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二二六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七二二六號

上訴人

王晨驊原名王文昌.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六日第二審判決（九十八年度上訴字第六三二號，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七年度偵字第一三六九號；追加起訴案號：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七年度偵續字第三六七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上訴人王晨驊（原名王文昌）上訴意旨略謂：㈠、上訴人雖確有多次盜蓋被害人華夏技術學院（下稱華夏學院）之印章，而偽造文書、行使之事，但究竟幾次？仍應查明。倘依上訴人所持交該文書之另被害人岱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岱昇公司）內部製作之「受訂通知單」之記載，上訴人詐購之十三筆貨品，分別為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一、四、九、十日各二次，同年、月三十一日三次，同年九月七日二次，亦即共為六個日期十三張「受訂通知單」；原審則逕依另證據即岱昇公司營業人員高坤維（已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所製作之「訂購單」、「報價單」上所載日期，分別為同年七月三十一日二張、八月二日四張、七、八、十六、二十四及二十八日各一張、九月一、五日各一張，共計九個日期，認定為先後九次行使偽造文書，論以九罪，非無證據調查未盡之違失。㈡、第一審判決認定岱昇公司遭上訴人所詐購之貨物損失新台幣（下同）三百五十萬元，係高坤維籌款賠付，原審則認係上訴人所「給付」，顯見上訴人應受較優於第一審判決之處遇，詎原判決仍諭知相同於第一審之刑期，實違罪責相當與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㈢、上訴人原經營事業，急需現金週轉，致犯本件之罪，並非蓄意行騙、享樂花用，現已離婚，獨養幼兒，雖然無力在短期之內，取得岱昇公司出具之和解書，但上訴人既覓職於資本額一億元之公司擔任業務經理，自能努力「賺錢還款」，請給自新之機、宣告緩刑，俾能彌補過錯云云。惟查：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與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甚明。又同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所稱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有調查之必要性，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基礎者而言，若事實業臻明確，自毋庸為無益之查證，並無未盡證據調查職責之違法可言。本件原判決主要係依憑上訴人一再坦承不諱之自白（含其經第一審認定犯九罪之情）；華夏學院人員賀建森指稱：該校並未採購系爭貨品，各文書上之印文、簽名非伊所為，乃屬偽造等語之證言；華夏學院表示無該採購案之校函；偽造之該校採購案訂購單、岱昇公司報價單、受訂通知單、向上游廠商訂貨俾轉售之請購單及送貨單等證據資料，乃認定上訴人之自白符合實情，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含附表）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共同正犯科刑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以（單獨）犯行使偽造私文書（想像競合犯詐欺取財）九罪刑（其中五罪各處有期徒刑六月，減為有期徒刑三月；餘四罪各處有期徒刑五月，減為有期徒刑二月又十五日。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一年十月）。並說明係依罪疑唯輕原則，雖有十三筆詐購犯行，因所偽造之文書（訂購單或憑以製作之報價單），其有同一日數筆者，認定為單純一次。所為之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卷可稽，既依貨品採購流程而為認定行使偽造各文書之情形（含次數），自形式上觀察，並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且事實已臻明確。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於不顧，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為違法，尚難認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僅載為「高紳維之父親事後提出金錢，使王晨驊給付予岱昇公司三五０萬元」，既非逕謂上訴人有賠付岱昇公司之情，上訴意旨卻誤為引申係上訴人賠付，指摘原審違背罪責原則與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殊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而為指摘。依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再本件上訴既不合法，無從為實體審理，自亦不能為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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