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李宬畯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7月3日第二審判決（114年度上訴字第2117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9675、38251、39841、4045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李宬畯之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論處上訴人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41罪刑（如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二，下稱加重詐欺罪。附表一編號1、2部分，均想像競合犯洗錢防制法第21條第1項第5款之以詐術非法收集他人金融帳戶罪；附表二編號1至39部分，均想像競合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2項之一般洗錢罪，除編號1、2部分為洗錢未遂罪外，其餘各罪均為洗錢既遂罪；各處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有期徒刑），並諭知沒收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從形式上觀察，並無判決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上訴人因係家中經濟支柱，需款孔急，方一時迷失於金錢誘惑，鋌而走險，然僅係提款「車手」，參與程度輕微，自警詢時起即坦承犯行，表示悔意，並於偵査中即指認共犯，態度良好，本案所獲報酬又僅有新臺幣6萬5,000元，相較於詐欺集團上游，獲利甚微，對社會秩序之影響尚非至鉅，犯罪情狀可憫，如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恐有情輕法重之嫌，違反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原判決未適用該條及同法第57條規定從輕量刑，其裁量權行使有違比例原則，原審量刑顯然違背法令。

㈡上訴人所涉各犯罪類型相同，行為態樣、手段及動機相似，責任非難重複程度極高，原審維持第一審之量刑，顯屬過重，考量人之生命有限，刑罰對上訴人造成之痛苦程度，係以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等比方式増加，若以實質累加方式執行，刑責恐將偏重、過苛，不符現代刑事政策及刑罰之社會功能，依本院108年度台非字第127號判決意旨，上訴人自得以此作為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四、惟按，刑之量定及刑法第59條之適用，均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而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本件原審認上訴人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已詳述其理由略以：上訴人參與本案詐欺集團，負責領取人頭帳戶金融卡包裹、測試人頭帳戶金融卡、提領各該被害人遭詐騙款項，復依指示將領得款項轉交集團其他成員，雖非立於主導地位，然所為不僅使被害人受有損害，且掩飾詐欺所得款項之去向，同為整體犯罪行為不可或缺之一環，助長詐欺犯罪氣焰，增加檢、調查緝犯罪之困難，危害他人財產安全及社會秩序，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或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本案犯罪之情狀並無顯可憫恕之情形；至於上訴人主張之酌減事由，無非屬於刑法第57條所定量刑應審酌之事項等語（見原判決第3頁）。亦即已就上訴人並非基於特殊之原因、環境或背景而犯本案之罪，致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等情形，予以說明。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亦無濫用裁量職權之違法情形。其次，原判決以第一審就上訴人各次犯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7月至1年6月不等，於加重詐欺罪之法定刑整體觀之，第一審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堪稱適當，上訴人所指家庭經濟狀況、於本案所扮演之角色及犯後態度等，業經第一審於量刑時一一審酌，難認有何科以較輕之刑之理由，而予維持（見原判決第3、4頁）。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亦無濫用裁量權限致輕重失衡之違背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之情形。至於上訴人所犯本案數罪，因未經第一審及原審合併定其應執行刑，而與上訴意旨㈡所指案件不同，自不能比附援引，此部分上訴意旨，顯屬誤會。

五、依上說明，上訴意旨係就原審刑罰裁量職權之合法行使，且經原判決論斷說明之事項，依憑己意，重為指摘，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應認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