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孫 龍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033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501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上訴人孫龍有如其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欄）所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想像競合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已詳述其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其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自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略以：

(一)原判決僅憑推測、擬制認定，除上訴人、劉家宏外，尚有另一人參與共同詐欺取財犯行，逕論以上訴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二)上訴人已與告訴人即被害人賴李訓成立民事上和解，並全數賠償新臺幣（下同）3萬元。原判決未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而為量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四、惟按：

(一)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係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之情事，即無違法可言。又事實審法院認定事實，非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其綜合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證據及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仍係適法之職權行使。原判決係依據上訴人於偵查、原審審理中之供述，以及第一審共同被告劉家宏於偵查中之陳述，而認定上訴人所屬詐欺集團的成員，除有擔任提款車手的上訴人外，尚有交付人頭帳戶提款卡、工作手機之劉家宏及向上訴人收取領得款項之人（並非劉家宏），縱上訴人未能確知該詐欺集團成員參與人數及分工等細節，亦未參與詐騙賴李訓之過程，然衡諸一般電話詐騙之分工，尚有其他負責向賴李訓行騙之成員，是該詐欺集團的成員顯有3人以上等旨。核其所為論斷說明，尚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且此項事實之認定，係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既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上訴意旨泛言指摘：原判決逕認上訴人有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顯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二)關於刑之量定，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法院就具體個案犯罪，斟酌其情狀，並以行為人的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罪責因素後，予以整體評價，而為科刑輕重標準的衡量，使罰當其罪，以實現刑罰權應報正義，並兼顧犯罪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的目的，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或明顯濫用其權限情形，即不得單憑主觀，任意指摘為違法，而據為合法上訴第三審的理由。又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固得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此為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第1項為踐行「修復式正義」或「修復性司法」之目的所明定。旨在藉由有建設性之參與及對話，在尊重、理解及溝通之氛圍下，尋求彌補被害人之損害、痛苦及不安，以真正滿足被害人之需要，並修復因衝突而破裂之社會關係。原判決審酌上訴人擔任取款車手之參與犯罪情節，僅聽命行事，其角色分工尚非屬犯罪核心，且上訴人坦承犯行，與告訴人成立民事和解，並已支付損害賠償完畢之犯後態度等，而為量刑。原審已傳喚告訴人到庭，經告訴人就量刑表示「沒有意見」（見原審卷第121頁）。卷查上訴人、告訴人均未聲請上述「修復性司法」程序，且原判決已經將成立民事上和解考量在內，因而撤銷第一審所為量刑，改處所犯之罪之法定最低刑度，並未逾越法定刑，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而有違反公平之情形，核屬事實審法院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難指為違法。此部分上訴意旨泛指：原判決未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而為量刑等語，自非合法的上訴第三審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上訴意旨，係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以及適法裁量之事項，再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