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法律2021-12-23
憲法第7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你可能會覺得這條有些多餘，為何要特意規定呢？因為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的現象在歷史上比比皆是，因此要以法律形式來規定這個原則，希望在立法、司法和執行層面都能夠盡可能平等。
👉🏻平等究竟是怎麼個「平」法？🧐
平等可分為分配正義與矯正正義。前者指涉及財富、榮譽、權利等有價值物的分配，要求「對不同的人（情況）給予不同對待，對相同的人（情況）給予相同對待。
而矯正正義則強調各取所值，按各自的價值進行分配，正義就是一種比例、一種「幾何比例」。比如某人侵害了他人的利益或財產，矯正正義就要求侵害者償還屬於受害者的財產、權利。
👉🏻憲法上的平等
憲法的平等是矯正正義的平等。矯正正義主要是在物品交換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契約正義原則，又稱為交換正義。正如19世紀著名法學家 Maine 所指出，進步社會的運動，到現在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
憲法上的平等一定不是結果上的平等，結果平等，在大多數情況下只反映了弱者對強者的嫉妒。這種平等只是為了把強者拉到與弱者同等的程度，而不能真正達到實質意義上的平等。因此在這樣的狀況下人們越是致力於爭取結果平等，越可能陷入等級和特權的泥沼中。
👉🏻特權 v.s. 平等
《動物農莊》中，最經典的橋段莫過於動物最初反抗人類統治時，口號是動物一律平等，但後來這個理想卻幻滅了，豬凌駕於其他動物之上，然而新口號依舊是「動物一律平等」，但對某些動物來說更「平等」。
法律面前的平等是種規則的平等，也就是刑法的規則對所有人同等適用，無論富人或窮人、尊卑貴賤，每個人都擁有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及各種為人的基本權利都為法律同等保護。
👉🏻反歧視的重要性
最後，在法律面前我們也同時要重視反歧視，因為這是反特權的另一個面向。只要一方享有特權，另一方就必定遭受歧視，反之亦然。特權重於權力的不當擴張，讓掌權者處處高人一等；歧視是權利的惡意剝奪，致使弱勢者低人一等。
不幸的是，大多數人往往只注重對特權的批判，不夠重視反歧視。與反特權一樣，反歧視也源自人們的自尊，歧視這個行為極大程度的傷害人們的尊嚴。
「當那些認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在法律上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時，他們就會產生一種卑微感，亦即產生一種他們的人格與共同人性受到侵蝕的感覺。」——Edgar Bodenheimer
👉🏻前提、過程、結局都要平等
平等須貫徹在立法、司法與執行的全過程。
首先，立法平等是司法與執行的前提，若立法本身不平等，司法、執行上的平等只會惡化這種不平等的結果。就像兩個正常人同時賽跑，讓其中一個先跑，一人後跑，無論在過程中規則如何平等，最終的結果也必然不會平等。起點的不平等必然導致結果的不平等。
其次是司法上的平等，無論是判決或量刑都應反對特權與歧視，刑為人質等的高低、權力的大小、財富的多寡都不能影響判決或量刑。
最後，憲法所明訂的平等還必須體現在判決執行上，在諸多執行制度上都不因詮釋地位而產生差別對待。前提平等、過程平等，而最後的結局不平等，這種平等只能是形式上的走過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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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法律2021-05-21
釋字803還在持續翻騰，釋字804又立刻引起討論！
今天又有新的釋字出來了！針對重製光碟罰的比其他著作權侵害行為更重的規定，大法官表示「本次解釋全部合憲」！！
https://m.youtube.com/watch?v=Et_4mm10JKY&feature=youtu.be
不知道後續會不會成為平等原則新的適用標準，而且畢竟這樣的全部合憲解釋，對聲請人來說肯定是不太希望看到的😥想必會是新的焦點
🙇著作權法相關專業的大大有什麼想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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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法律2021-05-14
感覺疫情升溫的很突然，學校裏的氣氛也很緊張，社團的法律服務等等也都喊停了
不知道正在準備考試的學長姐也沒有受到影響，律師們感覺也會怕當事人帶來感染源？？
想問一下大家也沒有什麼想法
希望不會影響國家考試舉行
真心期盼疫情早點得到控制
（座標萬華，現在真的草木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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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法律2022-03-22
小弟最近新搬了一個租屋處
比以前坪數大、離公司也更近，重點還更便宜
本是美事一樁
結果搬進來大半個月幾乎每天晚上樓上鄰居都把電視開超大聲
還放任小孩在半夜練小提琴
上去講了幾次安靜
沒幾天後一樣的狀況又捲土重來
噪音問題嚴重影響我的睡眠品質（本人淺眠體質
因為發生的時間也比較晚
有考慮過報警卻怕傷和氣
不知道這樣大家會怎麼做呢？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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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法律2022-01-01
https://www.gvm.com.tw/article/85812
父母好意留下的房產，卻變成兄弟姊妹爭執的導火線？
日前有新聞報導，一位老先生過世後，留下一棟價值超過千萬的老屋，由4位子女共同繼承。由於兄姊各有家庭，手足當中，只剩未婚的小弟住在老家。但繳稅時，小弟卻認為其他人也該平分地價稅、房屋稅，讓兄姊相當不滿。此外，當房子由多人共同繼承時，有人想賣、有人不想，意見不合的情況也時有所聞。
元鴻法律事務所律師陳慶鴻、楊媛婷指出，在實務上，土地、房地產因為代代傳承，產權愈分愈細的情況並不罕見。一塊土地，可能有上千、甚至上萬位地主。複雜的產權不僅導致土地和房產難以利用，也容易造成共有人之間的紛爭。
和他人共同繼承房產或土地，該注意哪些事情？倘若大家對房產、土地的處置有不同想法，如何避免紛爭、圓滿解決？
繼承房產必知！「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差在哪？
楊媛婷指出，繼承人在討論如何處理房產以前，需先釐清什麼是法律定義的「共有」。法律上的「共有」有2種：公同共有和分別共有。想登記分別共有，在辦理遺產繼承時，須經所有繼承人協議。若沒有經過這道手續，則各繼承人對遺產均為公同共有。
公同共有和分別共有，在法律及稅賦上有很大差異，但一般人往往難以理解。陳慶鴻舉例說明，假設一棟價值1500萬、位於信義區的老屋有3位繼承人小明、小美和小華，一年需繳交的地價稅和房屋稅總和為1500元。在公同共有的情況下，如未推選管理人，則3人均為房屋稅、地價稅的納稅義務人。
每年，國稅局會通知3人這棟房子的房屋稅和地價稅金額。當大家都不繳稅時，小明、小華和小美會同時收到欠稅傳繳通知。且3人不能主張自己僅有1／3的產權，只要繳500元的稅款。
法律規定，『公同共有人對全部應納稅捐負有連帶責任』。只要3人繳交的總額不到1500元，國稅局就會持續向他們追討。
楊媛婷指出。
而分別共有，則是3人各自持有1／3的房地產「持分」，各自需繳交1／3的房屋稅、地價稅。換言之，小明、小華和小美分別只需繳交500元的房屋稅、地價稅。辦理分別共有，較能清楚地釐清所有繼承人的權利義務。不過需注意的是，戶籍已遷出老家的人，需繳交的房屋稅、地價稅，可能不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共同持有房子麻煩多，零碎的房屋產權怎麼「用」？4種可能的法律解方
人多嘴雜難辦事，多人共同持有的房產、土地難以利用，甚至可能因為繳稅問題，引發親人之間的嫌隙。零碎的房屋產權，該如何整併、變現？
陳慶鴻提出，法律上可能的解方有4種：
1. 以市價將持分出售給其他共有人
將自己手中的持分賣給其他共有人，是最簡單的處理方式。以前述案例來說，小明可以用500萬的價格，將自己手中1／3的持分賣給小華或小美。但前提是3人已辦理分別共有，如果房產在公同共有的情況下，無法交易持分。
但需注意的是，根據《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二親等以內親屬間的財產買賣以贈與論。賣方除了土地增值稅，也會被課徵贈與稅。
根據財政部公告，2022年起，每人每年的贈與稅免稅額為244萬。以小明和小華的交易為例，因為金額超過244萬元，需要另繳贈與稅。除非兩人能向國稅局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證明小華確實有付款給小明，且該筆款項也不是由小明借給小華，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商借而來，才有可能免繳贈與稅。
2. 以持分抵押質借貸款
房地產或土地的持分仍然具有客觀價值，故依照法理而言，持分也可以作為抵押品而向銀行申請貸款，並且可以讓閒置的房產、土地變現為現金流。但陳慶鴻指出，由於擁有持分不代表可以實際利用不動產，因此，除非是極有價值的土地或房產，實務上很難單以持分成功貸得款項。
3. 多數決後合法賣給他人，平分價金
共有人對房產、土地的處置方式有不同想法，怎麼辦？
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簡單來說，當共有人當中有過半數的人同意，且其總持分也超過一半時，就可以合法將房產、土地賣給他人。例如，小明、小華想變賣掉老家，但小美不願意。由於人數和持分已經過半，小明、小華仍可以將老家賣給他人，事後再將賣屋所得按照持分比例分給小美。
但需注意的是，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換言之，小明和小華在出售老家前必須先寄存證信函通知小美，確認她是否有意以和外人相同的條件買下兩人的持分。如果在期限前，小美回覆拒絕承買或沒有回覆，小明和小華就可依法將老家賣給他人。
4. 向法院聲請「共有物分割」
不論是公同共有或分別共有，也不管每個共有人持分多寡，任何一位共有人都可以向法院訴請「共有物分割」。而實務判決中，常見的分割方式有「原物分配」、「原物分配兼金錢補償」及「變價分配」等3種。
以前述小明、小華、小美的例子說明，嚴格的原物分配，是指把東西分成3份。例如土地切成3塊，一人分1塊。但因為房屋不能切分，只能原物分配給某一人，再由他以價金補償其他兩人，這就是「原物分配兼金錢補償」。
因此，若小明向法院聲請共有物分割，法院會先對房產和土地進行鑑價。鑑價結果出爐後，法官會進一步詢問小華、小美，是否有意願分割特定的部份，或是願意買下其他人的持分？如果大家都不願意出錢，就會進入變價分配的程序。
所謂變價分配，即是將土地、房地產執行法拍，再將拍賣所得價金按持分比例分給所有共有人。例如，信義區老屋經法拍以1500萬成交。扣除拍賣所得費用，小明、小華、小美可各自分得約500萬元。
陳慶鴻指出，
共有物分割是強制消滅房產共有關係的手段，自家人顧及情面，通常是無法協議才會對簿公堂。但若共有人破產、名下財產被法拍，持分流入外人手中，就很難說了。
他舉例，在法律實務上，有特定人士是以共有物分割之方式謀取利益。依據法律規定，共有人的持分再小，都可合法聲請共有物分割。而其他共有人就得跑法院，實際居住於該房屋之人更可能失去住所。如此一來，房地產的共有人可能須出資買下特定人士的持分，以免影響居住其中的人。
以前述信義區的老屋為例，3位共有人中，可能只有小美仍住在老家。但小明不幸破產，持分被法拍落入特定人士小強手中。若小強向法院聲請共有物分割，小華或小美至少要出500萬買下小強1／3的持分，才能保住安身之地。但若小華或小美無力拿出500萬元，法院判決變價分配，則老家將被法拍，小美也只能拿到500萬元，流離失所。
陳慶鴻進一步指出，即使小強不聲請共有物分割，也可能採取其他手段。例如，起訴請求小美必須支付租金、或要求使用共有物等。藉由這些手段，最終目標是讓小美買下他手中的持分。儘管這些手段不近人情，但在法律上一切合法。
楊媛婷提醒，若共有人的持分被法拍，其他共有人可到法院投標。即使沒有得標，共有人也有優先承購權。例如，小明的持分被法拍，共有人以外之人以500萬的出價得標，小華和小美仍有機會用同樣的價格買回持分，避免老屋的持分落入他人手中。
陳慶鴻坦言，前述4項法律手段，都必須具備相當程度的繁瑣程序。此外，「有時使用這些法律手段，也會造成家族間的紛爭及分裂。」
因此，他建議手中持有房產、土地的人，生前要盡可能做適當的處分。例如，在沒有違反特留分規定的前提下，遺囑可指定將不動產留給單一繼承人。否則，時間愈久，產權只會愈來愈複雜。零碎的持分不只難以利用，持有人還必須繳稅，甚至可能影響申請社會福利的資格。父母在生前多想一點，子女的煩惱就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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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法律2022-07-21
如果應用程式中獲得許可的字體表示：僅用於個人用途，不可用於商業行為。
那臉書官方頭貼的設計如果使用了這個字體，有違反相關法條嗎？
還是說要牽涉到商標設計才算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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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法律2022-02-22
買二手車發現之前有被調里程數這樣能無條件退購車嗎？銀行提前繳清違約金能要求車行支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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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法律2021-05-18
分享一個最近發現的事
其實從去年疫情發生以來，台灣就有著手進行修法了。
大家可能還記得去年有很多人不配合管制，但是無法可罰、甚至管制本身也被批評欠缺法律依據。
相信也有很多人蒙受損失而沒辦法獲得補償。
雖然後來爭議少了許多，但為了避免未來再出現問題，
其實台灣是有進行修法的喔~~~
希望這次在有了法律的後盾之後，能更順利的控制疫情，減少爭議、也增加對大家的補償！！
下面有條文節錄^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為有效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維護人民健康，並因應其
對國內經濟、社會之衝擊，特制定本條例。
第 2 條
公、私立醫療（事）機構執行防治、醫療、照護之醫事人員及其他從事防
治相關工作人員，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予補助或發給津貼。
公、私立醫療（事）機構與其他相關機關（構）、學校、法人、團體及其
人員執行本條例防治工作著有績效者，各級政府機關（構）、學校、法人
、團體應予獎勵。
因執行本條例防治工作，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
亡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予補償、補助各項給付或其子女教育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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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法律2022-04-13
昨天回家通勤路程聽了法客電台最新一期的 podcast
覺得講得蠻好的
想說節錄部分內容分享給這邊的大家
----------以下原文----------
以往，未經歷或聽聞強暴的一般民眾，往往會認為強暴案件的發生，是以「黑夜」、「暗巷」、「陌生人」、「蒙面」、「持刀壓制」等要素構成。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性侵案件被害人都認識加害人，且大多都是被害人熟稔的親人、朋友、老師、同學、同事、伴侶或前伴侶等，未涉及武器的使用，發生地點則多為住宅內等監視攝影機拍攝不到或無目擊證人的空間。
2009 年，法務部針對矯正機關的 3107 名性侵害案件受刑人進行問卷調查，發現其中有 70.8 % 的人與被害人認識，彼此是同居人或男女朋友關係者佔 20.7 %，普通朋友佔 20.6 %，血親與親友子女關係者則分別佔了 8.7 % 及 8.3%，其餘則是網友、部署或同事、同學及其他。
此外，性侵害發生於加害人或被害人家裡的比例就佔了 67.2 %，旅館或飯店與郊外則分別佔了 10.4 % 及 10.0 %。而依據衛福部的統計，2015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性侵害通報案件中，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不認識」的比例僅有約 5 %，彼此關係是「男女朋友」的比例，則從性侵害案件統計開始就穩居第一。
在這些案件中，在實施性侵害時沒有控制被害人的比例佔了 67.9 %，而有實施控制的比例中，又有過半數的人是以「言詞恐嚇」，再來才是「持械脅迫」與「毆打綑綁」等。
換句話說，比起「陌生人性侵」，加害人、被害人雙方彼此認識，且可能已建立了穩定或有情感交流的關係的「熟人性侵」（也稱「約會強暴」），恐怕才是性犯罪的主要類型。
除了雙方彼此熟識之外，學者羅燦煐還歸納出熟人性侵的其他三項特徵，即：
加害過程通常較少憑藉武器或暴力，而多憑藉口頭威脅或其他壓力。
被害人較少有極力抵抗的跡證，如衣服破裂或身體傷痕等。
被害人對於自己的遭遇心存猶疑，而延誤立即報案的時機。
然而熟人性侵往往發生於無監視攝影機及目擊證人的住宅或房間內，這類性侵案件進入司法刑事程序後，便會面臨犯罪事實欠缺直接證據予以證明的情況，因此如何證明性侵害犯罪事件確實有發生，是法院所需面對的一大難題。
🔍 直接證據：被害人供述的取捨困境
被害人既然指稱自己被加害人的行為所侵害，必然會作出不利於加害人的供述，如果僅憑被害人的供述判斷加害人是否真的有為犯罪行為，便會出現法院判決的事實基礎及對於事實作出的法律評價都被被害人所掌握的情況。
因此，我國法院發展出一套「超法規補強原則」，要求法院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不能僅憑被害人供述，還必須存在其他的補強證據，用來補強被害人供述的憑信性，或與被害人供述有相當關聯性，或甚至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聯性。
最高法院目前的見解即認為：
「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95 年度台上字第 6017 號刑事判決）
「對立性之證人（如被害人、告訴人）、目的性之證人（如刑法或特別刑法規定得邀減免刑責優惠者）、脆弱性之證人（如易受誘導之幼童）或特殊性之證人（如秘密證人）等，則因其等之陳述虛偽危險性較大，為避免嫁禍他人，除施以具結、交互詰問、對質等預防方法外，尤應認有補強證據以增強其陳述之憑信性，始足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178 號刑事判決）
🔍 國內學者的反思
在國內，也有學者認為法院發展出來的「超法規補強原則」應該被捨棄。
任職高等法院法官的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唐敏寶助理教授認為，《刑事訴訟法》已經規定，法官利用相關證據判決時，必須依循「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不能作出違背常人經驗或邏輯矛盾的判決，而法官要對被告作有罪判決，也必須在檢視相關證據後，達到「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心證程度，實在沒有必要再另外創設一個限制，造成訴訟資源的浪費。
真理大學法律系吳景欽教授也認為，《刑事訴訟法》只有強制規定被告自白必須有補強證據，司法實務透過判決自己建構一套補強法則，已經超出司法、進入立法論的範圍。此外，僅僅因為被害人與被告利害衝突，就認為被害人的供述一定比較不可信，是一種直觀、缺乏實證的論斷。保障被害人供述正確性的關鍵，在於是否有經過被告的對質詰問，發現其不合理或矛盾之處。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李佳玟教授則認為，雖然台灣的補強原則不像歐美國家是針對性侵害案件而來，在證據稀缺的情況下，仍然對性侵被害人造成不利影響，「強暴迷思就在表面中立的證據法則被強化與延續」。
李佳玟教授進一步認為，司法實務對於什麼樣的證據才是合格的補強證據，見解非常歧異、難以統一，與其繼續使用一個不清楚的概念進行判決，不如直接將超法規補強原則廢除，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使性侵害案件的處置合理有效。
她提出一套法院處置性侵害案件的方法，區分被害人是否到庭，是否接受被告針對其供述進行詰問，讓被告有攻擊證詞矛盾的機會，來決定需不需要有額外的證據。
如果被害人到庭接受詰問，那麼被告的詰問、《刑法》「偽證罪」對不實證言的追訴，以及法官當庭的觀察，都是避免冤罪的保障機制，此時，除非出現被害人供述矛盾、前後不一等情形，讓法官認為有必要尋找其他證據予以判斷，否則就算僅有被害人供述能作為證據，只要能讓法官確信被告有對被害人從事性侵害，也能作出有罪判決。
反之，如果被害人因為身心創傷，無法到庭作證，僅依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條例》的規定，對特定檢警人員作出陳述，則應該仿照歐洲人權法院的作法，先判斷被害人不出庭有沒有正當理由、有沒有必要使用被害人的審判外陳述，如果是的話，再確認本案是否只有被害人供述作為唯一或主要證據，並決定應該給被告多少衡平措施，例如要求檢察官提出一定程度的證據，或讓被告有機會詰問其他證人等。
但補強原則是為了限制法官自由心證的空間，避免法官僅靠一些可信度不穩定的證言，就作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並非針對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而來，一旦允許法官單靠被害人供述就能形成被告有從事性侵害行為的認定，是不是會造成個案法官因為對被告有著先入為主的偏見，提升製造冤案的風險，也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地方。
🔍 與被害人相處的相關人士之供述
除了被害人供述外，法院時常以共同生活的家人朋友或頻繁互動的同事師生供述、輔導老師或社福機構訪談紀錄、性平會調查紀錄、醫師驗傷診斷書、PTSD 鑑定及測謊鑑定等證人供述或鑑定人意見作為判斷犯罪事實存否的間接證據。
🔍 修法能夠解決問題嗎？
1999 年前，我國《刑法》第 221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婦女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姦淫之者，為強姦罪，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依據這項規定，行為人必須對被害人實施一個強制手段，這個強制手段的強度必須達到「使不能抗拒」的程度，並從事姦淫行為，才會構成強制性交。這樣的立法模式，被稱為「強制模式」。
由於這項規定要求必須存在一個「強制手段」，有些人批評，這代表只有被害人作出反抗，而加害人使用壓制被害人的力量從事性交，加害人才有被認定「強制性交」的可能，導致被害人的生命及身體陷入更高的傷害風險。因此，1999 年，這項規定被修正為：「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儘管許多學者認為，條文中保留了強暴、脅迫等文字，代表罪名的成立，仍然必須是加害人先施加了某種強制力，再對被害人從事性交行為，還是維持舊有的「強制模式」。但近年來，法院漸漸認為，只要加害人違反被害人的意願與其從事性交行為，都會成罪，而將這樣的立法模式，稱為「違反意願模式」。
不過，在司法實務上，法官往往會調查相關證據，確定性侵害發生時，被害人是否有做出一定的行為反應，用來推論加害人與被害人從事的性交行為，是否違反了被害人的意願。這樣的司法程序，使得被害人的行為舉止、態度，甚至人格、人際交往，都成為法院檢視的項目，容易形成一股「被害人是否適格」的氛圍，對被害人造成更大的傷害。
此外，「不要就是要」、「女人只是羞於表達」等強暴迷思，也導致許多性侵害案件的發生。因此，有人主張，應以法律為工具矯正這種文化，將「違反意願模式」的性侵害立法，轉變為「積極同意模式」。
🔍 什麼是積極同意模式？
在積極同意模式下，性侵害指的不再是「違反他人意願，與他人從事性交行為」，而是「未取得他人同意，與他人從事性交行為」。兩者差別在於，如果一個人欲與另一人從事性行為時，對方單純的沈默，在前者的規範下，不必然會被處以刑事處罰，因為對方的意願並不明確，但在後者的規範下，就必然會被處罰。
本於這個邏輯，可以發現一個人所有對於性交行為以外的同意，例如同意進來房間、同意親吻、同意愛撫，甚至同意以性器官進行未接合的觸碰，都不能直接代表他/她同意性交，只有一個人確實同意了性交時，雙方才真正能進行合法的性交。
由此可知，積極同意的立法模式，是為了強化保護個人的性自主決定權，只有在一個人表達出「想要」時，其他人才能合法地與這個人從事性行為。對於欲從事性行為的當事人，積極同意模式課予他們採取明確手段相互確認對方意願的義務，並將那些未能取得同意即從事性行為的人，予以刑事處罰。
對於這種立法模式，臺北大學法律學系蔡聖偉教授認為，在從事性行為前取得對方的明確同意，並不符合一般人的實際生活經驗，有時，是否要從事性行為，當事人間會仰賴曖昧不明的語言或肢體碰觸來試探，如果一律將這種性行為入罪化，不免有刑法過度介入私人生活的疑慮。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廖宜寧助理教授則認為，在目前人際社交規則快速變動的時代，不論是西方國家還是台灣，都尚未建立起一套「性互動的共識」，保留違反同意模式的立法，並在當事人無法表示同意的情形，例外以積極同意模式補充，才能給予抱持一套舊規則的人在性互動上試探的空間，也避免這些人因為在新的性互動中受挫，而引發族群間的仇視與對立。
但李佳玟教授認為，積極同意的取得，不以言語表達同意為必要，如果從肢體行為中表露出迎合態度，也可以被認為是同意的一種，而且任何一種立法，都在干預私人，重點在於哪種立法模式能夠周延地保護人民的性自主決定權。
至於積極同意模式是否過度保護了願意在性互動上相互試探的人，李佳玟教授則認為，如果彼此間都願意這樣的互動，自然可以選擇「不告發犯罪」來避免刑法過度擴張，積極同意模式的立法，是為了避免那些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在試探中表達反對的人遭受自以為是的性互動。
🔍 積極同意模式為「不自證己罪原則」帶來的挑戰
也有人認為，積極同意模式違反了「無罪推定原則」及「不自證己罪原則」，因為被告可能必須在法庭上試圖證明自己曾經取得性行為對象的同意，如果無法證明或不為任何表示，法官可能會對被告形成不利的心證。
但李佳玟教授強調，無罪推定及不自證己罪的原則並沒有被打破，檢察官仍然必須負擔舉證責任，只是證明的事實，將會從「被告違反被害人意願」，變成「被告未取得被害人同意」而已。
陳又寧律師則認為，積極同意的立法模式，是將法庭攻防上的焦點從被害人在事件發生前後有哪些行為舉動，轉移到被告獲得了哪些資訊，可以認為性行為是合法的。積極同意模式雖然在形式上沒有翻轉舉證責任，當時實質上增加了被告舉證的壓力，如果被告事實上是無辜的，他/她還是需要提供屬於辯方的案件理論及證據資料，藉此向法院合理說明自己為何認為在從事性行為前、已經取得了對方的同意。
🔍 立法模式的變更，無法改變性侵害案件證據稀缺的問題，但能改變大眾及司法看到被害人的方式
積極同意模式雖然不會造成舉證責任的轉換，但仍然是透過消滅被告的抗辯空間，增加被告在程序中舉證的壓力，來解決性侵害案件在法庭舉證分配上的不平等。
不過，這不代表起訴或定罪性侵害會變得相當輕易，因為被害人遭受性侵害的證據仍然難以保存，也始終難以找到直接證據。
積極同意模式的採取，可能只是為了迫使教育、政策宣傳的第一線動起來，積極宣導取得對方同意才能從事性行為的重要性，以法律引領社會文化的改變，藉此改善性侵害的現況。
以上文字引自：
https://plainlaw.me/2022/04/12/妨害性自主/
podcast 中有講到一段我覺得蠻有感的，
貴智提到台灣現行法規上對於「侵入住居」跟「侵犯性自主權」判定上的巨大差異
對於侵入住居的判斷方式：有一個人無緣無故跑進你家/租屋處就有可能觸犯侵入住居罪
但另一方面，對於侵犯性自主權的認定方式卻是：人家侵犯你的性自主權，但如果你沒有表達出你是非自願/遭到強迫的，就可能導致無罪結果
等於最後你還要證明這個行為是「違反意願的」，落差超嚴重的噎...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待侵犯性自主權的法律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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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法律2022-03-08
違規者不得主張他人違法
例：甲闖紅燈，乙也闖紅燈，警察向甲開了一張罰單，卻沒有開乙。甲主張：因為乙闖紅燈沒被開發，所以我也可以免責，這是不可以的！
但如果今天的情況是，甲被開單後要求警察也向乙開罰，是可以的嗎？
同理，如果違規停車遭舉發，也能要求警察向其他違停的車子逕行舉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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