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110年度抗字第51號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0年度抗字第51號

抗告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判決 人　邱安祥

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再審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0年7月2日裁定（110年度聲簡再字第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本案實際行為人「邱志祥」於民國102年9月7日遭警方查獲酒駕公共危險犯行後，即冒用受判決人「邱安祥」之名義應訊，並在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解送嫌疑人犯健康狀況調查表、執行拘提逮捕本人通知書、告知親友通知書、第一次調查筆錄、勘察採證同意書、當事人酒精測試黏貼紙第一次酒精測試、花蓮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二次調查筆錄、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訊問筆錄等文件上，冒用受判決人「邱安祥」名義接受訊問並簽名，後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後（被告記載為「邱安祥」），嗣原法院以102年度花交簡字第347號判決判處「邱安祥」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確定。是原確定判決係實際行為人「邱志祥」冒名受判決人「邱安祥」接受裁判，應可認定。雖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原確定判決均將被告姓名誤載為「邱安祥」，但其偵查、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及審判之對象實為「邱志祥」，而非被冒名之「邱安祥」，受判決人「邱安祥」並非該案件之審判對象，本案僅屬「姓名錯誤」，而非「被告錯誤」，非不得由原法院裁定更正被告姓名、人別資料重行送達即可，故本案不得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裁定駁回。

二、抗告意旨略以：原確定判決承審法官於審理中並未將傳票送達予實際行為人「邱志祥」，實際行為人「邱志祥」自無從出庭應訊接受裁判，承審法官於審理終結後，亦未將判決書送達實際行為人「邱志祥」，則實際行為人「邱志祥」無從於收受判決後於上訴期間內提起救濟，實難認實際行為人「邱志祥」於原確定判決案件審理中冒名受判決人「邱安祥」，原確定判決認事用法既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裁定等語。

三、按刑事訴訟法第266條規定起訴之效力，不及於檢察官所指被告以外之人，而同法第264條第2項第1款規定起訴書應記載被告之姓名、性別、住所或居所等資料（下稱人別資料）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係為特定刑罰權對象之用，其起訴之對象為被告其「人」，而非其「姓名」。因之，法院審判之被告，係檢察官所指刑罰權對象之人，起訴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記載之被告姓名、人別資料，一般固與審判中審理之人（對象）姓名、人別資料一致。惟若檢察官對真正犯罪行為人實施偵查訊問而以偽名起訴，審判之對象仍為檢察官所指真正犯罪行為人之被告其人，因刑罰權之客體同一，僅姓名、人別資料不同，如於審理中查明時，由法院逕行更正被告之姓名、人別資料；倘於判決後始發現者，亦由原法院裁定更正被告姓名、人別資料重行送達即可。此與檢察官未實施偵查訊問，其內心本意無從依外觀上客觀之事證憑斷，僅依形式上所查得之資料，於起訴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記載被告之姓名、人別資料，而應以起訴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姓名、人別資料之人為審判對象之情形，顯屬有別。是被告冒用他人姓名應訊之「姓名錯誤」，而非審判之對象錯誤，法院非不得以裁定方式更正，與非真正犯罪行為之人而頂替他人接受偵查、審判之「被告錯誤」情形有別（最高法院98年度台非字第67號、106年度台非字第196號，109年度台非字第132號、110年度台非字第38號裁判意旨參照）。

四、經查：本案係「邱志祥」於102年9月7日22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與國聯四路口時，因擅闖紅燈為警攔查未停，嗣員警追蹤至花蓮縣○○市○○○街000號旁空地始停車受檢，並經警於同日晚上10時21分許，當場對其施以呼氣式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69毫克，以其涉嫌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之罪，當場逮捕帶返警所調查詢問，嗣「邱志祥」即冒名「邱安祥」應訊，迨解送至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後，「邱志祥」仍冒名「邱安祥」接受檢察官訊問，檢察官並據此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雖簡易判決處刑書記載被告為「邱安祥」，依前揭說明，「邱志祥」即係檢察官所指刑罰權對象之人，刑罰權之客體同一，僅姓名、人別資料不同，原審法院亦係對「邱志祥」行使其審判權，並判決確定，雖將「邱志祥」姓名等資料誤載為「邱安祥」，但此僅屬姓名錯誤而非被告錯誤，由原法院以裁定更正被告姓名、人別資料重行送達即可，故本案不得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原裁定以抗告人聲請再審為無理由，駁回其再審之聲請，經核於法尚無違誤，抗告意旨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張宏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