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易字第一一五四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易字第一一五四號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甲○○

選任辯護人

許芳瑞律師

　　　　　　　　施秉慧律師

　　　　　　　　焦文城律師

右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九十二年度偵字第四九六一號），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係以：被告甲○○係高雄市第六屆市議員第四選舉區候選人，於市議員競選期間，基於妨害名譽之概括犯意，意圖散布於眾，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間，在高雄市第四選舉區之法定插旗區內，委由不詳姓名年籍之成年人，製作並懸掛「尋布袋枝仔，賞金１０萬元；高雄縣有『紅包蓮』？高雄市有『布袋枝』？職位公開招標，金額不詳，紅包裝不下，得用布袋裝：：：市議員候選人甲○○競選總部主辦」之內容不實紅色文宣布條，並印製相同文字內容之紙質文宣，以夾報方式發送，且於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高雄市○○○路二五三號一樓其設置之競選總部，召開記者會，於會中公開傳述「高雄縣有『紅包蓮』？高雄市有『布袋枝』？」等不實之言論，並懸掛上開紅色文宣布條，足以毀損告訴人即前高雄縣長余政憲配偶丙○○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之加重誹謗罪嫌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五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三○○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之加重誹謗罪嫌，係以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台灣新聞報、台灣時報、民眾日報均報導被告甲○○於同年月十一日舉行記者會公開傳述之不實言論、使用之紅色布條，及甲○○競選總部散發之文宣均稱：「尋布袋枝仔、賞金１０萬元；高雄縣有『紅包蓮』？高雄市有『布袋枝』？：：：」等語；且八十六年高雄縣第十三屆縣長競選期間，案外人即候選人黃鴻都因懸掛「尋人啟事，尋找紅包蓮：：：」之布條，業經法院於九十一年間判決確定，有該案相關判決可憑，則社會大眾應可知悉「紅包蓮」係暗指告訴人丙○○有收取不當利益之情形，則被告在文宣上稱「紅包蓮」，顯係影射丙○○，並足以貶損其名譽等情，為其論據。

四、訊之被告固坦承有製作登載上開文字之布條、競選文宣，並分別予以懸掛及散發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之加重誹謗犯行，辯稱：在記者會上從未提及「紅包蓮」；另文宣上雖載有「：：：高雄縣有『紅包蓮』？：：：」，惟並未指明、影射任何人，亦無相關具體事實之描述，且以問號緊接，即對於高雄縣市否真有紅包蓮乙節，保留而未加確認；又上開布條、文宣之內容，係就與公益密切相關之政府公職授與等，為適當之意見陳述，完全沒有誹謗告訴人丙○○的意思等語，經查：

㈠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使個人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以促進民主政治，及實現多元意見等多重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對於依傳播方式限制言論自由之刑法誹謗罪之規定，須在符合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權及同法第二十三條規範下，始能成立；則刑法第三百十條所謂指摘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須以所指摘傳述之事，為足以損害被害人名譽之具體事件為內容，始足當之。

㈡被告於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高雄市○○○路二五三號一樓競選總部所召開之記者會，並未公開傳述有關「高雄縣有『紅包蓮』？」等言論，業據被告於歷次訊問時供述明確，而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台灣新聞報、台灣時報、民眾日報，亦無被告當日有上開言論之報導，此有卷附台灣新聞報、台灣時報正本及民眾日報影本各一紙足憑；又本院依告訴人所請，函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檢送被告記者會之蒐證錄影帶，經該局新興分局回覆以：當日並未編排勤務派員至上址蒐證，以致無法提供等語，亦有該分局高市警新分三字第○九二○○一○七七五號函在卷可稽；則公訴人所指被告於記者會公開傳述「高雄縣有『紅包蓮』？」等不實言論之犯行並無證據可佐，核先敘明。

㈢被告散布之上開布條、文宣，雖載有「高雄縣有『紅包蓮』？」等文字，然該布條、文宣係以粗體字書寫「尋布袋枝仔」、「賞金１０萬元」為標題，並以「布袋枝」之行為、特徵為內容，邀集高雄市民共同舉發「布袋枝」；則就其整體以觀，顯係意在描述「布袋枝」之行止，而非以指摘「紅包蓮」為目的。至於文宣上關於「紅包蓮」之用語，並未直指「紅包蓮」即為告訴人丙○○，又自文宣之內容觀察，亦無相關闡述足認「紅包蓮」即係影射告訴人丙○○，從而，客觀上顯難認該文宣有何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虞；公訴人雖稱案外人黃鴻都因直指告訴人丙○○為「紅包蓮」一案，業經判決有罪確定，而謂社會大眾均可知悉「紅包蓮」即影射丙○○云云，惟黃鴻都既已因前開案件被判決有罪，則社會大眾當確知有關告訴人丙○○收取不當利益等情，係屬子虛；況被告文宣於「高雄縣有『紅包蓮』」等文字後方，緊接以「？」，係以質疑之語氣描述，並未肯認高雄縣必然有紅包文化，必然有「紅包蓮」之存在，實無從割裂擷取「紅包蓮」等字，賦予不當聯想，而謂被告所為該等文字之登載，即意在以不實事件詆毀告訴人；再者，被告文宣就涉及本案爭執部分僅有「高雄縣有『紅包蓮』？」之記載，即無其他有關「紅包蓮」具體事實之指摘傳述，亦與刑法第三百十條之規定顯不相當。

㈣另按民主政治之具體表現在於民意代表係由人民直接投票選舉產生，當人民行使其投票權利時，為了作出睿智的選擇，就必須要有充分資訊以為判斷，因此公職人員選舉時，候選人為了傳達其政見、理念，以爭取選票，多使用各種吸引人之訴求與言論，期能提供充分之資訊，並藉以獲得選民認同及支持，故候選人此種競選發表之競選言論實具有高度政治性，若法予以過苛之限制，致候選人採行自我限制，將發生所謂「寒蟬效應」，足以妨礙社會進步及公共事務之監督；因此，本於言論自由為民主憲政與自由社會之基石，並以政治性言論尤甚，自應賦予其更寬廣之空間。

㈤被告雖於市議員競選期間懸掛、散布載有前開文字之布條、文宣，惟審視其內容，係以公開懸賞尋找「布袋枝」方式，藉以吸引選民注意，凸顯「職位公開招標」問題，進而探討「高雄市是否存在有不當之紅包文化」議題，以期表明自身立場獲得選民認同；又「官職授與是否合法正當」，關乎國家吏治之清明與人員進用之公平，係屬攸關公眾利益之事項無訛，而就該等公共事務，以文宣公開懸賞方式，記載「尋布袋枝仔，賞金１０萬元；高雄縣有『紅包蓮』？高雄市有『布袋枝』？職位公開招標，金額不詳，紅包裝不下，得用布袋裝：：：」等語，係針對可受公評之高度政治性事項，善意而為適當之表達，是以被告所為之右揭競選言論，核屬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而不應以誹謗罪相繩。

㈥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指之前揭証據，均不足以證明被告甲○○有何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之犯行，已如前述；復經本院調查，亦無證據足認被告所為有何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之加重誹謗情事，揆諸首揭法條及判例意旨，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第十五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