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80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上字第2180號

上訴人

黃宇嘉

選任辯護人

王雅慧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07 年10月4日第二審判決（107年度上訴字第2058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5687號、106年度偵字第1051、1052、10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上訴人黃宇嘉上訴意旨略謂：

㈠我因遭小盤毒販（俗稱「小蜜蜂」）所騙，購得假冒毒品之物，欲找對方理論，才會佯裝購毒，撥打「小蜜蜂」的聯絡電話0000000000，但是前來赴約的是呂理威，我要求他交出「小蜜蜂」的聯絡方式，結果，呂理威給我兩支手機、現金新臺幣（下同）1 萬元及毒品。參以證人即共同被告林宏洋（業經第一審判刑確定）已供承現金及毒品是其取得；證人黃祥倫（上訴人本有邀黃祥倫參與，但為黃祥倫所拒）亦證稱：林宏洋說他要錢、不要東西，上訴人攜帶2,000 多元外出，返家時，身上也是2,000 多元；呂理威也證稱：錢是林宏洋拿走各等語，及我也只留下內含購毒者名單之呂理威工作用手機，而將另支其自用之手機還給呂理威，更於我將購毒者名單複製後，把該手機送給黃祥倫使用等各情觀之，可見我對呂理威上開財物，無具不法所有之意圖，根本不該當於強盜罪。

㈡再衡諸上揭案發地點，是在基隆市○○區○○街00號靠近基隆廟口夜市，乃公開場所，而呂理威當時所站位置，也是開放空間，身體自由未遭強制力剝奪、阻礙通行；況且，呂理威亦直言：上訴人拿出刀子，只是要嚇嚇我而已等語，可見呂理威尚未喪失意思自由而達不能抗拒之程度。故我所為手段，僅應構成恐嚇取財罪名而已。

㈢我是低收入戶，根本沒錢購買愷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供作販售之用；黃祥倫也證實此情，另證稱：親眼看到上訴人用「糖」摻入精神科藥物，磨碎裝袋去販賣等語；本件既無供分裝毒品秤重用之電子磅秤扣案，而我本身又有吸食甲基安非他命之惡習，該扣案微量之甲基安非他命，只是我吸食後之殘渣，豈能憑為認定我有販賣甲基安非命之證據？

㈣證人即購毒者陳泰維自承從民國90年起，即施用安非他命，早已跟太多上游取得毒品，可見其毒品來源甚多；又陳泰維既謂於105 年11月30日因毒癮發作，急欲向我購買安非他命解癮，竟又說未立即施用，遲至同年12月17日（按其實是說最後一次；詳見後述）才吸食，可見不符邏輯，如何可信？自不得徒以陳泰維於該日吸毒後，尿液呈現陽性反應之驗尿報告，即證明其毒品確係我所提供；徵諸陳泰維於第一審作證，經仔細回想，供明其向我購買之「安非他命」，其實是「假的」，因為施用後，感到嗆鼻，遂於其工作證明書背面，書寫此情，有該工作證明書可證，足見我當日所販售之物，實為「洗劑」（即無害結晶體），而非甲基安非他命，縱然我犯罪，無非詐欺取財之罪名而已，原審卻以單一證人陳泰維之證詞，遽為我販毒有罪之唯一證據，顯有判決不載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誤。

㈤我因罹患思覺失調症，自94年5 月23日起，因精神官能性憂鬱症就診，原審未審酌我上開犯情，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自有不當。

三、惟查：

㈠按證據的取捨、證明力的判斷與事實的認定，都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判斷的職權，此項職權的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言，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由當事人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合法理由之餘地。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另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補強證據之種類，並無設限制，故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

⒈原判決主要係依憑：上訴人坦承確曾攜帶西瓜刀，向呂理威亮刀後，呂理威因此交出手機、現金、愷他命等物，及另有以行動電話聯繫陳泰維，「約定」以3,500 元為代價，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約1 公克給陳泰維，嗣交易時，陳泰維當場如數交付之部分自白；呂理威於偵查及第一審中，一再指證：我遭林宏洋勾住肩膀，叫我把手機、現金、毒品拿出來，上訴人則持刀架住我脖子，催促我加快動作，否則要砍，我因此交出上揭財物；林宏洋於偵查及第一審中，證稱：案發前，在上訴人家中講好（謀議）要行搶毒品等物，當天由我勾住呂理威的肩膀，上訴人拿出西瓜刀，我們都有叫呂理威把東西（指毒品等物）交出，否則，要對他不利；黃祥倫於偵查中，證稱：上訴人在案發前，有與林宏洋討論要行搶「小蜜蜂」的財物，並詢問我是否參加？我因不缺錢而未參與，但上訴人仍聯絡「小蜜蜂」，並帶刀出門，後來上訴人返家時，有拿出他們搶來的手機、毒品、現金等物；陳泰維於偵查及第一審中，均證稱：我是以3,500 元向上訴人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約1公克，嗣於105年12月17日「最後一次」施用各等語；復有卷附陳泰維與上訴人聯繫購毒之通訊監察譯文、陳泰維之驗尿報告、扣案上訴人所有供強盜用之西瓜刀、供聯絡毒品交易用之行動電話、甲基安非他命等證據資料，乃認定上訴人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以犯共同攜帶兇器強盜、販賣第二級毒品各1罪刑（均處有期徒刑）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第二審上訴。

⒉原判決對於上訴人否認上開犯罪，所為略如上揭第三審上訴意旨之辯解，如何係飾卸之詞，不足採信，亦據卷內訴訟資料詳加指駁、說明。並指出：

⑴依呂理威、林宏洋、黃祥倫上揭證詞以觀，上訴人與林宏洋於案發前，早已謀議行搶，且其等於謀議後，即前往案發現場，由林宏洋勾住呂理威之肩膀，上訴人則持西瓜刀架在呂理威之脖子旁，呂理威並遭喝令交出財物，足認上訴人與林宏洋確有強盜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⑵稽諸呂理威係於凌晨時分，單獨1 人遭上訴人、林宏洋共同以上揭強暴、脅迫方式，逼迫交付財物，客觀上，顯足使呂理威心生畏懼，自由意識受到壓抑而達到難以或無法抗拒之程度。

⑶陳泰維上揭證詞，核與其與上訴人聯繫購毒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大致相符，參以陳泰維經警採尿送驗結果，確呈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足認所言可採（衡諸陳泰維係於同年11月30日向上訴人購得約1 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數量非微，足供多次施用，則陳泰維因此證稱其係於同年12月17日最後一次施用上揭購得之甲基安非他命乙節，尚無違常情）。

⑷上訴人固患有思覺失調症，但經第一審送鑑定結果，上訴人在犯行當時情境下，行為並未受幻覺、妄想等精神病症狀的影響，並不符合「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也未達「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程度，有精神鑑定報告書可憑。以上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都有各項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且事證已臻明確。此部分上訴意旨，或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憑己意，異持評價，妄指違法，且猶執陳詞，或為單純之事實爭議，或就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事項，予以爭執，均不能認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㈡案件有無依刑法第59條關於犯情可憫、減輕其刑規定處遇的必要，屬法院的自由裁量權，非許當事人逕憑己意，指稱法院不給此寬典，即有判決不適用法則的違法。原判決理由欄內，載敘：上訴人所為上開加重強盜犯行，危害社會治安之情節重大，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情狀而應予以憫恕之情形；又考量甲基安非他命為第二級毒品，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鉅，販賣行為，尤其嚴重影響社會治安，是上訴人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亦難謂在客觀上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處，且無處以法定本刑之最低刑度（即有期徒刑7 年），猶嫌過重之情形，乃認均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此部分上訴意旨，係對於原審量刑職權之行使，任意指摘，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

㈢第三審為法律審，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故於第二審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而資為第三審上訴的理由。上訴人於向本院提起第三審上訴時，始提出陳泰維上揭工作證明書，欲證明陳泰維上揭證言不實云云，核非適法的第三審上訴理由。

㈣綜上所述，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四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