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077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4077號

上訴人

胡石龍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07年3月15日第二審判決（106年度上訴字第1223 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5813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卷證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胡石龍有其事實欄所載利用「借屍還魂」手法，將所竊取如其附表（下稱附表）二編號2 所示B1贓車之引擎號碼、車身號碼等進行變造，再懸掛其以較低價格收購之重大事故車輛即附表一編號 2所示B 車車牌以避人耳目，並結合其車籍資料轉賣以謀取暴利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竊盜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就此部分依想像競合關係，從一重論處上訴人行使變造私文書罪刑，及諭知相關之沒收之判決，駁回其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上訴人另涉犯如附表一、二編號1所示對A車、A1車竊盜、行使變造私文書部分，經第一審判決無罪確定）。已詳述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對於上訴人所辯何以均不足以採信，亦在理由內詳加說明。核其所為之論斷，俱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遽依上訴人於第一審為求輕判出於妥協且與事實不符之自白，別無補強證據佐證，遽認上訴人有行使變造私文書等犯行，自屬適用法則不當且採證違法。上訴人係向證人王竣購買泡水車，用以修理上訴人向證人楊昌哲所買之事故車，並請王竣包修，不知王竣以贓車替代，上訴人並無行使變造私文書等犯行。證人鄭春城雖有證述，但並未提出上訴人買車匯款文件或其郵寄相關證件予上訴人之證據，鄭春城亦係本案偵查中之被告之一，有偽造車輛資料之可能，其為卸免罪責，乃故意誣指他人，藉以脫身，警方也未在上訴人住所查扣變造車輛資料之相關工具、昇降機等，而鄭春城提出之買賣車輛帳冊，並非業務上特信性文書，且充其量僅足證明其出售事故車予他人，依證據關聯性，不足證明上訴人有行使變造文書等犯行。

㈡依證人林玉昆於警詢、原審審理中之證述及上訴人在原審之供述，不能排除林玉昆以新臺幣（下同）35萬元之較低價格買進，再謊報較高之43萬8 千元，訛詐其當舖股東以賺取差價之可能，才偽造卷附之汽車買賣合約書，當舖業者對經手金錢收受最為內行與謹慎，其如支付43萬8 千元，當會要求簽立付款收據，不可能未留付款憑據，原判決違背經驗法則。本案贓車業已發還被害人蘇均諺，又上訴人購買事故車 B車之成本為18萬元，自應扣除之，而35萬元係合法買賣所得價金，非屬犯罪所得，原判決仍諭知沒收43萬8 千元，顯悖比例原判及不當得利立法意旨，自屬適用法則不當；又原審未依聲請或職權將上訴人之筆跡送鑑定，以確認汽車買賣合約書上之簽名是否為上訴人親筆簽名，而為是否沒收金額之依據，亦有調查未盡之違法云云。

三、惟查：

㈠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藉以限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陳述者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所實行之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陳述者之指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原判決依憑上訴人於第一審中之自白，並有卷附之相關證人陳述及證據資料（見原判決第3至4頁）可資佐證，認其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上訴人雖曾於警詢、偵訊中否認認識鄭春城及有購買B 車之事，然鄭春城於警詢、偵訊證述：有於民國99年11月11日以18萬元出售車牌號碼0000 -00三陽現代牌休旅車（即B 車）予綽號石龜之上訴人等語，並提出該車輛買賣紀錄佐證，上訴人雖又主張有向王竣購買一台現代廠牌之車輛，惟其未能提出任何證據以供法院繼續查證，且B 車於鄭春城出售後，即由原車主林李春桂名下登記為上訴人名下，嗣於99年12月26日由上訴人出售予林玉崑，並過戶登記至林玉崑前妻賈淑婉名下，綜合以觀，足認B 車於99年11月11日至同年12月26日之間，係為上訴人所持有。又被害人蘇均諺所有之懸掛XXXX－QD車牌之三陽現代自小客車（即B1車）於同年12月9日失竊，而上訴人出售予林玉崑之車輛，林玉崑於102年10月21日出售過戶至國信汽車商行名下，後者復於102年11月16日出售予黃博俊，重領車牌為AFZ-XXXX而過戶登記於黃博俊名下，但該懸掛AFZ-XXXX車牌之車輛，經員警於104年12月3日勘察採證，位於右前座下方車體鈑件上，原應為B車之車身號碼，卻為B1車之號碼，足見其為B1車之車體。再衡之上訴人於偵訊中亦自承之前曾因經營日暉汽車材料行，以借屍還魂手法竊車及賣贓車給他人，經法院以行使變造準私文書罪判決確定，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上訴人顯然具有變造車身號碼、引擎號碼之能力與技術。已於理由內逐一指駁及論敘甚詳。原判決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內資料可按，乃係綜合各項直接、間接、情況證據而為判斷，並無上訴意旨㈠所指無補強證據、採證違法，或與卷證資料不符之違背法令情形。

㈡審判期日應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係枝節性問題，或所欲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而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僅在延滯訴訟，甚或就同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原判決依林玉崑之證言：向上訴人購買休旅車之價格是43萬8千元，先付35萬元訂金，尾款再付8萬8 千元，合約書上是上訴人簽名，他也在合約書上簽地址等語，並有雙方簽訂之中古汽車買賣合約書在卷可稽。再依雙方簽訂之合約書上記載日期係99年12月26日，迄原審107年2月22日審理，已逾7 年，倘林玉崑未依約給付尾款，何以上訴人逕行將車過戶登記於林玉崑前妻名下，且迄今均未向其催討尾款，足認上訴人係以43萬8 千元價格出售予林玉崑等情，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佐按。核其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於法尚無違誤。依新修正增訂之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犯罪所得範圍立法理由㈢，立法者明確揭示「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上訴人之犯罪成本自不應扣除，以達剝奪犯罪所得、遏阻犯罪誘因之目的。另於原審審理期日，審判長問：「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上訴人及其於原審之辯護人均稱：「沒有」（見原審卷第90頁）。原審因而未為無益之調查，並無調查責任未盡之違法，上訴意旨㈡就原審有違背經驗法則、調查證據未盡、適用法則不當之指摘並非適法。另本院為法律審，以審核下級審法院裁判有無違背法令為職責，故當事人不得向本院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聲請調查，而據以指摘原判決不當，上訴人指尚有新證據待查，亦非本院所得審酌。

㈢其他上訴意旨，或對原審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或對原判決理由已經說明之事項，徒以自己之說詞，再為事實上之爭辯，泛指為違法，皆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又裁判上一罪案件之重罪部分得提起第三審上訴，其輕罪部分雖不得上訴，依審判不可分原則，第三審法院亦應併予審判，但以重罪部分之上訴合法為前提，如該上訴為不合法，第三審法院既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未為實體上判決，則對於輕罪部分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上審判。上訴人競合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部分，第一、二審均為有罪之判決，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 款所列之案件，原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因重罪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部分之上訴不合法，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其競合犯竊盜輕罪部分，自無從依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審判，應從程序上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