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四一○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一四一○號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即被告

甲○○ 男

右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十月二十六日第二審判決（八十八年度上訴字第一四八一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南地

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六六六○、一○四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左：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即被告甲○○共同連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刑，駁回被告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惟查：㈠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均應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之基礎，故證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必要部分並未調查，仍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本件被告於一審法院辯稱：「陳東政也知道我申請支票，因為我有給他新台幣（下同）六萬元」「陳東政印章是廖志欽跟身分證一起交給我，六萬元是廖志欽叫陳東政到我辦公室來拿」（見一審卷第六十七頁）。苟屬無訛，則被告辯稱伊無偽造陳東政名義之支票，即非無審酌之餘地。乃原判決未詳細調查，遽以證人陳東政、廖志欽於偵查中所為互相歧異之證言（分見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二三七七號卷第八頁背面、八十七年度偵緝字第二一五號卷第十二頁背面），為論處被告罪刑之證據，自有調查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誤。㈡偽造、變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定有明文。原審及一審判決於事實欄內記載：「……復共同意圖供行使之用，於同時地，在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期，面額三百二十八萬五千元之本票發票人欄偽簽葉馬江美之署名『葉』字，再加蓋偽刻之葉馬江美印文一枚，完成其參與共同為發票行為之程序」。足見上開本票上共同發票人「葉馬江美」部分係屬偽造。揆之上開規定，自應將本票上偽造「葉馬江美」為共同發票人之部分依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沒收方是。乃第一審判決竟於理由二內謂「……及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期，面額三百二十八萬五千元之本票上偽造葉馬江美之『葉』字署押一枚，偽造之『葉馬江美』印文一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同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諭知沒收」，原判決未予糾正，仍予維持，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㈢所謂變造文書，係指不變更原有文書之本質，僅就文書之內容有所更改者而言。又影本與原本可有相同之效果，如將原本影印後，將原本之部分內容竄改，重加影印，其與無製作權人將其原本竄改，作另一表示其意思者無異，應成立變造文書罪。原判決於事實欄內載明「……交由甲○○將蕭英娟之照片貼在其母葉馬江美身分證影本上影印」「將陳東政之身分證換貼自己之照片影印」等情。揆之上開說明，被告所為，應成立刑法第二百十二條之變造特種文書罪。乃原判決於理由三內論述「又偽造之『葉馬江美』『陳東政』國民身分證各一張」，要難謂為適法。

㈣科刑之判決書，對於犯罪事實，必須詳加認定，明確記載，然後於理由內敍明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使事實與理由兩相一致，方足以資論罪科刑。原判決於事實欄內僅記載「甲○○復承繼上開犯意，於八十六年間，接受廖志欽所交付之陳東政的身分證一張及印章一枚，……，持前開偽造之身分證及圖章，……蓋用印文……」。對於上開陳東政的印章，究係偽刻或盜用﹖其印文究係偽造或盜蓋﹖並未明白認定，詳為記載，於理由內亦未說明憑以認定之證據。竟於理由三內說明「申請書上偽造之『陳東政』印文三枚、開戶印鑑卡上偽造之『陳東政』印文二枚，……，均應依同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諭知沒收」，殊有違誤。又刑法第二百十條之偽造、變造私文書及第二百十二條之偽造變造特種文書罪，均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構成要件。原判決於事實欄內對於被告偽造附條件買賣契約書及偽造葉馬江美、陳東政之身分證等文書，是否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亦未明確認定，詳細記載，尤屬違誤。檢察官及被告上訴各指摘原判決不當，均有理由，應認有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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