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判決

原告

江鳴鵬

被告

高文淵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法官

黃乃瑩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法官

曹惠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法官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原告聲明及陳述如起訴狀、補正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所謂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依原告於訴狀內記載之事實觀之，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845號判例參照）。

三、復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其因過失者，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負其責任。前項情形，如被害人得依法律上之救濟方法，除去其損害，而因故意或過失不為之者，公務員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6條定有明文。準此，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之權利或利益受損害者，被害人得向公務員或國家請求賠償。若公務員之違背職務係出於過失者，則被害人只得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向國家請求賠償損害。故在國家賠償法實施後，公務員因一般過失而違背職務，侵害人民權利者，即毋庸依民法第186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害人對因此所受損害可逕依國家賠償法請求由國家負賠償之責，國家賠償法於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有不法侵害人民權利之情事時，相較民法上開規定，自有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應優先適用具特別法性質之國家賠償法甚明。末按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前段：「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係國家就公務員之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一般規定。而同法第13條：「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適用本法規定。」，則係國家就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之侵權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特別規定。依現行訴訟制度，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其執行職務，基於審理或偵查所得之證據及其他資料，為事實及法律上之判斷，係依其心證及自己確信之見解為之。各級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就同一案件所形成之心證或見解，難免彼此有所不同，倘有心證或見解上之差誤，訴訟制度本身已有糾正機能。關於刑事案件，復有冤獄賠償制度，予以賠償。為維護審判獨立及追訴不受外界干擾，以實現公平正義，上述難於避免之差誤，在合理範圍內，應予容忍。不宜任由當事人逕行指為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而請求國家賠償。唯其如此，執行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方能無須瞻顧，保持超然立場，使審判及追訴之結果，臻於客觀公正，人民之合法權益，亦賴以確保。至若執行此等職務之公務員，因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時，則其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之事實，已甚明確，非僅心證或見解上之差誤而己，於此情形，國家自當予以賠償，方符首開憲法規定之本旨。按憲法所定平等之原則，並不禁止法律因國家機關功能之差別，而對國家賠償責任為合理之不同規定。國家賠償法針對審判及追訴職務之上述特性，而為前開第13條之特別規定，為維護審判獨立及追訴不受外界干擾所必要，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與憲法第7條、第16條、第23條及第24條並無牴觸（大法官釋字第228號解釋理由書參照），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上字第895號判決亦採相同見解。

四、經查，本件被告均為本院法官，為職司審判職務之公務員，原告主張如上所述有關被告侵害其權利之情事，縱令屬實，經核均屬被告行使公權力之職務上行為。於國家賠償法實施後，原告雖因被告等之行為受有損害，亦應先依國家賠償法相關規定處理，惟原告主張如上所述被告執行職務侵害其權利之行為，並未提起國家賠償之訴，即逕依民事侵權法則提起本件損害賠償之訴，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原告提起本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揆諸上開說明，爰應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等給付新台幣11,000元，顯無理由，不應准許，應逕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249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