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訴字第645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上訴字第645號

上訴人

即被告

李昭億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3486號，中華民國100年1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99年度偵字第256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依刑事訴訟法第350條、第361條、第362條、第367條規定，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須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明具體理由，為上訴必備之程式；倘已提出上訴理由，但所提非屬具體理由者，則由第二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判決駁回。而所謂具體理由，必係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而構成應予撤銷之具體事由，始克當之（例如：依憑證據法則具體指出所採證據何以不具證據能力，或依憑卷證資料明確指出所為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如何違背經驗、論理法則）；倘僅泛言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違背法令、量刑失之過重或過輕，而未依上揭意旨指出具體事由，或形式上雖已指出具體事由，然該事由縱使屬實，亦不足以認為原判決有何不當或違法者（例如：對不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法院未依聲請調查亦未說明理由，或援用證據不當，但除去該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皆難謂係具體理由，俾與第二審上訴制度旨在請求第二審法院撤銷、變更第一審不當或違法之判決，以實現個案救濟之立法目的相契合，並節制濫行上訴（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但書規定，始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認上訴書狀已敘述理由，但其理由非屬具體，其所為上訴，即不符上訴之法定要件，自得逕行判決駁回，無定期命補正問題（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35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

㈠本件原審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李昭億於原審審理中坦承犯罪事實，並經共犯陳彥安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供承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李阿硯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情節相符，且有如原判決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示偽造公文書共3紙附卷可稽，復有行動電話手機1支（含SIM卡1張）扣案可資佐證，認定被告分別於民國99年9月23日、同年月24日，共同犯二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於同年月28日共同犯偽造公文書罪，復審酌被告參與詐欺集團，偽造檢察機關之公文書冒充檢察官行使監管他人財物之詐欺行為，嚴重損害檢察機關公信力，其詐騙被害人畢生辛苦積蓄之財產，危害社會治安甚鉅，兼衡被告之智識程度、各次詐欺所得或意圖取得之金額，暨其參與犯罪之程度係擔任司機接送之角色、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1月、1年1月、1年，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6 月。原審判決已敘述其所憑證據、認定理由及量刑依據，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之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並無任何不當或違法之處。

㈡被告收受判決後，於100年1月18日提起本件第二審上訴，其上訴理由對於原判決採證認事均無爭執，僅以：被告於99年9月29日犯案後，在不知悉共犯陳彥安已於99年11月29日警詢時供陳被告為共犯之一之情況下，於99年10月11日，父親陪伴下主動向臺北縣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自首坦承犯罪，並供出主嫌洪明君，協助釐清案情，縱被告不符合自首之要件，亦屬自白，惟原審法院並未將被告主動至警局自白部分，列入刑法第57條法院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其量刑自有違誤，且仍嫌過重云云。惟查：警方係於99年9月29日11時30分許查獲逮捕共犯陳彥安，陳彥安旋於同日14時許帶領警方至新北市○○區○○路3段31號附近，查扣被告所駕駛之車號1105-DJ號自用小客車，陳彥安於同日18時30分許警詢中已供稱：被告李昭億係共犯之一，負責駕駛上開車輛接應犯案等語（見偵查卷第9至13頁），臺北縣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99年9月29日北縣警蘆刑字第00990039388號刑事案件移送書亦載明被告係犯罪嫌疑人（見偵查卷第1頁）。另警員於99年10月9日14時許，通知被告之母即上開自小客車之登記名義人王伯腕到案說明，告知王伯腕其子即被告涉嫌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犯案，警員要求與被告同住之王伯腕通知被告到案說明，王伯腕答應，亦有筆錄在卷可查（見偵查卷第91至93頁）；在此之前，檢察官亦已對被告簽發拘票（99年10月5日簽發），發函交由臺北縣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執行拘提（見偵查卷第126至129頁）。顯見在被告於99年10月11日至警局作筆錄前（見偵查卷第174頁），其不僅已為檢警列為偵辦之被告（犯罪嫌疑人），警方並已在追查其行蹤並策動其到案，被告前揭上訴意旨稱：共犯陳彥安係於99年11月29日警詢時始供陳被告為共犯之一云云，實有不依卷內資料，刻意誤導之嫌，且被告要無任何成立自首之餘地，原審判決對被告不符合自首規定之情，亦有所交待（原審判決第7頁倒數第1行至第8頁第7行）。又被告於事後自白坦承犯行部分，業經原審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於科刑時予以審酌，並記明於判決理由（見原審判決第8頁第12行），而「坦承犯行」，自包括所謂主動到案坦承犯行之情形，並無特別予以載明之必要。再者，被告所犯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及刑法第211條之偽造公文書罪，法定最低本刑均為有期徒刑1年，原審就被告上揭3罪，宣告刑各為1年1月、1年1月、1年，皆已從最低度刑量起，且於定應執行刑時，僅定有期徒刑2年6月，較宣告刑合計之3年2月，尚有一段差距，以被告本案犯行之惡劣手法及詐欺既遂金額（新臺幣＜下同＞76萬元、25萬元）、詐欺未遂金額（50萬元）觀之，原審顯已屬從輕量刑。被告以上揭空泛且與卷內資料不符之理由，指摘原審量刑過重，實難認已提出具體理由。

三、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未依據卷內既有訴訟資料或提出新事證，實質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事、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揆諸首揭說明，自難謂其上訴書狀已敘述具體理由，被告上訴核屬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