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抗告人

即受刑人

吳筱熙

上列抗告人因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1年6月29日111年度撤緩字第138號裁定（聲請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執聲字第146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抗告人即受刑人吳筱熙（下稱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裁定未賦予抗告人陳述意見的機會，未落實憲法就聽審權之保障，原審並未踐行撤銷緩刑宣告所應有之正當法律程序，即率為撤銷緩刑之宣告，應有不當。本件檢察官據以聲請撤銷抗告人緩刑宣告的案件，乃屬刑法第75條之1規定的類型，亦即法院就撤銷緩刑宣告有裁量的權限，則原審在決定撤銷緩刑宣告前，應落實聽審權的保障，保障抗告人有陳述意見的機會。但原審自始未通知抗告人到庭表示意見，原審並未實質保障抗告人之聽審權，傳喚抗告人到場開庭並給予陳述意見的機會，原審裁定之作成已有違反撤銷緩刑宣告所應有的正當法律程序。

㈡綜觀抗告人涉犯後案之情節，尚不足以認定前案緩刑宣告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應有撤銷原裁定且駁回檢察官聲請之必要。原裁定撤銷緩刑之原因無非是抗告人在緩刑期間內之110年3月28日再度犯罪，並經原審法院110年度易字第2338號刑事判決（下稱後案）有期徒刑5月確定，而認有撤銷緩刑之必要，然實則：

⒈抗告人長期患有長期低落、失眠、憂鬱症等疾病，於110年2月24日更因一次吞下40-50顆安眠藥物，家屬驚覺不對勁，將抗告人送至國軍臺中總醫院急救，並於同日（即110年2月24日）起住院，直至110年3月2日始出院。又後案實係抗告人之前夫使用抗告人之LINE對話紀錄向後案告訴人施行詐術所致，且案發時間為110年3月2日，抗告人甫出院沒多久，無法如同一般正常人控制自己的行為，且情緒仍相當不穩定及憂鬱，始會涉及後案，且抗告人亦勇於承擔法律責任，因此未據上訴而告確定。抗告人至今仍須持續前往精神科看診並服藥，始能緩和病情。

⒉次查，抗告人前案所犯屬加重詐欺之集團性犯罪，及後案屬一般詐欺取財罪，雖同具有詐欺性質，然細究二者之行為態樣與非難重點，並不具有實質關聯性，應不足推論原宣告之緩刑有難收預期效果之情形，難以前後所犯之罪質近似，即可率謂抗告人欠缺警惕反省之心，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且，抗告人於後案實是因自己精神狀況不甚穩定所致，嗣後亦盡力賠償後案告訴人之損害，後案所違反法規定之情節亦非重大，應足徵前案緩刑之宣告尚無難收預期效果之情事，請求撤銷原裁定並給予抗告人緩刑機會。

⒊又抗告人與前夫有一2歲之小孩，前夫現於臺中監獄執行中。抗告人現又懷孕約3-4個月，預產期為111年12月25日，均有照料之必要，抗告人現已覓得穩定之工作，已回歸正常生活。是以，請求撤銷原裁定，駁回檢察官之聲請等語。

二、按緩刑制度設計之本旨，除可避免執行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外，主要目的係在獎勵惡性較輕者使其遷善，而經宣告緩刑後，若有具體事證足認受宣告者並不因此有改過遷善之意，即不宜給予緩刑之寬典，乃另有撤銷緩刑宣告制度。再按受緩刑之宣告，於緩刑期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而緩刑宣告是否撤銷，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各款之要件外，本條並採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其實質要件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亦即於上揭「得」撤銷緩刑之情形，法官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法益侵害之性質、再犯之原因、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被告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資為審認裁定之標準。

三、經查：

㈠本件抗告人前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院於109年12月24日以109年度金上訴字第2197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緩刑4年，於110年1月20日確定（即前案）。抗告人所受緩刑之宣告，自110年1月25日起算，至114年1月24日期滿；惟抗告人於前案緩刑期間內之110年3月28日又犯詐欺案件，經原審法院於111年4月14日以110年度易字第233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於111年5月17日確定（即後案）等情，有上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足見抗告人確有於前案緩刑期內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之事實。

㈡本院審酌抗告人所犯前案、後案之犯罪情節，其所犯前案係加入詐騙機房擔任話務人員向他人行使詐術，與後案均係實施詐欺取財案件，罪質及侵害法益均同等情，堪認抗告人欠缺不得以詐欺等非法手段獲取他人財物之法紀觀念，且無視國家公權力之執行，而前案雖考量抗告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抗告人之生活狀況等事項而給予緩刑之寬典，然依抗告人於前案宣告緩刑確定（110年1月20日）後，旋在三個月內之110年3月28日故意再犯後案之詐欺取財行為，足見抗告人未因前案而有所警惕、悔悟，其於司法程序結束後隨時間經過便遺忘教訓、故態復萌，並非屬偶發性、初犯之犯罪，且法治觀念薄弱，無視個人犯罪行為對國家社會造成之危害，惡性非輕，違反法規範之情節，已屬重大。再者，緩刑制度設計之本旨，主要目的在鼓勵惡性較輕微之犯罪行為人或偶發犯、初犯得適時改過，以促其遷善，復歸社會正途，抗告人於前案法院諭知緩刑宣告，抗告人僅需消極地避免再犯，即不違反法院此項處遇之用意，然其竟重複犯詐欺取財罪，以其所具體表現於外之法敵對意識及反社會性格，實難認為前案之緩刑宣告有何啟其自我警惕而免再犯之效果。是依抗告人犯罪法益侵害之性質、再犯之原因、違反法律規範之情節、主觀犯意所顯見之惡性，及未能尊重社會規範，潔身自持之反社會性等情以觀，顯見其尚未記取教訓，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自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撤銷緩刑之規定。至抗告意旨所陳述抗告人之家庭及身體健康狀況等節，縱值同情，惟尚不足以影響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之認定。是原裁定認抗告人所犯前案、後案均犯為詐欺取財罪，均為故意犯罪，侵害法益與犯罪性質相近，堪認抗告人並未因受緩刑之宣告而知所戒懼，足見抗告人未珍惜前案賦予抗告人品格重建之機會，所為之緩刑宣告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等，經裁量後撤銷抗告人緩刑之宣告，業已詳敘所憑認定之理由，揆諸前揭說明，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之目的性裁量，經核其裁量權之行使並無違法或不當。抗告意旨以原裁定未充分審酌前、後二案犯罪手段、態樣、情節輕重差異、刑度輕重比例狀況等為由，請求撤銷原裁定云云，均不足採。

㈢另按人民之訴訟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0條固有明文。惟保障之方式，得由立法機關依案件之繁簡，制定不同之程序為之。因而刑事訴訟法乃規定：「裁判，除依本法應以判決行之者外，以裁定行之」、「判決，除有特別規定外，應經當事人之言詞辯論為之」、「裁定，因當庭之聲明而為之者，應經訴訟關係人之言詞陳述」，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221條、第222條第1項規定甚明。是除判決應經當事人之言詞辯論，及因當庭之聲明所為之裁定，應給予訴訟關係人言詞陳述外，其他訴訟程序自無須經被告言詞辯論而為之，立法者已權衡相關訴訟程序經濟及當事人之訴訟權益，而依法為上開法定程序之規範，則無須經當事人陳述意見之程序，倘非法官依個案審酌後，認事實不明，另有調查證據及傳喚訴訟關係人行言詞陳述之必要，原則僅由法院綜合卷內一切事證而做成之書面決定即可。經核，本件聲請撤銷緩刑之裁定，既係檢察官以書面向法院提出聲請，而非當庭聲明，是原審法院為裁定時，若認有必要當可調查證據或傳喚抗告人到庭陳述意見，然是否調查證據為個案法院職權之行使，並非法定必須之程序，揆諸前揭說明，原裁定認本件事證明確，於該上開撤銷緩刑宣告裁定前，未再傳喚抗告人到庭陳述意見，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所稱：原裁定在決定撤銷抗告人之緩刑宣告前，並未踐行所應有之正當法律程序，未保障受刑人的聽審權、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等語，容有誤會。況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亦已充分陳述其意見，自難認其無陳述意見之機會，附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原審法院認前案宣告之緩刑不足以使抗告人改過遷善，確實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已構成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得撤銷緩刑宣告之事由，因而依檢察官之聲請，援引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裁定撤銷受刑人前開緩刑之宣告，於法自無不合。抗告意旨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審裁定不當，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