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一○四年度台上字第三七九九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四年度台上字第三七九九號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蘇春香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二審判決（一○四年度上訴字第一○八○號，起訴案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一○二年度偵字第二五三四九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定被告蘇春香有如原判決事實欄一之㈠、之㈡所載之侵占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部分之判決，改判論處被告犯侵占共二罪罪刑。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被告否認犯罪之供詞及其所辯各節認非可採，予以論述、指駁；另說明被告填製取款憑條前事前已得告訴人蘇阿添概括授權，不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惟因檢察官指與上開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一罪關係，故不另為無罪諭知。從形式上觀察，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稱：所謂概括授權，係指本人同意他人以自己名義為法律行為，但對授權行為未加以任何限制，並未特定以某部分之行為為限之情形。原判決認被告被授權之範圍為「每月固定提領款項交告訴人支用」及「俟蘇阿添有提款或匯款需求時，由被告不定時持之前往銀行辦理提匯交易」。前者，尚可認被告在「每月固定提領款項交蘇阿添支用」事項上業獲蘇阿添概括授權；但於蘇阿添有提款或匯款之需求時，則須先由蘇阿添表明有用款需求，具體告知被告應提領或匯出款項若干，被告始得持蘇阿添之存摺、印章前往銀行辦理，自非概括授權極明，原判決遽認二者均為概括授權，不構成偽造文書犯行，自屬違誤云云。

四、惟查：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制作該文書為要件之一，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制作權，自不成立該條之罪。又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依憑被告之供述、蘇阿添之證言，及卷附安泰銀行西壢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頁影本、匯款委託書、新台幣存提交易憑條有摺交易傳票、新台幣存提交易憑條無摺交易傳票等相關資料，固認定被告有其事實欄所載之侵占犯行；惟就檢察官起訴書所指被告涉嫌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則認為被告填製取款憑條，係蘇阿添全權將其於安泰銀行西壢分行開立之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印鑑章均交予被告保管，供其不定時持往上開銀行辦理提領及匯款等交易。被告既因蘇阿添概括授權擁有提領上開帳戶內款項之權限，即非行使偽造私文書等語（見原判決第四頁倒數第三行至第五頁第十七行、第八頁第十至十七行）。參諸蘇阿添長期將存摺、印章及提款卡交予被告保管領款支用；及其於偵查中所證「…九十七年時，被告要我把證件及存摺及印章都交給她保管，說可以幫我辦事情。她是有按月給我生活費，…我沒有特別交代何時可以領錢，…之前我簿子及印章給被告後，我就有要被告記帳給我，…」（見他卷第五十八頁）；於第一審證稱：「（你交給被告什麼東西？）她有跟我拿存摺、印章。…她說她拿帳戶領錢比較方便，…（你開這個帳戶，有誰陪你一起去？）我大女兒（指被告）…」等語（見第一審卷第六十二頁），相互以觀，堪認蘇阿添交付存摺、印章予被告之目的，尚非單純保管，並有委託提領款項，以供不時之需用，且未明示提款時應事前告知，只要求要記帳供日後核算而已。原審因而認定被告事前已獲蘇阿添概括授權，而資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並未悖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乃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適法行使，不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猶執為原審所不採信之同一主張，再事爭論，或對於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重為枝節性或單純事實之爭執，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前揭部分之上訴為不合法，無從為實體上審理，則原判決認為與之有想像競合犯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侵占部分，係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三款之罪，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亦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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