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鄭財平

選任辯護人

陳懿璿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035號、113年度偵字第479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財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8時前之某時，在臺東縣○○鄉○○○段0000地號「台東賓賜棒球場」(下稱本案棒球場，或園區)，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不詳工具，剪斷電箱內告訴人許志清所管理價值新臺幣(下同)6萬3,494元之電線1批而竊取之，並在垃圾場一帶燃燒以取其銅線，及在外野區記分板倉庫內竊取告訴人所管理價值共計3,000元之浴廁鏡3面，再將上開物品一併放置在高壓電塔旁水溝後離開棒球園區；嗣於113年10月29日8時許，騎車返回上開地點，載運上開物品離開棒球園區而得手，嗣經員工古文祥察覺有異當場逮獲並報警處理，警方獲報到場扣得上開之物(下分別稱系爭電線、系爭浴鏡)。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其次，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者，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固屬證人，然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所為陳述不免未盡實在或有所偏頗，其證明力顯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為免過於偏重被害人之指證，有害於真實發現及被告人權保障，基於刑事訴訟法推定被告無罪及嚴格證明法則，被害人陳述與被告自白之證明力類同，均應有所限制。亦即被害人之陳述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須其陳述並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有補強證據證明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所謂無瑕疵，係指被害人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與社會上之一般生活經驗或卷附其他客觀事證，並無矛盾而言。又所稱補強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前提，並與被害人之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及羈押訊問時之供述、證人即棒球園區員工古文祥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棒球園區員工洪哲嶔於警詢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刑案現場測繪圖、現場照片、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初鹿派出所警員鍾志明113年11月14日職務報告1紙、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表示有於113年10月29日9時1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載運系爭電線及系爭浴鏡，欲行經本案棒球場離去時，遭古文祥攔下並報警，員警到場後後扣得該等物品，惟否認有何攜帶兇器竊盜犯行，辯稱：系爭電線是我以前舊的，不然就是在工地撿的，系爭浴鏡是在「蝦皮」或網路買的；前後路口有2、3支攝影機，好歹也要遮掩，但我完全沒有，我這樣子騎進去，就表示我沒有去那邊做壞事，沒有偷他們的東西；從我家沿路到被害人的飯店大門口也有攝影機，結果他們說調不到畫面等語。

六、經查：

(一)被告上開坦承部分，核與證人古文祥所述相符，並有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現場測繪圖、刑案現場照片、扣押物照片、賓賜棒球場測繪圖等在卷可稽(見偵卷2第35-39、45、51-61、341頁)，是此部分事實已足認定為真實，並無疑義。又本案棒球場入口處有監視器2支，電箱下方電管之電線遭剪斷並取走(部分電管內仍殘存電線)，亦有現場照片附卷為憑(偵卷2第213-221頁)，是此等關聯事實乃堪以認定。

(二)證人即本案棒球場管理人許志清、證人即本案棒球場之水電工洪哲嶔，及證人古文祥，雖於警詢時均指證系爭電線及爭浴鏡均為本案棒球場之物，並有電線之採購單存卷可參(偵卷2第63頁)，惟就本案發覺之經過，古文祥於偵訊時證述內容大致如下：當天看到被告騎乘機車進來時，車上沒有載運任何東西，約5分鐘後被告要離開時，見他的機車腳踏板多了1個大麻袋，就追上去查看，伊就要求查看，被告一直不願意打開，強調那是他的東西，後來有讓伊查看，伊就發現裡面是燒過的電線和浴室的鏡子，伊就請水電「阿嶔」來確認並報警處理；被告騎車到高壓電塔那邊，機車停在那邊，他除了去高壓電塔一帶外，應該沒有去其他地方；伊逮獲被告前沒有發現電箱處電線遭竊(偵卷2第379-383頁)。再佐以前開之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亦無可供剪斷電線之工具遭一併查獲，是被告並非於行竊時遭發覺。又本案棒球場入口確有2支監視器，已如前述，雖警員製作職務報告說明該等監視器已損壞(偵卷2第211頁)，然此情不必然為被告知悉，則被告辯稱如其係竊盜上開物品，豈會不加遮掩，致犯行容易被監視器錄下或遭人發現之詞，尚非完全不合常情。

(三)電線部分

1.證人洪哲嶔於警詢及本院具結作證，證陳其係本案棒球場之水電工，負責水電工程，及辨認系爭電線是園區內物品(偵卷2第25、26、340頁、本院卷1第363、364頁)。嗣於審判中進一步證述：我是以電線的顏色及線徑辨認；線徑2.0的顏色有紅、白、綠、黑，5.5的有紅、黑；失竊的位置在電盤和原本要做路燈底座的位置，路燈底座總共有3個位置，都是統一拉回電盤；燈座有2支管子，1支通到電盤，1支是到景觀燈，但電盤到燈座這條是幹線，俗稱大線，大線是5.5的紅、黑線，2.0的綠線我拉到燈座的話，景觀燈會從另一隻管子拉2.0的紅、白、綠線過去；拉到景觀燈的紅、白、綠線約20米；偵卷2第221頁照片的電線1圈約1米長等語。然其亦證稱無法預估該等電線的重量，及無法辨識園區的電線與一般的電線有何不同，這些線材可以在五金行或材料行買到，及113年10月29日至派出所做筆錄時，沒有發現電箱以外地方的電線遭竊，是過了1天總巡發現路燈到景觀燈的電線失竊，該段只是把線放著，還沒有接，已忘記何時放置電線(本院卷1第363、368-370、377、378頁)。

2.古文祥發覺園區物品遭竊後，即通知洪哲嶔到場查看，警方亦請洪哲嶔到現場協助指認(偵卷2第25、26頁)，而觀之現場比對之照片，遭查扣之電線明顯紅、黑、綠、白色電線(偵卷2第215、217頁、本院卷1第192頁)，洪哲嶔自陳園區電線為其施工(本院卷1第372、376-378頁)，並能於審判中指出電箱、燈座、景觀燈之用線線徑與顏色，卻未一併檢查電箱以外電線是否遭竊，即逕向警方指認系爭電線為園區所有，其之指認已有草率。員警製作之職務報告同其所述，亦有同一瑕疵。且電線為尋常之物，系爭電線業因焚燒而改變原狀，更難以區別、辨認係從何處取得或為何人所有，故難認洪哲嶔不利被告之證詞有高度憑信性。

3.再者，觀諸偵卷2第221頁之電箱處電線未遭剪斷前之照片，電箱下方有4支較小管徑之電管，僅其中3支電管內有電線，且均是紅、黑、綠色電線各1條，而無白色線。且各支電管之各色電線綑綁圈數均超過5圈，亦有1支電管之電線綑綁超過10圈。而扣案經焚燒，僅餘少量披覆、絕緣線皮之電線，重量約20公斤。即便認電箱下方電線約25公尺長(按：以25圈粗估)，及有路燈至景觀燈之2.0mm電線3色線各約長20公尺，依業界線徑2.0mm電線及5.5mm²電線之重量(按：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之2.0mm PVC電線含線皮100公尺約3.8公斤，5.5mm² PVC電線含線皮100公尺則約6.9公斤)及該規格電線內之含銅量進行計算，該等電線之總重量應遠遠不及20公斤(計算式：6.910025＋3.8100203=4.005)。

4.又系爭棒球場之出資興建人蔡明堂，係將該棒球場與新建旅館之水電消防工程交予弈峯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弈峯公司)施工，據該公司提供之113年7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施工紀錄，並未明確將棒球場與旅館之施工區分記載，且並無洪哲嶔所述之路燈燈座至景觀燈之電線拉線施作紀錄(本院卷2第457、563-601頁)，是無法佐證洪哲嶔前開關於園區電線施作之證詞。

5.承上所述，系爭電線數量非少，縱以洪哲嶔對於被告最不利之證詞計算園區遭竊電線之長度與重量，仍有明顯不符，復除上開證人證言外，別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系爭電線有部分係從園區竊取而得，是上開證詞無從作為對被告不利之事實認定之證據。

6.另，關於辯護人聲請將系爭電線送鑑定一節，有鑑於系爭電線進行鑑定，因電線業經焚燒，大抵已喪失電線絕緣層上之資訊，電線切口之形態亦遭破壞，故衡情至多僅能知悉系爭電線之段數，及各段的類型(單芯線或絞線)、線徑、長度、重量、有無轉接、殘存電線絕緣層之材質與顏色等個體情況，而難以供本院作為與現場電線比對判斷之用，且該等資訊對於證明各段電線原係出自何處、為何人所有等重要情節，尚未見有何助益；況系爭電線業經本院根據已得之證據資料判斷並論述如上，是可認待證事實已臻明確，而無再行該部分調查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3款規定駁回之。

(四)浴鏡部分

1.證人洪哲嶔於警詢及本院具結作證，亦作證表示系爭浴鏡亦為園區之物，並於審判中證述：我們有拆下鏡子放到貨櫃(按：園區倉庫)裡面，舊的有可能業主還會需要，業主有請我們放在貨櫃裡面；貨櫃有玻璃，我過去看到玻璃已破碎；鏡子後面都有安裝過鎖螺絲的痕跡，掛到那邊有掉漆和凹痕；我是陪同另一個師傅安裝的；遭竊的鏡子是舊的等語。然其亦表示沒有看到被告從貨櫃裡拿出浴鏡，及一般管道可購得同一款式浴鏡，看不出系爭浴鏡與別的鏡子不一樣之處，且其並未參與拆除浴鏡的過程，沒有接觸過鏡子等語(本院卷1第365-368、371頁)。因此，其就系爭浴鏡為園區所有之物之證言，顯可能只是個人的猜測之詞，誠有與事實不符之危險。

2.經本院當庭勘驗系爭浴鏡，得知3面浴鏡均屬同一廠牌，款式、尺寸皆同，而關於物品狀況，鏡面及背面完好、無破裂，正、反面都有些許灰塵、髒污，正面邊框有磨損痕跡，背面有4個吊掛孔，部分孔洞旁邊也有磨損痕跡，此等情狀另有扣案物照片存卷為憑(本院卷1第193、391-421頁、本院卷2第158頁)。再系爭浴鏡雖於查獲時以發泡布包覆載運，然其鏡面上均無保護膜，並有髒汙及使用或安裝痕跡，故難認係新品。又被告辯稱系爭浴鏡係在蝦皮購買，有問朋友張瑞祥要不要買鏡子，然後就帶鏡子過去給他看，然查其蝦皮拍賣APP內之購買紀錄並無購買紀錄，其與張瑞祥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亦無欲販賣鏡子與張瑞祥之紀錄，嗣張瑞祥於審判中具結後作證，亦稱被告有請伊幫他將衛浴設備推薦給建商，他沒有說是鏡子等語，有蝦皮購物紀錄截圖、LINE對話紀錄截圖、審判筆錄存卷可考(本院卷1第111-181、250、251頁)，是被告就系爭浴鏡之抗辯和與調查證據之結果不符，委無採信之餘地。

3.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有相當之積極證據證明，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判決之基礎。準此，被告上開就系爭浴鏡之抗辯固不可採信，然仍不足以此為由，逕認系爭浴鏡即為被告於起訴書所載之時間與地點竊盜而得。申言之，縱系爭浴鏡應係屬贓物，仍不能排除係從他處竊得之可能性。洪哲嶔於本院作證時，雖證稱系爭浴鏡為園區換下，業主要求放在貨櫃裡，惟園區業主蔡明堂在審判中卻明確證述：已忘記原先掛在廁所的浴廁鏡外觀，請弈峯公司更換浴廁鏡一定是有損壞才會去換，如果沒有損壞，那就不是；弈峯公司沒有我們的指示不可能去換；沒有壞，他們去換，如何請款；不知道換掉的鏡子如何處理等語(本院卷2第150、156頁)，且在本院提示系爭浴鏡供其辨認後，其直稱有可能是伊飯店殘障廁所裡面的，而非本案棒球場之物(本院卷2第156、157頁)。再者，據告訴人之警詢指述，其雖陳稱知悉本案棒球場遭竊之物品，然其並未目擊行竊過程，亦未能提供監視器錄影畫面等證據資料，復未能指出系爭浴鏡為存放在本案棒球場倉庫之物，是其之指述難認有據，亟需其他適格之補強證據以佐證其說，而公訴意旨所指之其他證據，均不能證明此節，是不足以發揮補強之作用。

4.揆諸前開說明，在告訴人指述之真實性未能確實並充分補強前，應認系爭浴鏡之出處及被告取得之方式均有不明，無法憑現存之證據認定係被告於公訴意旨所指之時間、地點實行竊盜犯行而獲得。

七、綜上所述，公訴意旨執前開事證指訴被告就被訴事實涉犯攜帶兇器竊盜罪嫌，經本院審理調查後，尚缺乏足以補強告訴人指述內容之補強證據，致不足使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因此不能證明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成立，是本院無從對被告被訴之罪名形成有罪的確信，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林威霆提起公訴，檢察官許莉涵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