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審金訴字第89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審金訴字第89號

公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葉宸駿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 年度偵字第8832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葉宸駿於民國108 年8 月間某日，加入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之3 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並由葉宸駿擔任「車手頭」及「收水」，負責尋找願意當車手之人，並向車手收取詐得財物之工作，並基於參與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之犯意，與蔡振偉（另由檢察官偵辦）及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所屬成員（無證據證明其中有未滿18歲之人）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特定詐欺犯罪所得本質、去向之洗錢等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年成員於108 年8 月16日下午2 時28分許，撥打電話予吳庚姬，並佯稱其子因擔任保證人產生糾紛遭人押走，須依指示交付金飾救人，並要求吳庚姬將該批金飾攜至桃園市○鎮區○○路○○段0 號後勤學校旁公車等候亭交付等語，致吳庚姬陷於錯誤，而攜帶該批金飾前往前開公車等候亭。而後由葉宸駿指示王奕凱（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 年度少連偵字第296 號提起公訴）於同日下午3 時2 分許，至前開公車等候亭，向受騙之吳庚姬拿取黃金項鍊4 條、黃金手鍊3 條及黃金戒指3 只等物，王奕凱得手後復將前開金飾交予葉宸駿，再由葉宸駿上繳予蔡振偉，以此方式掩飾上開詐欺取財罪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葉宸駿因而獲得新臺幣（下同）2,000 元之報酬。嗣經吳庚姬察覺受騙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葉宸駿於檢察官訊問、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

㈡證人即同案被告王奕凱、證人即被害人吳庚姬及證人王承禹分別於警詢中之證述。

㈢監視器翻拍及截取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監視器光碟及本院109 年度少調字第1366號裁定。

三、論罪科刑：

㈠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540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既明知係為整體詐欺集團成員擔任尋找願意擔任車手之人及向車手收取詐得財物之工作，是被告所分擔之工作，雖非為詐欺取財之全部行為，且與其他所有成員間亦未必有直接之犯意聯絡，然其所參與之部分行為，為詐欺集團取得被害人財物全部犯罪計畫之一部，而共同達成不法所有之犯罪目的，未逾越合同意思之範圍，自應就所參與之詐欺取財犯行，論以共同正犯。又查：被告透過與蔡振偉聯繫及將詐得財物交付之過程，已知悉至少有蔡振偉及王奕凱共同參與詐欺取財犯行，連同自己計入參與本次詐欺取財犯行之行為人人數，依前開說明，被告就其所參與本案之詐欺取財犯行，該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共同正犯。

㈡次按「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五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另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所稱之參與犯罪組織，指加入犯罪組織成為組織之成員，而不問參加組織活動與否，犯罪即屬成立（最高法97年度台上字第1950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所謂組織犯罪，本屬刑法上一種獨立之犯罪類型，其犯罪成員是否構成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及成立要件之審查，原不以組織成員個人各別之行為，均已成立其他犯罪為必要，而應就集團成員個別與集體行為間之關係，予以綜合觀察；縱然成員之各別行為，未構成其他罪名，或各成員就某一各別活動並未全程參與，或雖有參加某特定活動，卻非全部活動每役必與，然依整體觀察，既已參與即構成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分別依發起、操縱、指揮、參與等不同行為之性質與組織內之地位予以論處；尤以愈龐大、愈複雜之組織，其個別成員相對於組織，益形渺小，個別成員未能參與組織犯罪之每一個犯罪活動之情形相對增加，是從犯罪之縱斷面予以分析，其組織之全體成員，應就該組織所為之一切非法作為，依共同正犯之法理，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344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詐欺集團」之成員至少有被告、蔡振偉、王奕凱及向告訴人施行詐術之「本案詐欺集團」機房成員等人，為三人以上無訛。又「本案詐欺集團」機房成員或利用電話施行詐術，誘使告訴人受騙後，使告訴人依指示將其所有之上開金飾交予王奕凱，王奕凱再交予被告，被告復交予蔡振偉，而後再轉交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朋分，足徵該組織縝密，分工精細，自須投入相當之成本、時間，並非隨意組成立即犯罪，是以被告所參與之「本案詐欺集團」顯係該當「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而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規定之「犯罪組織」。

㈢復按洗錢防制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2 條定有明文。復按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一般洗錢罪，祇須有同法第2 條各款所示行為之一，而以同法第3 條規定之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即為已足；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或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 條第1 或2 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7號、第436 號判決參照）。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其所參與犯罪事實欄所示之詐欺取財犯行，係負責找尋車手並向車手收取詐得財物之工作，並將領得之金飾交給蔡振偉，而蔡振偉再轉交給「本案詐欺集團」所屬其他成員，目的顯在藉此製造金流斷點，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飾之金流，以達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揆之前開判決要旨，被告所為已該當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一般洗錢罪之構成要件。

㈣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洗錢罪。

㈤按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是共同之行為決意不一定要在事先即行為前便已存在，行為當中始先後形成亦可，且不以其間均相互認識為要件，而電話詐騙之犯罪型態，自架設遠端遙控電話或網路電話，至假冒政府機關、公務員、收集取得人頭帳戶、撥打電話實施詐騙、指示被害人匯款、向被害人取款分贓等各階段，係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本案被告加入詐欺集團知悉所從事之行為係整體詐騙行為分工之一環，其縱未親自參與詐騙工作，亦未必知悉其他共犯詐騙告訴人之實際情況及內容，然其係為達成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罪目的，分工參與詐騙集團取得告訴人財物全部犯罪計劃之一部分行為，堪認其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應就詐欺集團成員實行之行為共同負責，是被告與蔡振偉、王奕凱及所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被告就犯罪事實欄所示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㈦刑之減輕事由：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可參）。茲分別說明如下：

1.次按參與犯罪組織者，其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但書定有明文。查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係依蔡振偉之指揮擔任車手頭及收水之角色，且所交付之金飾價值過高，據此難認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情節輕微，自無依上開規定減輕和免除其刑之餘地。

2.復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 條第1 項後段亦規定：「犯第3條之罪…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被告就依指示尋找願意擔任車手之人及向車手收取詐得財物之參與犯罪組織事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是其就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合於上開減刑之規定。

3.又犯前2 條之罪（即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同條例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審判中，坦承依指示將王奕凱所交付之金飾，再轉交給蔡振偉後，蔡振偉再轉交給「本案詐欺集團」所屬其他成年成員，進而掩飾詐欺犯罪所得本質、去向之洗錢事實，堪認被告於審判中，對於洗錢之犯行業已自白，合於上開減刑之規定。

4.綜上，被告就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一般洗錢罪雖均合於上開減刑之規定，然經合併評價後，既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依刑法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依前揭意旨，自無從再適用上開規定減刑，惟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當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敘明。

㈧爰審酌被告不思以正常途徑獲取財物，僅因貪圖報酬利益，即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動機不良，手段可議，價值觀念偏差，所為嚴重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對告訴人之財產及社會秩序產生重大侵害，兼衡被告在「本案詐欺集團」之角色分工、參與之時間、告訴人所受之損失，犯後坦承全部犯行，且就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於偵查及審理中自白，已符合相關自白減刑規定，然未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得到告訴人之原諒，復斟酌被告之生活及經濟狀況、素行、年紀及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㈨不予宣告強制工作之說明：

1.依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對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犯罪組織者，應於刑後強制工作之規定，經司法院釋字第528 號解釋尚不違憲；嗣該條例第2 條第1 項所稱之犯罪組織，經二次修正，已排除原有之「常習性」要件，另將實施詐欺手段之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納入本條例適用範圍，並對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人，於第3 條第1 項後段但書規定「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惟同條第3 項仍規定「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而未依個案情節，區分行為人是否具有反社會的危險性及受教化矯治的必要性，一律宣付刑前強制工作3 年。然則，衡諸該條例所規定之強制工作，性質上原係對於有犯罪習慣，或因遊蕩、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所為之處置，修正後該條例既已排除常習性要件，從而，本於法律合憲性解釋原則，依司法院釋字第471 號關於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及比例原則等與解釋意旨不相衝突之解釋方法，為目的性限縮，對犯該條例第3 條第1 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者，視其行為之嚴重性、表現之危險性、對於未來行為之期待性，以及所採措施與預防矯治目的所需程度，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該條例第3 條第3 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最高法院大法庭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裁定意旨參照）。

2.又我國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二者雖均具有干預人民自由基本權之性質，而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惟所肩負之任務各擁其旨。刑罰置重於對犯罪之應報，以回應人類理性上對惡業果報之當然期待，滿足社會公平正義之情感，故量刑係審酌過去行為已發生之惡害，須謹守罪責原則；保安處分側重在改善行為人潛在之危險性格，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期能達成斷除犯罪原因、預防犯罪之特別目的，係考量將來行為人可能之侵害法益的危險性，須注意手段合目的性，具補充刑罰之性質。保安處分中之強制工作，尤針對嚴重職業性犯罪及欠缺正確工作觀念或無正常工作因而犯罪者，強制其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及正確之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重返社會，能適應社會生活。故對參與犯罪組織及加重詐欺取財等罪之想像競合犯，有無命強制工作之必要，應審酌其本案犯行是否以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且犯罪所得乃行為人恃為生活重要資源之常業性犯罪，及參與犯罪程度之高低，而具有行為嚴重性；行為人過去有無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或同質性之刑事前科紀錄，且其發生之次數、密度等，已足表現其侵害法益之危險性；行為人之生活能力、學識、職業經驗，是否足資為其復歸社會後重營正常生活之基礎，助其檢束前非，而對其未來行為之改善具有期待可能性等各節，予以綜合判斷。又強制工作等保安處分，旨在彌補刑罰囿於行為責任原則，無法充分發揮改善行為人個人潛在危險性格之功能，所造成犯罪防制網絡之缺口，是以制裁犯罪之手段，關於刑罰與保安處分二者之選擇與取捨，本屬立法範疇，而我國立法者並未就加重詐欺罪設有強制工作特別規定，對上開犯罪行為人而言，所犯二罪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已從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故援引本院上開見解，裁量應否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上開規定對其諭知強制工作時，宜審慎為之，並充分說明理由，免招訾議（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3701號判決意旨參照）。

3.經查，本案對被告所宣告之罪名係刑法之加重詐欺罪，此部分與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已如前述。惟依被告參與詐欺集團之模式，係受「本案詐欺集團」指揮，擔任車水頭及收水之工作，顯居於該組織之下層地位，參以被告參與之期間不長，行為之嚴重性及表現之危險性非高，且被告已坦承本案犯行，堪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客觀上對於其未來之行為仍具有期待性，本院認依本案預防矯治目的所需程度，對被告宣告有期徒刑之刑，已足認與其本件犯行之處罰相當，是本院認無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項之規定對被告再為強制工作宣告之必要。

四、沒收：按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其重點置於所受利得之剝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權之問題。又按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本院向採之共犯連帶說，業於104 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供參考，並改採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之見解。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其擔任車手頭期間報酬共獲利2,000 元等語明確（見本院110 年度審金訴字第89號卷二第32至33頁），本院又查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就本案詐騙所得之上開金飾另有事實上之處分權，應認為其犯罪所得為2,000 元，且並未扣案，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 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1 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 項後段、第8 條第1 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2 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第55條、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林穎慶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賴怡伶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