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四四五八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四四五八號

上訴人

甲○○

右上訴人因○盜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七日第二審

更審判決（九十一年度重少連上更㈢字第五號，起訴案號：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八十八年度少連偵字第一一三號、八十八年度偵字第七三五三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曾於民國七十九年間，因貪污罪、偽造有價證券罪，分別經台灣花蓮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月（減為有期徒刑一年三月）、有期徒刑三年九月，經定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四年十月，又於八十三年間因常業詐欺罪，經同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月確定，兩案接續執行，於八十七年十二月四日假釋出獄（九十年五月二十日期滿）。仍不知悔改，假釋期間，於八十八年八月十九日，適有同住於花蓮縣秀林鄉○○村，當時未滿二十歲之少女江玉○、江雅○及張○○三人相偕離家，因無處可去，以電話與上訴人聯絡，上訴人乃將三名少女接至其母親住處居住，其見三名少女年幼可欺，竟意圖將彼等賣予前曾同監服刑綽號「肉梨」之成年男子何○村，乃對彼等佯稱欲至南部辦事而邀往同遊，三名少女不疑，遂與上訴人及游○○（即上訴人之姪兒）一同搭車前往台南縣新營市，途中上訴人並交待該三名少女不得與家人聯絡，使彼等因而脫離家庭（此意圖營利略誘未滿二十歲之女子脫離家庭罪部分業經判處罪刑確定）。同年月二十四日上午七時許，上訴人在台南縣新營市○○路二段，經由路人王○美介紹，以新台幣（下同）五千元代價僱用王○美之夫兄吳○利駕駛車號○○｜○○○○號自用小客車充當計程車（該車係屬吳○利女婿沈○福名下，當時由吳○利持有使用中），至同市新進路「○○飯店」投宿，上訴人則乘機外出欲與何○村商談出賣三名少女事宜，惟終因無法與何○村取得聯繫而作罷。上訴人給付吳○利五千元車資後，又因出賣該三名少女之事未依其預期完成，盤纏將盡，為籌措生活及交通費用，乃萌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並勸說當時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姪兒游○○（○○○年○月○○日出生，業經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確定），獲得同意，二人基於○盜故意殺人之犯意聯絡，謀議殺害吳○利以○盜其金錢及前述自用小客車等財物，乃於同日十七時許，至同市○○路○○○號「○○百貨批發廣場」購買尼龍製狗鍊（繩）二條（後經使用一條）、棉紗手套二雙（後均未使用）及膠帶一捲（後經使用），準備以此工具伺機殺害吳○利劫財。同日二十時許，上訴人召來吳○利搭載其等五人出發前往屏東，於當日約二十三時三十分許，至屏東縣屏東市○○路○○○○○號「○○旅社」投宿。翌（二十五日）日二十二時許，上訴人與游○○二人即向吳○利佯稱欲外出訪友，要求搭載前往，並由上訴人指示開車路線，將吳某誘至同縣萬巒鄉新置村農場丹林吊橋頭附近郊外，謊稱已聯絡友人送山羌肉來，囑吳某在該處停車等候。至次（二十六）日上午一時三十分許，吳○利坐於車內駕駛座休息，上訴人坐於右前座，見時機成熟，即示意坐於駕駛座正後方之游○○下手，游○○即以先前購得之尼龍狗鍊（繩）一條由後套住吳○利頸部緊勒，上訴人則由前壓制吳某雙手及身體，並猛擊吳某三拳，使之無法抗拒，而當場氣絕身亡，上訴人與游○○旋劫得該小客車及車上財物，並自吳○利身上長褲暗袋中，搜得現金八千零三十四元（嗣已花用淨盡）。上訴人等復恐殺人犯行被發現，為湮滅罪證，由上訴人將已氣絕之吳○利移至駕駛座旁，駕載至同縣新埤鄉畚箕湖段丹林幹十四支二四分一三電桿附近，與游○○共同基於遺棄屍體之犯意聯絡，合力將吳某屍體抬下車，將之棄置附近草叢內，並由上訴人以前述購得之膠帶蒙住吳○利眼睛，之後駕該自用小客車搭載游○○返回「○○旅社」，沿途並將前所購得之尼龍狗鍊（繩）、手套、膠帶等供犯罪使用及預備之物丟棄。上訴人嗣以該自用小客車充當交通工具，搭載游○○及三名少女北上四處遊玩，迄同月三十一日，在台北另行僱車將游○○及江玉○、江雅○、張○○四人送返花蓮，自己則轉往台北地區逃逸。吳○利家人見吳某受僱包車外出後，遲未返家，而打吳○利之行動電話聯絡，卻均由他人（即上訴人）接聽，心中起疑，遂於同年月二十八日報警，警方追查上訴人住宿○○飯店所登記之身分資料，查知上訴人住處及其行動電話，乃先於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花蓮市○○路○○○號檳榔攤查獲游○○，再於游○○帶領下，於同年月二十八日十七時十五分許，在前述棄屍處尋獲吳○利骨骸及遇害時所戴手錶一只，迨同年十月二十日十七時十分許，在台北縣三重市正義北路與安樂街口，將上訴人逮捕到案，並在同縣汐止市○○○路○○○號上訴人逃逸期間任職之經緯中心地下停車場，起獲前開遭○盜之自用小客車等情。係以上開事實，已經上訴人於警詢時供承不諱，核與已判決確定之少年游○○供認犯罪情節相符，其等於警詢及偵查中就殺害吳○利後確在其長褲暗袋中搜獲現款之情，亦一致供承屬實。而上訴人供行兇所用之尼龍狗鍊二條、手套二雙及膠帶一捲，係其與游○○一同前往「○○百貨批發廣場」購買，並由上訴人支付價款，除據上訴人及游○○供述無訛，並經證人陳○華證明屬實，復有出貨單在卷可按。該出貨單雖載「理想犬鍊四條」「一雙棉紗手套（二包）」，但上訴人及游○○均稱購買尼龍製狗鍊二條及棉質手套二雙、膠帶（布）一捲，其二人既以尼龍狗鍊勒殺吳○利劫財，衡情無浪費金錢購買四條狗鍊必要，且二人犯案，購買手套備用，自必購置二雙，是應以上訴人及少年游○○所稱購買尼龍狗鍊二條及棉質手套二雙為可信。徵諸吳○利所駕駛車號○○｜○○○○號小客車，係在上訴人逃亡期間所任職公司之地下停車場尋獲，嗣由車主即吳○利之女婿沈○福及其子吳○宏至警局領回乙節，亦經證人鄭○生、沈○福與吳○宏分別於警詢及原審證述明確，並有該車之車籍資料可佐，足證上訴人自白殺害吳○利劫財，嗣並將劫得小客車駛往台北各情與事實相符。而警方經游○○帶領，在上開棄屍地點所發現骨骸旁之手錶及衣領上繡有「花蓮客運」四字之上衣，經吳○利之子吳○宏指認，確認係其父所有，該骨骸經法務部調查局以粒腺體ＤＮＡ（ｍｔＤＮＡ）鹼基序列分析鑑定法與吳○利之子吳○宏、其胞弟吳○坤血液檢體比對結果，認與吳○坤血液檢體之粒線體ＤＮＡ鹼基序列相符，因粒線體ＤＮＡ為母系遺傳，故該骨骸與吳○坤間存在源自於同一母系之血緣關係，有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可能為吳○利，亦有該局檢驗通知書在卷足憑，應可確認該骨骸為吳○利之遺骸。吳○利死亡之事實，復經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明確，製有驗斷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法醫解剖紀錄報告及勘驗筆錄存卷可稽，並有吳○利屍骨之現場照片二十八張在卷足憑。為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以上訴人雖於第一審及原審更審前調查時曾翻異前供，改稱案發當時其因酒醉，於車上右前座睡覺，係游○○獨自從駕駛座正後方勒斃吳○利，其發現後已來不及，本想將吳某送醫，惟之後仍僅協助棄屍云云，然經提訊游○○與之對質，其又俯稱先前供詞無誤，而對游○○所供不表意見。衡諸常情，上訴人係游○○之伯父，此次旅程全由其一手策劃安排，並負擔所有食宿、交通等費用，游○○係受邀同遊，僅屬毫無獨立在外生活能力與經驗之少年，上訴人對其行動、意向顯有絕對之主導權，如非上訴人之勸誘、指示，豈敢萌生○盜殺人如此重罪之犯罪決意，亦殊無不待上訴人之配合即擅自決定動手時機。且持繩索緊勒他人頸部，係使人無法呼吸因而窒息死亡之殺人方式，其無法於瞬間奪人性命，故被害人臨死之際必然激烈掙扎。依上訴人所述，吳○利生前因需擔任駕駛工作而未曾飲酒，是雖在車上稍事休息，絕非處於完全失去意識而毫無抵抗能力狀態，倘所辯殺人犯行係游○○一人所為，則當時同在車內且坐於右前座之上訴人不可能毫未知悉、察覺，如無上訴人從旁配合壓制吳○利之激烈掙扎，以游○○一人之力道、膽識，實不足以令吳○利窒息身亡。參之游○○於供稱其等○劫所得現款八千零三十四元係上訴人取走等語。從而，本件自○盜殺人犯罪動機、計劃之擬定、工具之準備、詐騙引誘吳○利外出至荒郊野外、伺機著手實施殺人犯行、屍體之處理及贓物之分配等情綜合以觀，應係由上訴人主導，而為犯罪之主謀，游○○僅係依命行事之角色無訛，上訴人上開所辯尚與事實不符。再以○盜所得現款八千零三十四元，據上訴人與游○○於警詢、偵查中均稱係於勒斃吳○利後，在其身上所搜獲，此核與其等犯罪目的意在得財相符，且吳○利遭勒斃後，其財物已在上訴人與游○○實力支配下，衡情自必在搜取吳某身上現款後，始予棄屍，其等嗣於第一審及原審改稱該八千零三十四元現款係在駕車北上途中，在高速公路中壢休息站加油時，始於車內尋獲等語，自不足採。又以屏東縣警察局潮州分局來義分駐所於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午二時至四時許及台南縣警察局於八十八年九月十九日下午八時至八時三十分許，均未接獲上訴人所稱之報案電話，已分據屏東縣警察局潮州分局及台南縣警察局與該局新營分局函覆屬實，並經警員何文杰等於原審到庭結證無訛，是上訴人所辯案發後曾於上開時間先後以電話向該二警察單位自首云云，亦乏證據證明為真實，不足採信。均於理由內就上訴人所辯各語逐一詳予指駁。且說明上訴人於警詢自承將吳○利誘騙至行兇地點途中，曾於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路旁遇見一名原住民村幹事與另一名本省人在住家附近飲酒，即要求吳○利停車，而與游○○下車佯裝問路，並與該村幹事敬酒，其主要目的在於使吳某信任其確係至山區訪友，此核與游○○所供相符。其為本件犯行時，尚且臨機應變力求使吳○利信賴其出外訪友之謊言，參諸其事前行兇工具之準備，事後棄屍地點之選擇，致警方嗣於游○○帶領下搜尋屍骨曾數度無功而返，且其犯罪所得除吳○利身上現款外，尚有自小客車一部以供代步，價值不菲等情以觀，此一犯行顯係經其預謀策劃所為，自不能謂其行為時已陷於精神耗弱，即上訴人亦自承其並無任何精神病史，游○○且稱並不覺得上訴人之個性很怪，其精神很正常等語，是客觀上並無上訴人精神異常之合理懷疑，乃認上訴人在原審更審前之選任辯護人聲請就上訴人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送鑑定，並無必要，而予駁回。復以懲治盜匪條例已於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經總統公布廢止，並於同年二月一日生效，而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盜故意殺人罪亦於同日修正公布生效。懲治盜匪條例雖經廢止，但因廢止該條例之同時，已修正刑法相關法條，立法目的旨在以修正後之刑法相關法條取代該條例，且因該條例廢止前，與新修正之刑法相關法條，均有刑罰規定，就此而言，自屬刑法第二條第一項所謂之行為後法律之變更，經比較上述修正後刑法與懲治盜匪條例，應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裁判時法律即上述修正後刑法規定處斷。核上訴人為○盜吳○利財物而將之殺害並棄屍，所為係犯修正後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盜故意殺人罪及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之遺棄屍體罪。其與游○○就○盜殺人及遺棄屍體二犯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其○盜殺人後，為圖滅跡，另尋地點以為遺棄屍體之行為，並非○盜殺人之部分行為或當然結果，而係○盜殺人行為後之另一結果行為，二者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應依牽連犯從一重論以修正後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盜故意殺人罪。又游○○係○○○年○月○○日出生，有其年籍資料在卷可稽，於本件行為時係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少年，上訴人為成年人與其共同犯罪，原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加重其刑，惟所犯上開○盜故意殺人罪，其法定刑係死刑或無期徒刑，依法不得加重。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劫而故意殺人部分科刑之判決，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二條第一項前段（原判決已說明，僅於論結欄漏引本條文）、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五十五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論以上訴人成年人與未滿十八歲之人共同○盜而故意殺人之罪。並審酌上訴人素行不佳，其為圖一己私利，貪慾薰心，為籌措旅費及貪圖一時交通之便，竟勸誘少年之姪兒共同謀財害命，並棄屍荒野，惟其犯後深表悔意，於原審第二次更審期間並提出其財產狀況明細，聲明願補償被害人家屬，態度至佳，尚無必剝奪其生命之必要等一切情狀，乃量處上訴人無期徒刑，並依法宣告褫奪公權終身。且說明上訴人供犯罪所用及預備之膠帶一捲、白色棉紗手套二雙及尼龍狗鍊二條等物，均於案發後經沿途丟棄不存，已據上訴人坦認在卷，復非屬違禁物，故不予宣告沒收。經核於法尚無違誤。上訴人雖表不服，提起第三審上訴。惟查上訴人於原審所辯案發後伊曾打電話向屏東縣警察局潮州分局來義分駐所及台南縣警察局刑警隊報案坦承本件犯行，符合自首要件乙節，既經原審函查並無其事，並經證人即警員何文杰到庭結證屬實，此亦經原判決於理由內據以說明上訴人該項辯詞不採之心證理由甚詳。又觀諸吳○利之子吳○宏於八十八年九月一日警詢時，已指控上訴人涉嫌妨害自由，且稱伊父親於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二十時載客人後，失去聯絡，伊於同年八月二十八日至派出所報案協尋，經警方至「○○飯店」查出八月二十四日二十時退房者為上訴人；警方並調出上訴人口卡片，供王○美指認無誤；而吳○利之胞弟吳○坤於警詢亦稱伊胞兄吳○利失去下落後，伊等自警方處得知上訴人花蓮住處電話，曾私下聯絡上訴人之母，經其母告知上訴人之行動電話，乃打該電話予上訴人等語。則該「○○飯店」旅客投宿紀錄上雖僅記載上訴人之姓名，然警方既已調出其口卡片，其後循線查出上訴人之住處、電話及其行動電話號碼，乃至於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前往花蓮市○○路○○○號檳榔攤逮獲游○○，要均無悖於情理。從而證人何文杰於原審證稱上訴人住宿○○飯店期間有打電話回花蓮，警方由飯店之電話通聯紀錄找到上訴人之語，與上開吳○宏、吳○坤之供詞對照以觀，即非無可能，而與常情無違。原判決因之採信其證詞，並據以說明上訴人質疑「警員如何未經被害人家屬報案，即確認被害人係由被告殺害，欲主張其係屬自首，否則警員怎知去被告家找尋被告」，不足採納，所為採證尚無違法可指，亦無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情事。是上訴意旨仍執前詞，主張其合於自首條件，且指摘原判決採信證人何文杰之供證，有悖於證據法則，並對其有利之證據未說明不採之理由，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依上所述，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六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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