本院依職權之訊問，其證述之內容反覆且閃爍其辭，始終未能正面證述被告有要求其販賣毒品等情，而又無其他監聽譯文等證據加以佐證，是難遽以證人乙○○之證詞，即認定被告有上揭犯行。

2.由上述 2位證人之證述，均僅得證明證人乙○○確實有販賣海洛因與證人丁○○，此部分雖經本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另案判決確定，然本院審理被告是否有參與販賣海洛因之犯行一節， 2位證人前後陳述卻前後未能一致，至於證人丙○○、蔡文光、葉佳誌及檢舉人之證述，亦僅能證明證人乙○○將毒品交付與證人丁○○之事實，與本件爭點無涉，均難以證明被告有與證人丁○○於電話中談妥販賣海洛因之條件，而委託證人乙○○前往送交海洛因之事實。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無法使本院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載之犯行。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檢察官所指此部分之犯行。揆諸首揭法條及判例意旨，爰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文正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