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年度台上字第三○七五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年度台上字第三○七五號

上訴人

傅麟斯

選任辯護人

江燕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九年度上訴字第一四一二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六年度偵字第二六五○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上訴人傅麟斯上訴意旨略稱：（一）、原判決事實欄認定林文洲、姚永良僱請不知情之江東鴻駕駛三十五噸大貨車，將桃園縣楊梅鎮某工業區污水處理場內，所產生含有重金屬鉻污泥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載運至上訴人、王景隆提供之土地傾倒，然判決理由卻載查獲之棄、堆置污泥（有害事業廢棄物），係江東鴻依姚永良之指示自新竹縣湖口鄉起運云云，則該有害事業廢棄物究係來自桃園縣楊梅鎮或新竹縣湖口鄉？原判決事實及理由認定前後不一，有判決所載理由矛盾之違法。（二）、王景隆並非僅於原審審理中始為有利上訴人之陳述，其於偵查中亦曾稱「土尾場」乃伊個人經營，上訴人僅係介紹林文洲與伊認識，伊收入不需與上訴人朋分等語，其前後供述矛盾；又上訴人未曾與姚永良、江東鴻接觸，亦未曾到過「土尾場」，原審未察，逕以江東鴻前揭證詞係事後迴護之詞，認定上訴人為幕後主導之共同正犯，其採證認事難謂與證據法則無違。倘上訴人為幕後主犯，王景隆僅係替上訴人跑腿、聯繫之小弟，焉有由其獨享營收之理？原審未予釐清、剖析，遽認定上訴人犯罪，顯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三）、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與同條第三款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兩者規範態樣有別，構成要件亦異。原審認定上訴人一行為觸犯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及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二罪名，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處斷云云。然上訴人與王景隆僅係提供土地予姚永良、江東鴻等人堆置廢棄物，藉以收費牟利，實不該當於同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之罪。原判決未予說明，遽以想像競合犯論處，並認與王景隆係共同正犯，顯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四）、王景隆坦稱：司機傾倒廢土時，有提出無毒證明，才讓他倒，其不知係有毒的等語。既不知情，顯然欠缺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之主觀犯意，原審認定上訴人共同犯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除理由不備外，亦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五）、王景隆於偵、審中，業已詳陳台中縣神岡鄉（改制後稱台中市神岡區○○○○段後壁厝小段土地，係伊友人宋國維要回填土地，透過伊找土回填，為伊一人所做，收入不用分給上訴人，上訴人雖全程參與，惟未獲利，警詢中之供詞，是警察要其如此講。實則江東鴻載運廢土至「土尾場」傾倒之事皆與上訴人無涉。原審認為上訴人係居於幕後主導，顯與事實不符等語。

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有其事實欄所載犯行，罪證明確。乃維持第一審關於上訴人之科刑判決，依刑法第二十八條共同正犯、第五十五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論處上訴人共同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罪刑（處有期徒刑一年八月；其餘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拘役五十日減為拘役二十五日；結夥竊盜罪、妨害自由罪各處有期徒刑六月及行賄無罪部分，均已確定），並分別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係依憑：已判刑確定之共同被告王景隆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台中縣神岡鄉棄土場是上訴人請伊去處理的，土方來源係上訴人先與綽號阿洲（即林文洲）聯繫後，伊再與阿洲聯絡，阿洲就叫司機洪仔與檳榔仔與伊聯絡，伊帶司機去神岡鄉現場倒約六車次，每車次收費新台幣（下同）八千元，被查獲之棄土場未領使用證明等語（見偵查卷

㈧第七七頁），核與證人林文洲於第一審證稱：民國九十七年三、四月間，曾經詢問李永茂有沒有地方可以傾倒臭水溝土，李永茂介紹伊認識經營「土尾場」（即棄土場）之上訴人，後來伊有去神岡鄉「土尾場」看「腳路」，是王景隆帶伊去的，王景隆之電話是上訴人給伊的，王景隆以電話指引伊等前往等語（見第一審卷第一五七頁以下）。又證人李永茂於偵查中證稱：林文洲告訴伊有一些臭水溝土要找地方傾倒，希望伊幫忙介紹地方，伊即問上訴人，過幾天上訴人說有，伊即請林文洲逕與上訴人聯絡等語（見偵查卷㈦第三○八頁）。另證人姚永良於偵查時證稱：其僱江東鴻載污泥到神岡鄉棄土場傾倒，「小隆」（即王景隆）打電話來說要污泥跟級配土攪拌，其請江東鴻載污泥到神岡鄉找「小隆」，其每車次付給「小隆」八千元（見偵查卷㈦第二二八頁）。而證人江東鴻於偵查中供稱：伊受僱期間為九十七年三月中旬至四月初，老闆姚永清以趟數計價，並交給伊「小龍」（按為小隆之誤）之聯絡電話，相約在神岡交流道，由「小龍」帶伊至神岡棄土場傾倒污泥，每次都是同一地點，且在固定範圍，旁邊有個砂石場（見偵查卷㈦第三○至三二頁）。而證人姚永清於偵查中供稱江東鴻實際為姚永良所僱用各等語，均相符合；此外，又有上訴人與王景隆行動電話監聽譯文及台中縣（改制前）環境保護局九十七年五月一日環稽字第○九七○○四九二九○號函與所附確屬有害廢棄物之檢測報告、現場照片二十四張附卷足佐（見偵查卷第㈡卷第四二至五九頁、第㈦卷第二三三至二三六頁、第㈢卷第二一八至二三○頁）。綜合上情可知：前開查獲棄、堆置污泥（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土地，係江東鴻依姚永良之指示自新竹縣湖口鄉（詳下述）起運，姚永良則透過林文洲、李永茂與上訴人接洽後，由王景隆引導江東鴻等人所駕駛之大貨車載至該棄土場棄、堆置，並經由林文洲看「腳路」（即確認載運路線及地點），王景隆收取江東鴻等所交付之每車次八千元費用。為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而以上訴人所辯其僅介紹林文洲與王景隆認識而已，伊非幕後老闆，也沒有經營「土尾場」，不成立犯罪云云，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在理由內予以指駁並說明。

原審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反經驗、論理法則或其他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另以：（一）、本件江東鴻依姚永良之指示自新竹縣湖口鄉起運該含有重金屬鉻污泥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至神岡鄉棄土場傾倒，為原判決認定之事實，而該有害事業廢棄物，係由桃園縣楊梅鎮某工業區污水處理場所產生，先載至新竹縣湖口鄉姚永良經營之停車場暫置，再由江東鴻從新竹縣湖口鄉停車場起運至神岡鄉棄土場傾倒，已據姚永良、林文洲於偵查中供述甚明（見偵㈦卷第二二八頁、第三○八至三○九頁），雖原判決理由說明較簡略，惟並無矛盾之處，且該含有重金屬鉻污泥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確係江東鴻運至神岡鄉棄土場任意棄、堆置，為不爭之事實，對於該罪之構成要件即已充足，縱其來源說明，未盡翔實，而有微疵，要與本案判決本旨不生影響。又原判決已於理由欄說明上訴人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與同條第三款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係一行為觸犯二罪名，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處斷，其理由說明雖稍嫌簡略，究非理由不備。上訴意旨（一）、（三）之指摘，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仍不得據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二）、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供述證據前後，雖稍有參差或互相矛盾，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證據，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從而供述證據之一部認為真實者予以採取，亦非證據法則所不許。原判決另已說明上訴人與王景隆二人如何共同經營「土尾場」，由上訴人聯繫廢棄土方來源，王景隆負責引導林文洲看「腳路」及江東鴻等傾倒有害事業廢棄物，其二人均知所傾倒、棄置者為污水處理場之污泥，且無任何證明文件（見他字第二六六一號卷第九五至九六頁、偵㈧卷第七七至七八頁、第一一一頁、偵㈦卷第三○八至三○九頁），並收取每車次八千元之費用。由上所述，原判決已說明其就案內所有證據，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分別定其取捨，而憑以認定上訴人共同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犯行之依據及理由，並敘明上訴人所辯不足採；證人王景隆嗣於偵查及原審所為證詞與姚永良於原審之證詞，均係迴護上訴人之詞，無從據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理由。難謂有違反證據法則，或判決不備理由或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情形。上訴意旨（二）、（四）、（五）乃徒就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及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任憑己見漫為事實上之爭執，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八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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