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九八七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九八七號

上訴人

陳正浩

選任辯護人

林石猛律師

　　　　　　李衣婷律師

　　　　　　江雍正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一○二年度上更㈠字第二九號；起訴案號：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八年度偵字第二○八二一、二一五五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本件上訴人陳正浩上訴意旨略稱：㈠、負責製造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之劉森坤、王國良（按均經另案判刑確定）在本案第一審審理中，皆已當庭供明：上訴人祇是單純幫忙匯款至中國大陸，不知所為何事，遑論製毒乙情；劉森坤更陳明：向大陸購買製毒原料即第四級毒品鹽酸羥亞胺（下以化學原名簡稱HCI ）者，乃係伊自身，並未透過上訴人；王國良亦謂：不認識上訴人，係自己獨自處理各等語；衡諸上訴人與其等間之行動電話監聽紀錄所顯示者，僅係關於貨品何時抵台，及入境後送往何處之言語，此有通訊監察譯文可徵；再參諸貨品係以「水楊酸」名義申報，外觀為「灰白色粉末」，有該商業發票、貨物運輸安全保證書、貨物運輸條件鑑定書等文件可考；而張世勳、王政偉（按皆已另案判刑確定）同稱：是要製造化粧品等語，益見劉森坤祇說為「化粧品原料」，上訴人既無化工專業能力，如何分辨其實質，縱有代為處理進口、付款事宜，根本無參加共同製造毒品之犯意，尤以該進口、付款作為，不涉及製造行為內涵，豈能逕行「視同」製造行為之一部，進而認定、論擬上訴人共同犯製造第三級毒品重罪。㈡、事實上，上訴人從未和實際製作毒品之一干人犯有所接觸，該人犯中之何國光、劉乃嘉、李俊緯及黃政傑（按此四人亦經另案判刑確定），咸坦言有分得報酬，然則上訴人卻無何酬勞，足見上訴人非其等之同夥或集團中人，既無彼此事前謀議，亦不曾事中分擔工作；上訴人縱然得悉其等遭警查獲，而於電話中語氣激動，僅能證明事後關心，豈可倒推臆測為共同正犯。至於王國良在警詢時，固謂：「有一名台灣男子投資購買愷他命毒品的原料」，並於偵訊中，指稱該台灣男子即係上訴人乙情，卻無何補強證據可以證實其言，無非為求供出毒品來源以獲減刑寬遇之誣攀作為，當不足憑為不利於上訴人認定之依據。詎原審罔顧各種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不加採用，復不詳加調查有利於上訴人之事證，逕依主觀為不當之判決，顯有證據調查職責未盡、採證認事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矛盾及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云云。

惟查：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與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甚明。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再同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所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有調查之必要性，且有調查之可能性，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基礎者而言；若事實已臻明確，或調查途徑已窮，自無庸為無益之調查，亦無未盡調查證據職責之違法可言。而刑法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行為人彼此間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即克當之，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更不管有無獲得好處或分取酬勞。其中，犯意聯絡並不限於直接，間接仍無不可；行為分擔且不以構成犯罪要件以內者為必要，縱係該要件以外者，猶不影響其成立，尤於共謀（或同謀）共同正犯之情形為然。易言之，多數行為人間，因有犯罪之合同意思，無論出於事前之同謀、策劃，或事中之互相理解、協力，彼此直接意思聯繫，或有人居中連結促成，既分工合作、合力完成犯罪之計畫、目的，當就犯罪全部，共同負責，亦即一部行為、全部責任。

本件原判決主要係依憑劉森坤、王國良、張世勳、王政偉、何國光、劉乃嘉、李俊緯、黃政傑、莊雅雲、邱志文、歐治易（按後三人同經另案判刑確定）分別、先後、一致供承製造愷他命；羅國添亦直言在不知詳情下，受利用載運製造器具（按此人業經另案判決無罪確定）各等語之陳述；查獲現場照片；毒品鑑定書；相關人員行動電話通訊監察紀錄（含譯文）；扣案之製造毒品器具、半成品與成品等證據資料，乃先認定上揭諸人確有集團性製造第三級毒品之事。復依憑上訴人在第一審審理中，坦承：確曾受託替劉森坤處理原料進口事宜，並向大陸地區人士電詢貨到情形及匯款給付價金之部分自白；劉森坤、何國光及王國良在偵查中，皆指述：製毒原料即係上訴人購自大陸地區之貨品HCI ；劉森坤尚謂該物有「比較白的」和「比較黃的」二種，上訴人知道要買前者較優；王國良且言：貨到後，是上訴人叫我去領各等語之證言；衡諸上訴人打給大陸人士「陳經理」之行動電話，除就貨款遲付問題直接聯繫、解釋外，並以自身立場保證絕對付款，顯示急切需貨、不堪等待之情；上訴人和劉松英（按由檢察官另案處理）之行動電話通聯中，一再關心貨款必須按時付出，顯示勢在必行、分工合作之情；上訴人與劉森坤、劉松英、王國良等人之行動電話通聯中，皆以「東西」稱貨，顯見隱諱、不敢明言之情；上訴人接獲「陳經理」及「大陸表妹」來電，回告以：「東西」弄成「成品」，出去換錢等語，可見確知製造毒品而欲行販售之情；劉松英以公共電話打給上訴人，告知：事情「全部爆了啦」，並謂：「電話中我就不要講太多」，且探詢「連我哦」

（意指被其他共犯供出人名）等語，益見上訴人明知所為係犯法之情；尤以部分人員已經遭警破獲，上訴人猶再向大陸購進 HCI，顯示居中扮演製造毒品犯罪計畫之樞鈕角色，至關重要，缺此無法成事等情況證據資料，乃認定上訴人係該製造毒品集團之成員，和主要負責籌劃之劉森坤、劉松英、何國光、王國良具有（直接）犯罪意思聯絡、行為分擔，並與其餘依示操作製造之劉乃嘉等手下人員間，存有（間接）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一起完成犯罪計劃，屬於共同正犯。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以共同製造第三級毒品四罪刑（各處有期徒刑五年六月；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第二審之上訴。對於上訴人僅承認購貨、匯款，而矢口否認犯罪，所為雖然居中聯繫詢貨，卻不知內容性質，縱然賺取匯差，但不明就裡，更不認識劉乃嘉等一干製毒工作人員，無共同製造毒品之主觀犯意云云之辯解，如何係避重就輕飾卸之詞；而劉森坤、王國良在本案審理中改口，如何係翻異、附和、迴護之語，咸無可採，均依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說明。

以上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且主要之事證已臻明確。上訴意旨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就屬原審採證認識職權之適法行使，割裂評論、妄指違法，或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猶為單純事實爭議，不能認為已經具備合法上訴第三審之形式要件。依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