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余自強

選任辯護人

黃重鋼律師

王淑琍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1年5月31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上更一字第219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108年度偵字第1557、3785、57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余自強有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欄）所載之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刑（量處有期徒刑），暨諭知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該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就上訴人否認犯罪之供詞及所辯，認非可採，亦依調查所得證據予以論述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得為證據之被告自白，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固必須具備任意性（即出於自由意志）與真實性二要件。惟所謂非任意性之自白，必須其自白係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取得，且該自白與不正方法間具有因果關係，該自白始應加以排除。又依刑事訴訟法第228條至第231條規定，檢察官乃偵查程序之主導者，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乃協助檢察官偵查或受檢察官指揮之偵查輔助機關。而於不同時空，由偵查機關不同訊（詢）問人員所為之訊（詢）問，若未使用不正方法，則所取得之被告自白，其證據能力，是否會因被告對先前之自白所爭執之非任意性而受影響，應依具體個案客觀情狀加以認定。倘其偵訊之主體與環境、情狀已有明顯變更，而為被訊問人所明知，除非有明確之證據，足以證明先前不正訊問之狀態延續至其後訊問之時，應認已遮斷該不正方法之延續效力，而具有證據能力。上開採證法則，於證人之陳述，亦同有適用。準此，關於同案被告即證人黃明傑（經判處罪刑確定）於警詢中陳述之證據能力，原判決以黃明傑嗣後已於法院審理時到庭作證，無引用其警詢陳述之必要，而認定其警詢所為陳述無證據能力。至黃明傑偵查中陳述之證據能力，原判決已說明該證述係經檢察官告以相關證人權利義務後，命其朗讀結文並簽名具結後所為之陳述，並無明確證據證明黃明傑所述有警員要求其配合指認上訴人一情，且於民國108年3月13日偵訊時，檢察官訊問黃明傑有無受到警員刑求或其他不法行為、是否基於自由意志陳述，黃明傑皆答以「沒有」、「是」，故此時偵查主體與環境、情狀已有明顯變更，且自形式上觀察，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而認有證據能力等旨甚詳。核其所為之論斷，於法尚無不合。何況依更一審勘驗黃明傑於108年3月13日警詢錄影、同日偵訊錄影之勘驗筆錄互相勾稽，黃明傑就卷附其持用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登記名義人為其父黃玉寶）通訊監察譯文其中編號AE-5、6、7、15部分，於警詢時均否認係與上訴人交易毒品，至偵訊時，更就其中編號AE-4部分，變易其於警詢時承認與上訴人交易毒品之說詞，而改稱該次並無交易毒品（見更一審卷第154至163頁），足認其於偵訊時陳述之意思自由並未受壓迫。原判決因認黃明傑警詢筆錄無證據能力而未予採用，致未能說明其就黃明傑警詢時有無受違法取供，及該不正狀態有無延續至檢察官訊問時之論斷認定，固有微疵，惟依上開說明，於判決之結果尚無影響。

四、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毒品交易之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購毒者之指證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且販賣毒品行為一向懸為厲禁，販毒者為避免遭監聽查緝，以通訊工具聯繫時，基於默契或共識，以暗語代之或僅相約見面，未敘及交易細節，即可於碰面時進行交易，於聯繫中未明白陳述實情，並不違背常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購毒者之陳述或其他案內證據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非補強證據。原判決係依憑上訴人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證人黃明傑、李貴龍、劉英山分別於偵查、上訴審及更一審時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述，佐以卷附相關證據資料，詳敘憑為判斷黃明傑指證上訴人確有於事實欄所載時地販賣海洛因之證詞與事實相符，所為該當販賣第一級毒品罪構成要件之理由綦詳，就上訴人供稱係黃明傑找他還錢之辯詞，委無可採，亦於理由內論駁明白。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既非僅以黃明傑、李貴龍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言為論罪之唯一證據，且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論斷，自非法所不許，無所指理由矛盾、欠缺補強證據之違法。又：㈠卷附相關上訴人與黃明傑間之通訊監察譯文雖未直接言及係交易毒品海洛因，惟渠等2人均坦認確有譯文內容之通話，自譯文之情節整體觀之，雙方對話就交易標的內容存有一定默契，僅刻意隱諱用語且相約見面，客觀上非可僅依訊息表面文意遽然評定其實情，原審本於採證之職權，採信黃明傑偵查中指證雙方係為毒品海洛因交易之證詞，認定彼等間已達成買賣該類毒品之合意，因認與上訴人被訴之該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關聯性，雖非直接可以推斷上訴人之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李貴龍及黃明傑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言，勾稽案內其他證據資料綜合判斷，足以認定其犯罪事實，以所載通訊監察譯文為論罪之補強證據，並無不合。㈡關於案發當日李貴龍與黃明傑同行之目的，究係合資購買毒品或找刺青師刺青，原判決亦已敘明：上訴人與黃明傑雖均陳稱李貴龍當天是要去找「阿男」者刺青云云，然卻又皆表示不知道當天李貴龍有沒有實際上刺青等語，其等前後供（證）詞已有齟齬。又黃明傑於第一審審理時雖證稱李貴龍有跟上訴人相約要去刺青云云，然此與上開通訊監察譯文顯示上訴人詢問黃明傑「螃蟹（即李貴龍）？他有要那個？」一節顯有不符，亦即若係單純相約「刺青」，言明即可，實無以「那個」代之的必要，故依其等前後對話所謂「他有要那個」一詞，絕非純指刺青至明。再者，李貴龍與黃明傑於偵訊時，俱未曾提及刺青或李貴龍有與上訴人「相約」去刺青等情，對照卷附通訊監察譯文其中編號AE-8至AE-14之對話內容顯示，均係黃明傑先撥打電話予上訴人，表示要去找上訴人，一段時間後再次撥打電話予上訴人，表示「螃蟹」即李貴龍說也要跟，此時上訴人即反問「螃蟹？」「他有要那個？」，足見上訴人並無與李貴龍有何相約事項。甚者，倘李貴龍確實想找上訴人介紹刺青師傅，又何需透過黃明傑轉達，再與黃明傑共同前往，且未刺青即與黃明傑共同離開之不合情理行為？足見所證李貴龍與上訴人相約刺青之事，顯與事實不符，是上開對話並非李貴龍與上訴人約定前往刺青，應係上訴人詢問黃明傑，李貴龍是否亦有意購買毒品之事。原判決因認黃明傑與李貴龍，係為合資購買毒品而共同前往，核亦無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㈢黃明傑於第一審及上訴審、更一審審理時翻異前詞，及李貴龍於偵查中部分證詞何以不足以據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原判決亦已依據卷內證據詳予說明論斷其認定之理由，經核俱無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㈣販賣毒品既遂罪之成立，以有營利為目的之賣出行為即屬成立，是否果真獲得利益，無礙其罪名之成立。原判決就如何認定李貴龍與黃明傑共同前往桃園找上訴人購買毒品，及上訴人有販賣海洛因營利之意圖，理由內已依卷證資料論述明白，符合論理法則且不違背社會經驗之合理判斷，論以前揭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五、上訴意旨，仍執其不為原判決所採之相同辯解，指摘原判決採證不當，且泛稱李貴龍當天係去刺青，而黃明傑偵查中之證述「可能」遭警員不法取供而延伸，應係出自非任意性，不足採信，是原判決欠缺補強證據，逕以有瑕疵之證詞，遽論其以本件犯行，實有欠當云云，經核係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執，或對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及判斷證據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自己之說詞及持相異評價，任意指為違法，並為事實上之爭辯，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