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五四四四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八年度易字第五四四四號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丙○○

被告

戊○○

右列被告因恐嚇取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一二二九○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事實

一、丙○○曾於民國八十六年間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十月，於八十七年三月十日執行完畢，仍不知悔改，曾以經乙○○同意，以其名義買受車牌號碼ＷＲ－六九六二號，已肇事受有毀損之中古自用小客車，嗣丙○○因案羈押中，乙○○認丙○○既於羈押中則該車事後各種稅金將無法解決，仍請求中古商甲○○幫忙將車出賣，甲○○即向丙○○之父親取得車籍資料出賣登記給他人。嗣八十八年四月間，丙○○於交保外出後，發現車輛被出賣，心有不甘，竟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夥同戊○○，二人基於共同犯意之聯絡，開車前往高雄志市○○○路三九三號乙○○所服務之裕昌汽車公司內，執問其何將車輛賣出，經乙○○解釋後，仍無法獲渠等滿意，隨由戊○○以腳踢乙○○，丙○○則作勢要毆打，未打到（傷害部份未據告訴），隨態度強硬命其上車，乙○○受脅迫，不敢抗拒，乃隨同上車前往高雄縣鳳山市○○路三八二號甲○○住處，與甲○○對質，期間戊○○猶加毆打，之後並向其要索新台幣二十萬元，令其於同年五月四日及七日交款，使其行無義務之事，惟乙○○無法籌出款項而爽約，嗣八十八年五月十一日十二時，渠等再至乙○○所服務之公司取款時，為乙○○報警當場查獲，以至未遂。

二、案經乙○○訴由高雄縣警察局移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丙○○、戊○○均矢口否認有上開妨害自由之犯行，被告戊○○辯稱：當初是丙○○跟我說他被關時，有一部車子被人偷賣掉，邀我一起去查問情形，他帶我到一家裕榮汽車公司找乙○○，但乙○○不承認，並推三阻四，我才要求他找甲○○對質，並沒有動手踢打他，是乙○○自己願意上車前往對質，而至甲○○處時，乙○○仍不承認賣車之事，伊才踢乙○○一下，係乙○○自己同意賠償云云。被告丙○○則辯稱：伊與戊○○一起至裕榮汽車公司找乙○○，係要求乙○○一起至甲○○處對質，而當時戊○○並未踢乙○○，係乙○○自己願意跟我們前往甲○○處對質，而至甲○○處後乙○○自己同意給付二十萬元，並無強暴脅迫情行云云。查告訴人乙○○於偵查中供稱：戊○○先踢我，後來丙○○接著踢一下，後來他們硬叫我與他們去跟甲○○對質。又供稱他用腳踢我當時公司同事有過來勸，他們態度「橫霸霸」我認為不去的話恐怕會被他們「揉死」才不得已與他們去等語（見偵查卷八十八年六月十日訊問筆錄）。又於本院審理中供稱：丙○○曾以我名義向甲○○買一部小客車，後來丙○○因案被關，我不希望他的車子再登記在我名下，後經過甲○○和丙○○之父親協調同意由甲○○將該車出售，出售後扣除丙○○積欠甲○○債務，還給丙○○之父親四萬元，結果丙○○出獄後，認為是我和甲○○私下賣車，就在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和戊○○到我服務的裕昌公司，逼問我該車為何出賣，說沒兩句，戊○○就用腳踢我，丙○○也有動手打我，但沒有打到，後來他們二人就強邀我去找甲○○對質，我說休息時間只有一個鐘頭，不願同往，但他們仍強逼我坐他們的車子去和甲○○對質，在和甲○○對質時戊○○又有出手踢打我，被甲○○勸阻，後來丙○○即說會要求甲○○先賠償，不夠部分再叫我賠，過沒幾天他就通知我說甲○○已賠償二十萬元，要我也賠二十萬元、、、等語。再參酌證人施德威於偵查中供稱：我有看到黃員與二個人在談話，我正要走過去，就看到其中一人用腳踢他左大腿且用拳打他胸部一拳，、、、等語。則被告坦承於對質時有踢告訴人一次，而依上開告訴人與證人所述，亦足認被告戊○○於使乙○○一同至甲○○處對質要告訴人前往前有踢乙○○之事實，亦堪予採信。次查告訴人乙○○將上開汽車請甲○○出賣他人，縱使被告主張其對乙○○有損害賠償之權利，亦屬民事債權債務之關係，應尋正常之法律程序解決，而告訴人是否須負損害賠償責任，當初並無約定，法律上亦不確定，不能認告訴人有此義務，被告二人基於共同犯意以強暴之方式，違背告訴人之意願，使乙○○一同至甲○○處對質，並向告訴人索賠二十萬元，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至為明確，被告二人所辯，顯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犯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二人以強暴之方示，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未取得款項，均係犯刑法第三百零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之強制未遂罪。被告二人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二人所犯強制罪，未發生犯罪結果，為未遂犯，依刑法第二十六條減輕其刑。又被告丙○○於八十六年間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十月，於八十七年三月十日執行完畢，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一份附卷可稽，被告丙○○於執行完畢五年之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之罪，為累犯，應依法加重其刑，被告丙○○部分，並依刑法第七十一條之規定先加後減。審酌被告丙○○對其登記在告訴人名下之汽車被出賣，理應尋正常法律程序請求，始為正辦，而被告戊○○在本件中與告訴人並無任何債權債務關係，竟出面且對告訴人施以暴力，及被告二人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爰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二人於上開時間迫使告訴人與甲○○對質時，期間被告戊○○猶加毆打，逼告訴人令其承認該車為其與甲○○共謀出售，並向其要索新台幣二十萬元，令其於同年五月四日及七日交款，否則欲對其不利，惟乙○○無法籌出款項而爽約，及八十八年五月十一日十二時，至乙○○所服務之公司取款時，為乙○○報警當場查獲，以至未遂。因認被告二人涉有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之恐嚇取財未遂罪。

二、公訴人指被告二人涉有上開被訴之犯行，無非以被告二人將告訴人帶往甲○○之處所，為賣車係何人之主意對質，當時甲○○亦將賣車及車款之來龍去脈交代清楚，然被告戊○○猶不滿，再出手毆打告訴人，隨向告訴人要索二十萬元，亦為證人甲○○證述在卷。以該車輛既係甲○○處理賣出，款項亦其取走處理，被告二人既知告訴人未得分毫，猶以強暴恐嚇手段，向告訴人要索二十萬元，如此？非恐嚇取財而何。且告訴人前於受毆後，果非如其所言，係被告二人態度強硬脅迫其上車，其何可能願同往？自足認告訴人之指述為真實。被告二人前開辯解，當為事後卸責之詞，為其論據。

三、訊據被告二人均堅決否認有恐嚇取財之犯行，被告丙○○辯稱：上開汽車係伊向甲○○以新台幣約四十萬元所買受，而該車伊買來修理整理後即可高價出賣，係乙○○於前往甲○○處對質後，自己表示甲○○付不足部分，由其負責，而甲○○於伊在八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提起自訴甲○○詐欺案件中，雙方達成私下和解，甲○○願給付二十萬元，故伊認為乙○○應賠償伊另外之損失二十萬元，伊並無恐嚇取財之犯行等語。被告戊○○則辯稱：伊於對質時因乙○○仍不承認賣車事情，伊才踢他一下，而乙○○係自己表示願意賠償二十萬元，伊並無恐嚇取財之犯行等語。

四、按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恐嚇取財之犯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僅以恐嚇方法使人交付財物，而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者，縱令其行為或可觸犯他項罪名，要無由成立本條之恐嚇罪。（最高法院二十四年上字第三六六號判例參照）。又所謂恐嚇，凡一切之言詞、舉動足以使他人生畏懼心者，均包含在內。（最高法院二十二年上字第一三一○號判例參照）。查本件被告確就上開汽車以新台幣三十六萬元向甲○○所購買登記於乙○○名下，為甲○○到庭證述屬實，而上開汽車確由乙○○委請甲○○出賣，甲○○即向被告丙○○之父親丁○○說明該車已破損，而向丁○○取得車籍資料，以新臺幣十四萬元賣給他人，並交付四萬元給丁○○之事實，亦據丁○○到庭證述屬實，則被告經營中古車生意，其既以三十六萬元買進，當然希望整理該車後再高價出售，乃人之常情，惟告訴人委請甲○○以新台幣十四萬元出售，顯然比被告當時買進之價額還低，被告當然不同意，而告訴人委請出賣時，並未告知被告知悉，則被告主觀上認告訴人乙○○將上開汽車出賣，顯有損害其利益，而認對告訴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初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堪予認定。是本件被告自認對告訴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其向告訴人索賠二十萬元，其主觀上尚難認有不法所有之意圖，但告訴人是否須負損害賠償責任，當初並無約定，法律上亦不確定，不能認告訴人有此義務，被告二人以強暴之方式向告訴人索賠二十萬元，使告訴人行無義務之事，而被告二人前往取款時，為警查獲而未遂，應成立刑法第三百零四條第二項第一項之強制未遂罪（該罪已由前開論罪科刑，已如前述）。準此被告二人主觀上既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尚與刑法恐嚇取財之要件有間，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涉有上開被訴之罪嫌，犯罪應屬不能證明，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刑法第三百零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八條、第二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一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