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5年度花原簡字第171號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05年度花原簡字第171號

公訴人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李隆祥

選任辯護人

謝維仁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

被告

葉柏良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05 年度偵字第1881號）及移送併辦(105年度偵字第3709 號)，本院前認為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簽請改依通常程序審理（105 年度花原易字第5 號），嗣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除更正並補充如下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及移送併辦意旨書 (如附件一、二)之記載。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編號一第二行所記載之「於民國104年10月21、22日左右」，應更正為「分別於民國104年10月22日、同年月21日」。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編號一第二行至第五行所記載之「李隆祥將其所申設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之帳戶」，應更正為「李隆祥將其所申設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編號一第八行所記載之「嗣該詐騙集團成員於104年10月27 日」，應更正為「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分別於104年10月25日晚間6時30分許，及同年月27日晚間8時45分許」。

(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編號一第九行至第十一行所記載之「使吳佩珊陷於錯誤而匯款新臺幣(下同)10萬50元、12萬50元進入葉柏良所有第一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應更正為「使吳佩珊陷於錯誤，而於104年10月 27日下午2時49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0萬50元、12萬50 元進入葉柏良所有第一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

(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編號一第十一行至第十二行所記載之「匯款14萬6000元、9萬9988 元至李隆祥所有合作金庫商銀行、中華郵政公司帳戶內」，應更正為「又分別於104年10月27下午2時50分許、同日晚間9時23分許，匯款 14萬6000元、9萬9988 元至李隆祥所有合作金庫商銀行、中華郵政公司帳戶內」。

(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編號一第十二行至第十四行所記載之「使施依淳陷於錯誤而匯款2萬9813元、3萬元至李隆祥所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內」，應更正為「使施依淳陷於錯誤，而分別於104年10月27日晚間9時14分許、同日晚間9時28分許，匯款2萬9813元、3 萬元至李隆祥所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內」。

(七)移送併辦意旨書犯罪事實欄編號一第十四行至第十七行所記載之「於104 年10月27日19時38分許，以撥打電話方式向陳穎明謊稱其先前網路購物繳款方式因公司操作錯誤，有重複扣款問題，需至自動櫃員機操作取消云云，致陳穎明陷於錯誤，於104年10月28日2時42分許」，應更正為「於104 年10月27日晚間7時38 分許，以撥打電話方式向陳穎明謊稱其先前網路購物繳款方式因公司操作錯誤，有重複扣款問題，需至自動櫃員機操作取消云云，致陳穎明陷於錯誤，於104 年10月28日凌晨2時42分許」。

(八)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李隆祥、葉柏良於本院行調查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9頁至第20頁背面及第32頁背面)、「施依淳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見警卷第49頁至第50頁)「吳佩珊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見警卷第59頁至第60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電子金融服務約定轉入/ 約定轉出帳號當日異動確認表」(見警卷第65頁)、「黑貓宅急便顧客收執聯影本1份」(見警卷第93頁)。

二、查詐欺集團使用人頭帳戶作為洗錢工具之伎倆，早已為平面及電子媒體所揭露，而被告李隆祥具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被告葉柏良則具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實難謂其於交付存摺、金融卡及密碼時，對該等物品可能遭他人以之作為詐欺取財等不法用途一情毫無所知，是被告2 人任由他人自由處分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而被利用為犯詐欺取財罪之出入帳戶使用，當為被告2人所能預見，且其發生並未違反被告2人本意，足認被告2 人確有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之不確定故意甚明。又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因此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被告李隆祥、葉柏良係提供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與姓名、年籍不詳綽號「方志誠」所屬之詐欺集團供為財產犯罪使用，並無證據證明其有參與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亦無證據證明其與該詐欺集團成員間有何犯意聯絡，應認被告2 人所為係幫助犯而非正犯行為。又被告李隆祥、葉柏良雖有預見其提供上開帳戶資料與姓名、年籍不詳綽號「方志誠」所屬之詐欺集團使用後可能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然該人所屬詐欺集團之共犯人數、詐欺計畫、行騙手法、成員間行為分擔、時間地點、犯罪次數等情，具有高度隱密性，終究非外界所能窺知，而被告2 人僅係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者，顯難期待其能知悉該不法集團幕後全盤犯罪真相，自無由令被告2 人負共同詐欺取財罪責，併此敘明。

三、又被告李隆祥、葉柏良均係幫助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犯詐欺取財罪之意思而提供存摺、金融卡及密碼，所為核係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之幫助犯。

四、被告李隆祥、葉柏良均係基於一個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同時同地分別提供3個、2個金融帳戶予詐騙集團，自應僅論以一幫助詐欺罪（最高法院96年度台非字255 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因幫助犯乃相對於正犯而言，學理上係從犯之一種，其成立從屬於正犯，罪責與可罰性之根源，要在於幫助行為本身，亦即因幫助之加功行為，從屬造成法益之侵害，故在決定刑事責任時，應求諸幫助行為本身，而與正犯罪數之認定標準取決於侵害法益個數之情形不同，此有大理院統字第1675號解釋：「以一個行為幫助多數正犯時，應論一罪」可供參照。以本案而言，實行詐騙之正犯，固應成立數個詐欺取財既遂罪，並予分論併罰；然被告則僅以一個幫助行為，幫助他人實行數個犯罪，自應依想像競合犯僅論以一罪。

五、被告李隆祥、葉柏良均係基於幫助之犯意，並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犯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李隆祥、葉柏良隨意提供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予他人使用，紊亂社會正常交易秩序及交易安全，並使不法之徒藉此輕易於詐騙後取得財物，造成檢警偵查追緝犯罪產生困難，幕後犯罪人得以逍遙法外，致使此類犯罪手法層出不窮，嚴重危害交易秩序與社會治安，並提高社會大眾遭受詐騙損失之風險，造成被害人吳佩珊、施依淳、陳穎明所受損害如起訴書、移送併辦意旨書犯罪事實欄所示之財產損失，誠屬非是；又本院審酌被告李隆祥、葉柏良坦承犯行之犯後表現，以為其明瞭本案犯行罪責程度之證明，犯罪所造成之社會動盪已有緩和；再觀之因被告2 人均未賠償本案被害人吳佩珊、施依淳、陳穎明所受損害，故本案即無從自刑事政策合目的之立場，以被害人所受財產損失已獲彌補為由，對被告2 人之刑量為有利之認定；併兼衡被告李隆祥目前於中國廣東之機臺工廠工作，每月平均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5,000、26,000元，未婚，未育有子女，在臺灣與其叔叔同居，不須扶養家人，有100,000 元之信用貸款，家境勉持；被告葉柏良目前從事貨運業，每月平均收入24,000元，未婚，未育有子女，與祖父母同居，每月須提供祖父母10,000、15,000元生活費用，未負擔貸款，家境小康之生活狀況、家庭經濟狀況、被告2 人均無任何前案犯罪紀錄之品行，可徵其等對幫助詐欺罪之違法性意識較弱等一切情狀，在行為責任之限度內，考量刑罰目的、犯後悔悟與否、刑事政策等量刑因子，對被告2 人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

七、緩刑之宣告：

(一)按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75 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而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其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 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祇須合於刑法第74條所定之條件，法院本有自由裁量之職權。本件原判決已於理由陸內說明：我國刑法就應否給予刑事被告緩刑的宣告，並未將「被告與被害人或其家屬已經達成和解」列為裁量事由，而僅屬於刑法第57條所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的量刑事由。而依照德國法制之說明，類似本件被告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3月之案例，如法院預測被告將不再實行犯罪行為（既為預測，意謂法院不可能擔保），且被告的人格具備特殊的情況（如為彌補損失所做的賠償努力），加上該自由刑的執行不是為執行法秩序所必要，法院本得予以緩刑的宣告，而不應以「被告與被害人或其家屬是否已經達成和解」作為唯一決定因素（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152 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二)經查，被告李隆祥、葉柏良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審酌被告2 人一時失慮，致蹈刑章，犯後復坦承犯行，堪認被告2 人經此偵審程序及刑罰宣告之規訓後，當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況且被告2 人均無入監服刑之生命歷程，倘未為緩刑宣告，致使其等入監執行，不無使其等沾染犯罪惡習，致再犯風險不減反增，加之被告2 人家庭結構健全完整，工作狀況及收入情形復均堪稱穩定，如猝然入監勢必嚴重絮亂其等之人生，切斷其等與家族成員間之緊密聯結，使其等良好之社會性劣化，刑罰之惡害性甚為明顯，本院因認其等2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當，爰併予宣告緩刑2年；惟為使被告2人能自本案汲取教訓，並確實督促被告2人保持善良品行及強化法治之觀念，以贖罪愆，自以命其等履行一定負擔為宜，故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 款之規定，命其等於本案判決確定之翌日起1 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50 小時之義務勞務，並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以觀後效，併依同法第93 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間交付保護管束。被告於緩刑期間，倘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八、末查本案中並無任何證據證明被告2 人有因交付帳戶而獲得金錢或利益，或分得來自詐騙集團成年成員之任何犯罪所得，自不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九、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 項，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339條第1項、第5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