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三二五０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三二五０號

上訴人

甲○○

　　　　　　　　　　　　7號（另案在台灣台南監獄台南分監

　　　　　　　　　　　　執行）

上列上訴人因殺人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十八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九十四年度上重更㈡字第四九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一年度偵緝字第九八四、九八五、九八六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㈠、上訴人甲○○因經營賭場需求款項，乃透過郭子極自黃國洲（原名黃華宗）處取得新台幣（下同）二百萬元周轉。嗣因黃國洲向甲○○催討該二百萬元，上訴人一時未能全部返還（僅還五十萬元）。又聞被害人黃騰褘介入其與黃國洲債務糾紛，心生不滿，乃於八十九年七月二日凌晨三時三十分許，酒後駕駛Ｎ二－五三二二號小客車，搭載楊哲賢（另由檢察官偵辦）、郭明弦，至黃騰褘當時所在台南市○○路五五九號「東區里長聯誼會」，先於對面路邊停車，並將當時因酒醉而不知情之郭明弦留在車上，而由上訴人攜帶其前向綽號「阿進」購得而未經許可持有之九０手槍一支及子彈數額（未經許可持有槍、彈部分已判決確定），夥同楊哲賢，攜帶其原已知悉並交付楊哲賢持有之零點三八口徑制式手槍、子彈數顆進入東區里長聯誼會，欲尋黃騰褘理論報復，適黃騰褘、林世宗、黃盟宸、方南鑫、鄭灶生及黃國洲在場，黃國洲見上訴人及楊哲賢手上攜有槍械，即出言勸阻要上訴人勿開槍，上訴人及楊哲賢見黃騰褘方面，具有人數優勢，為達報復洩恨目的，竟共同基於殺人之犯意聯絡，明知持槍向人體射擊，足以致人於死，竟同時持槍，齊向在場之黃騰褘、林世宗、黃盟宸、方南鑫、鄭灶生等人不定點濫射，致黃騰褘受有右胸部貫穿槍傷一處、右上臂入口槍傷及出口槍傷二處、背部入口槍傷一處、肺右上葉貫穿性槍傷一處、肝貫穿性槍傷一處，因胸腹部多發槍傷內臟破裂出血休克當場死亡（解剖取出彈頭一枚）；林世宗受有左背部、左臉上顎、右掌虎口、肺部、脾臟等部位槍傷七處（解剖取出彈頭一枚），因胸腹部多發槍傷內臟破裂出血休克當場死亡；黃盟宸受有腹部及右手第四、五指槍傷；方南鑫受有兩大腿槍傷及右側骨骨折；鄭灶生受有胸腹部、右大腿、左前臂處槍傷。黃盟宸、方南鑫、鄭灶生三人，經送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救治後，始倖免於難。上訴人及楊哲賢於持槍殺人後，即駕原車逃離，警方於槍擊案發生後，據報於上開地點，扣得彈殼十五顆、彈頭十三顆、彈頭碎片七片（依彈殼數量保守估計至少十五槍以上，至於彈頭暨碎片均少於彈殼，無法正確估計實際開槍數目）。㈡、上訴人與楊哲賢於殺人後，在逃亡期間，因缺乏費用，竟另行起意，共同基於意圖勒贖而擄人之犯意，由上訴人與楊哲賢於八十九年九月四日中午十二時許，共同駕車至台南縣關廟鄉松腳村被害人黃榮章農舍，分持上開制式手槍各一把，於黃榮章上車後即由楊哲賢用其持有之手銬一付銬住黃榮章雙手，強押黃榮章至台南縣關廟鄉陸軍山靶場，欲向黃榮章勒索一千萬元，再令黃榮章持不知情之姚秀琴先前所交付楊哲賢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序號為000－000000－0），打給台南縣議會副議長吳健保，再由甲○○要求吳健保給付贖款一千萬元，經雙方討價還價結果，以五百萬元達成協議，且上訴人表示如未給付，則將槍殺黃榮章，致使吳健保因恐黃榮章生命不保，因而應允如數給付，上訴人與楊哲賢始將黃榮章載回農舍附近釋放。楊哲賢唯恐警方查緝，乃邀約知情亦基於共同意圖勒贖之崔文章及不知情之廖建魁二人，前往收取贖款，嗣於八十九年九月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許，先由上訴人與吳健保聯絡，要求吳健保應於八十九年九月七日凌晨零時許，攜款駕車經高速公路北上至彰化交流道附近路口（即彰化市○○路口家樂福看板下）交款。再由崔文章通知不知情之張慶旗於八十九年九月六日晚上，駕駛廖建魁所使用Ｎ九－七三八八號小客車，搭載崔文章、廖建魁，前往收取贖款三百萬元（因吳健保一時籌不出五百萬元，故先給付三百萬元，並約定二日後，再付二百萬元贖款）。崔文章等人於八十九年九月七日凌晨零時三十分許，在彰化市○○路口「家樂福」看板下，由崔文章搖下車窗，取得駕車在該處等候之吳健保所交付贖款三百萬元後，再要求張慶旗駕原車載其與廖建魁離開現場。楊哲賢事後，並分其中贓款十萬元給崔文章，作為酬勞。嗣於八十九年九月九日，楊哲賢再聯絡吳健保，要求給付另外二百萬元贖款，崔文章又與張慶旗及不知情之李興邦前往斗六交流道附近，準備收取贖款時，因吳健保堅持要見甲○○，崔文章因一時無法聯絡甲○○而作罷，惟嗣後楊哲賢再找不知情成年男子，向吳健保索取另外二百萬元贖款得手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殺人及擄人勒贖部分之判決，改判併論處上訴人共同殺人罪刑（死刑）及共同意圖勒贖而擄人罪刑，固非無見。

惟查㈠、未經許可持有槍、彈罪，其持有之繼續為行為之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均論為一罪，不得割裂。若以之犯他罪，兩罪間之關係如何，端視其開始持有之原因為斷，如早已非法持有槍、彈，後另起意犯罪，或意圖犯甲罪而持有槍、彈，卻持以犯乙罪，均應以數罪併罰論處；如因意圖犯某罪而持有槍、彈，後果以之犯該罪，兩罪間始有牽連犯之適用。原判決事實欄記載，上訴人於八十九年七月二日凌晨三時三十分許，攜帶其前向綽號「阿進」購得而未經許可持有之九０手槍一支及子彈數顆（未經許可持有槍、彈部分已判決確定），夥同楊哲賢攜帶其原已知悉並交付楊哲賢持有之０‧三八口徑制式手槍、子彈數顆進入東區里長聯誼會槍殺黃騰褘等人等情。而於理由內引述上訴人於警訊時供稱：「（你犯案槍枝來源如何？）有向一位『阿進』男子購得九０手槍及子彈七、八十顆，已在我偷渡時丟入海中」，於偵查中供稱：「我在到黃騰褘里長聯誼會址後，當時我問楊哲賢身上有無帶槍，他回答有」，於第一審供稱：「（你與楊哲賢槍擊黃騰褘等人的槍是何款式？）我拿制式九０手槍，楊哲賢是拿制式三八０手槍；（該二槍是否為槍殺黃騰褘等人而準備？）不是，該二把槍是我在七、八年前買來防身用」，於原審法院更一審供稱：「九０手槍是我的，三八０手槍是楊哲賢的，我進去里長聯誼會後，才知楊哲賢有拿槍」等語，並參酌上訴人承認楊哲賢係其道上所謂之「小弟」，以及郭明弦於偵查中供稱上訴人與楊哲賢二人均有帶槍之習慣等情。因認該０‧三八口徑手槍及子彈，係上訴人持交楊哲賢，上訴人於案發當日抵達黃騰褘里長聯誼會址前，知悉楊哲賢持有該手槍及子彈，該槍、彈亦早已為楊哲賢未經許可而持有，而非意圖為供犯本件殺人罪，始臨時與上訴人所共同持有，其所犯殺人罪，即不應再另論以非法持有槍、彈罪（原判決理由甲、三、）。微論上訴人上開有關三八０手槍來源之供述，前後不一，相互齟齬，原判決未說明取捨情形，併採為上開論斷，已有未洽。且楊哲賢所持以殺人之三八０手槍及子彈，如係上訴人所交付而持有，究係於何時交付？其目的為何？

該槍、彈來源為何？是否為上訴人前向「阿進」之男子所購得槍、彈中之部分？其與上訴人已判決確定之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罪之關係如何？原判決事實欄未為明確之記載認定，理由內亦未詳予調查釐清，剖析明白，遽為上開論斷，自有可議。㈡、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須實際上確係存在，就該案卷宗不難考見者，始克當之，倘判決書內所記載之證據，與卷宗內筆錄或文件之內容不相適合，則其判決之根據，實際上並不存在，自屬採證違法。原判決理由謂：警方在槍擊案發地點，扣得彈殼十五顆、彈頭十三顆、彈頭碎片七片，其中彈殼十三顆，經研判係口徑九ｍｍ制式槍枝所擊發，而其中二顆研判應為其他土（改）造槍械所擊發，其中彈頭八顆、彈頭碎片二片，研判應經口徑九ｍｍ制式槍管所擊發，二顆（編號⒋）外徑九‧六０ｍｍ之已擊發子彈，研判應為其他土（改）造槍所擊發；另彈頭三顆、彈頭碎片五片，其上不具資研判之紋痕，無法研判為制式槍枝或其他土（改）造槍械所擊發，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刑鑑字第０九二００一０九七號函在卷可參。……上訴人供承與楊哲賢各攜帶上開手槍一把（按依序應係九０手槍、０‧三八口徑手槍）及子彈數顆（含土造子彈），且０‧三八（吋）口徑可容納上開土造子彈外徑九‧六０ｍｍ之土造子彈，而九０手槍則無法適用上開土造子彈。因認楊哲賢０‧三八口徑之手槍應有混合使用制式及土造子彈之情形，上訴人等共同射擊至少十五顆子彈以上，以及除上開二把手槍外，並無另一支土造手槍存在（原判決理由甲、二、㈡）。惟卷附台南市警察局刑警隊刑案現場勘查報告係記載：「現場勘查情形四、經本組人員發現，……現場採集彈殼十五顆（其中含改造二顆、制式十三顆）、制式彈頭八顆（七顆變形、一顆完整）、土造彈頭二顆均完整，制式彈頭碎片三片，送刑事局比對建檔，另被害人身上是否遺有彈頭，伺解剖及手術後再行採證送驗。」等語（八十九年度相字第九四八號卷第三十二頁背面）。如果無訛，則在現場查扣之彈頭及彈頭碎片數目與原判決所記載認定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之數目已不盡一致，究竟多餘之送鑑定彈頭及彈頭碎片係從何而來，是否與本件犯罪有關，即滋生疑義。又上述刑鑑字第０九二００一０九七號函係記載：「㈡彈頭及彈頭碎片：彈頭……二顆（編號⒕），研判應為其他土（改）造槍械所擊發；……。」等語（第一審卷㈠第二一七頁）。原判決此部分所引述之內容亦與該函之記載不盡相符。且上述所謂０‧三八（吋）口徑（手槍）可容納上開土造子彈外徑九‧六０ｍｍ之土造子彈等情，究竟憑何證據而為認定，原判決亦未詳予說明。上述諸端原判決未詳予調查釐清，遽引為上開論斷，自有可議。㈢、科刑之判決書，須將認定之犯罪事實詳記於事實欄，然後於理由內逐一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使事實與理由兩相一致，方為合法。又刑法上所稱擄人勒贖，係在主觀上具有勒贖之不法意圖，客觀上以強暴、脅迫、詐術、恐嚇或其他不正方法使被害人離開其原來處所，將其移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而令被擄者之親友提供金錢或其他財物以贖取被擄者之生命或身體自由。且須行為人自始有使被害人以財物取贖人身之意思，如使被害人交付財物，別有原因，為達其取得財物之目的，而剝奪被害人之自由，即與該罪之成立要件有間。原判決併論上訴人意圖勒贖而擄人罪，但前揭事實㈡記載上訴人與楊哲賢在逃亡期間，因缺乏費用，另行起意，共同基於意圖勒贖而擄人之犯意，二人共同駕車至被害人黃榮章農舍，分持上開制式手槍各一把，於黃榮章上車後即由楊哲賢用其所有之手銬一付銬住黃榮章雙手，強押至陸軍山靶場，欲向黃榮章勒索一千萬元，……等情。並於理由內引述上訴人於警訊中供稱：伊於逃亡約二個月後，夥同楊哲賢前往黃榮章農舍，先請黃榮章上車，並告訴黃榮章需要跑路費，結果黃榮章答應給二萬元，伊叫黃榮章多資助一點，但黃榮章還是說沒錢，所以才押走黃榮章……。於偵查中供稱：伊因涉案要逃亡，所以與楊哲賢先找黃榮章提供盤纏使用，而黃榮章當時只願給二萬元，經過討價還價後，同意付五百萬元……等語，為論罪之證據。微論上開供述，與原判決所記載之事實已不盡一致，且上訴人夥同楊哲賢到黃榮章農舍之初，其目的為何？是否即有擄人勒贖之意圖？黃榮章是如何上車，是否上訴人等以不正當之方法使其上車？有無使用其所持有之手槍？均滋生疑義，原判決對此未詳予記載認定，剖析明白，遽為判決，已有未當。且上訴人等供犯該罪所用之手銬一付，事實欄記載為楊哲賢所有，於諭知沒收時，又認係上訴人所有，復未說明究竟憑何證據而為如此認定，亦有可議。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所謂法律有規定，即包括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所規定傳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之例外情形。故如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即如警詢或檢察官偵查中之言詞為證據時，必須符合法律所規定之例外情形，方得認其審判外之陳述有證據能力，並須於判決中具體說明其符合傳聞證據例外可信之情況及心證理由，否則即有違證據法則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原判決採被害人黃盟宸、方南鑫、鄭灶生及證人黃國洲、吳健保於警詢中之陳述為斷罪之資料，但未具體說明其符合傳聞證據例外可信之情況及心證理由，尚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非無理由。按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四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判決上述之違背法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仍應將原判決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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