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99年度上訴字第1708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99年度上訴字第1708號

上訴人

即被告

丙○○

上訴人

即被告

丁○○

上訴人

即被告

甲○○

即被告

前列三人共同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王金陵

上列上訴人因強盜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831號中華民國99年7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偵字第409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350條、第361條、第362條、第367條規定，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須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為上訴必備之程式；其所提出之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或僅曾以言詞陳述上訴理由者，均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第一審法院。第一審法院經形式審查，認逾期未補提上訴理由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者，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以裁定駁回。倘已提出上訴理由，但所提非屬具體理由者，則由第二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判決駁回。而所謂具體理由，必係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始克當之（例如：依憑證據法則具體指出所採證據何以不具證據能力，或依憑卷證資料，明確指出所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如何違背經驗、論理法則）；倘僅泛言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違背法令、量刑失之過重或輕縱，而未依上揭意旨指出具體事由，或形式上雖已指出具體事由，然該事由縱使屬實，亦不足以認為原判決有何不當或違法者（例如：對不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法院未依聲請調查亦未說明理由，或援用證據不當，但除去該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皆難謂係具體理由，俾與第二審上訴制度旨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第一審不當或違法之判決，以實現個案救濟之立法目的相契合，並節制濫行上訴（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89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丙○○、丁○○、甲○○分別於99年7月12日、99年7月16日、99年7月23日以書狀敘明其上訴理由，惟被告丙○○所提出之上訴理由稱：伊未直接接觸被害人，未對被害人之生命、身體有實質傷害，且伊於警詢、偵查時，即將全部案情交代清楚，未隱瞞案情，然原審判決所科刑度顯然過重。被告丁○○上訴理由則稱：伊於案發前根本不認識同案被告廖棋全，廖棋全在警詢筆錄被警察誘導為不實陳述，偵審中陳述有扭曲真相，實際上係案發當天伊與丙○○、甲○○同聚，丙○○接到1 通電話後，告知伊與甲○○：有一位剛打完電玩贏了很多錢，3人同意出發到現場，許啟淵、甲○○先下車向被害人搶奪皮包不成，伊1人再下車向被害人搶奪皮包得手，回車上開車，徐、尤2人也跟著上車，後來才知道又分1份給廖棋全，其他犯罪過程伊根本不知道，也未參與犯案，但原審判決加重強盜罪，實感冤枉。被告甲○○上訴理由則稱：伊係於98年12月7日案發當晚，由被告丁○○駕車抵達現場，並於事先被告知，係處理與被害人之債務糾紛，故伊非事先預謀者；而且，案發之時，伊未攜帶足以傷害他人身體之任何凶器（凶器係同案被告丁○○所有，現場為另一被告丙○○使用），未對被害人施以暴力之手段及殘害其身體，並未違犯刑法之攜帶凶器強盜罪，原審判決此項罪名，實有欠公允。辯護人則為被告等提出上訴理由略稱：被告甲○○就攜帶凶器加重強盜罪部分之事實，是否有所認識？與其他共犯間有何犯意聯絡，及所憑之證據為何，原審判決未見說明，其判決理由尚有不備。原審判決主文認被告3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以強暴、脅迫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之罪。惟於事實欄僅記載被告等人強盜被害人之犯罪事實。然其理由說明卻謂「其等持電擊棒以為強盜被害人財物、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等犯罪」，亦即原審判決主文與事實欄內，均未提及被告等人有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行，但判決理由內卻認被告犯有強盜被害人財物、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判決主文、事實欄之記載與理由說明，似有矛盾等語。

三、本院查：

㈠上訴人即被告丙○○、丁○○、甲○○因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分別於99年7月12日、99年7月16日、99年7月23日以書狀敘明其上訴理由，則依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2項條文、立法修正理由及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倘已提出上訴理由，但所提非屬具體理由者，則由第二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以判決駁回之。至於上訴理由是否具體，係屬第二審法院審查範圍，則不在命補正之列（參見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62點），合先敘明。

㈡經核上開被告所提之上訴理由，要非屬所謂之具體理由【即必須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具體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始克當之（例如：依憑證據法則具體指出所採證據何以不具證據能力，或依憑卷證資料，明確指出所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如何違背經驗、論理法則），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參見】。而且，被告3人在原審99年4月22日準備程序、99年6 月17日審理時本即為有罪之陳述，復表明無證據調查，有原審各該準備程序及審判筆錄可稽。

㈢次按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之權。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查，原審於量刑時，並已具體審酌「被告廖棋全、丙○○、丁○○、甲○○4人素行不佳，被告廖棋全、丙○○、甲○○於假釋期間再犯本件加重強盜犯行，被告丁○○於前案執行完畢未滿5年即再犯本案，且其等持電擊棒以為強盜被害人財物、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等犯罪，對被害人已造成實質之損害，其等均屬壯年之人，惟不思以正當方法賺取財物，為圖謀不法之利益，不知尊重他人之財產權，竟實施上開犯罪，干擾被害人之經濟生活，對社會秩序影響非輕，並被告等人犯罪所得數額，及被告4人（含同案被告廖棋全）之分工地位，犯後分得款項，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及被告4人犯後均能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後，在法定刑範圍內科處刑罰，所為量刑職權之行使，核無不合。

㈣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意旨參照）。查，案發當晚係【被告丁○○、丙○○、甲○○3人開車將被害人乙○○攔下，被告丙○○則手持電擊棒與甲○○先下車，由丙○○手持電擊棒指向乙○○，並喝令乙○○交付財物〔即其背包，背包內有現金新臺幣（下同）20餘萬元、硬幣約100元及隨身碟1個〕，甲○○則下手強取乙○○之財物，乙○○不願就範，與甲○○發生拉扯，丁○○見狀即下車以腳踹乙○○使乙○○跌倒在地，並動手將乙○○之財物搶走】等犯罪事實，業經檢察官起訴，有起訴書在卷可佐，被告3人在原審準備、審理程序，對此部分起訴犯罪事實亦均坦白承認（見原審卷第96頁背面、97頁、128頁背面），何況，被告甲○○在原審也供稱：「廖棋全打電話給丙○○，本來我跟丁○○在他們朋友家裡，他們說要走了，我就跟他們一起走，在路上的時候，丙○○跟廖棋全通電話的內容，我不知道，【但是在車上的時候，我就知道要去行搶了】」等語（見原審卷第129頁）。由此可知，被告丙○○、丁○○、甲○○等3人在案發當晚行強盜之際（行為當時），對於攜帶凶器，實施強暴、脅迫之強盜犯行，均已有認識，而有犯意聯絡，其等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本件加重強盜罪，原審論以刑法第33 0條第1項攜帶凶器加重強盜罪，自無不當。辯護人認為：原審判決對於被告尤朝攜帶凶器加重強盜罪部分之事實，是否有所認識？與其他共犯間有何犯意聯絡，及所憑之證據，原審判決理由尚有不備等語，然被告甲○○等3 人對於起訴書所載上開犯罪事實，在原審已經坦白承認，原審判決本於其等此部分之自白，認定其等對本件加重強盜罪行有所認識，並有犯意聯絡，尚無理由不備之情形。

㈤另按刑法之恐嚇取財罪，與強盜罪或懲治盜匪條例之強劫罪之區別，係以對於被害人施用強暴、脅迫等非法方法，所加之威嚇程度為標準，倘其程度足以抑壓被害人之意思自由，達使不能抗拒之程度，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即屬強盜罪或強劫罪，故其行為當然包括剝奪被害人之行動自由在內，不能再論以妨害自由罪（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366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判決關於被告丙○○等3人之判決主文已記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攜帶兇器、結夥三人以上以強暴、脅迫【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事實欄亦記載「……並動手將乙○○之背包搶走，以此強暴、脅迫方式【至使乙○○不能抗拒】，而攜帶兇器、結夥三人強盜乙○○之背包（內有現金20餘萬元、硬幣約100元及隨身碟1個）1個既遂」，則揆諸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丙○○等3人之強盜行為，當然包括剝奪被害人之行動自由在內，則原審判決理由所述「其等持電擊棒以為強盜被害人財物、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等犯罪」，核與其判決主文、事實欄記載仍屬一致，並無矛盾。辯護人指摘原審判決有上開主文、事實與理由矛盾情形，並非屬實。

四、綜上所述，被告等及辯護人之上訴理由既非前開說明所謂之具體理由，則揆諸前開最高法院判決之意旨，及依「程序優先於實體」之刑事訴訟法原則，本件上訴即不合法定上訴程式，而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