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潘恩賜

選任辯護人

李柏杉律師

被告

蔡嘉榮

蔡承翰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4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壹、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蔡承翰於民國112年9月27日下午4時43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基於強制之犯意，徒手勾住告訴人潘恩賜之頸部及手部，以此方式妨害告訴人潘恩賜離開現場之權利。因認被告蔡承翰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等語。

二、犯罪之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得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者，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著有29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再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而被害人之陳述如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固足採為科刑之基礎，倘其陳述尚有瑕疵，而在未究明前，遽採為論罪科刑之根據，即難認為適法，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61年度台上字第3099號等判決意旨亦足供參。

三、公訴人認被告蔡承翰涉犯強制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蔡承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共同被告蔡嘉榮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潘恩賜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及指訴、案發現場監視器影像光碟1張、影像擷圖5張、檢察事務官113年8月15日勘驗報告1份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蔡承翰固坦承有勾住告訴人潘恩賜之行為，惟堅決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是因為看到告訴人潘恩賜在攻擊共同被告蔡嘉榮，不讓現場的傷害更嚴重，才去勾住告訴人潘恩賜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蔡承翰有勾住告訴人潘恩賜乙情，業經被告蔡承翰於本院審理中所自承（本院113年度易字第739號卷【下稱易字卷】第66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潘恩賜於偵查中指訴在卷（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433號卷【下稱偵卷】第67頁），又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無訛（易字卷第58至60、71至94頁），上情固堪認定。

㈡刑法第304條強制罪所要保護之法益為意思形成自由、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性質上係屬開放性構成要件，範圍相當廣闊，欠缺表徵違法性之功能。故在強制罪之犯罪判斷，除須審查行為人是否具備強暴、脅迫等手段，與對象是否被迫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外，尚必須審查行為是否具有實質違法性，將不具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排除於強制罪處罰範疇之外。而強制行為之違法性乃決定於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關係上，亦即以目的與手段關係作為判定是否具有違法性之標準，若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上，可評價為法律上可非難者，亦即以強制手段而達成目的之整體事實，係社會倫理之價值判斷上可責難者，則該強制行為即具有違法性。而對於「手段、目的、關聯」之可非難性判定，有下述幾個原則：⑴欠缺關聯原則：如果行為人所用之手段，與其所要致力之目的，欠缺內在的關聯，則具有可非難性。反之，如果手段與目的間具有內在關聯，即無可非難性。⑵利益衡量原則：若行為人係強制他人不為法所禁止之行為，或強制他人不為重大違反風俗行為，基於利益衡量原則，係屬不具非難性。⑶輕微原則：行為人所為之強制如果只是輕微的影響，此種強制行為，不具備有可非難性。⑷違法性原則：若行為人係強制他人為可罰之犯罪行為，則強制行為具可非難性。⑸國家強制手段優位原則：行為人以強暴手段自行實現債權，即使目的正當，仍具有可非難性。⑹自主原則：行為人以自己得以處分之利益作為脅迫手段，並不具有可非難性。從而，對強制罪違法性之判斷，應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是否具有上述關聯性為判斷。是以，行為人所為之強制行為如果只是造成輕微之影響，則此種強制行為仍不具應以國家刑罰權加以制裁之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以避免造成一般人民在生活應對動輒得咎之情形。

㈢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本案係告訴人潘恩賜（勘驗中代號為B男，下於無罪之理由中直接稱其姓名）先於112年9月27日下午4時43分22秒許駕駛白色汽車突然煞車，致車輛後照鏡撞擊路旁共同被告蔡嘉榮（勘驗中代號為A男，下於無罪之理由中直接稱其姓名）手臂，潘恩賜並以右手往蔡嘉榮腹部推，因而與蔡嘉榮發生肢體衝突，兩人於112年9月27日下午4時43分27秒許互相掐住對方頸部後，被告蔡承翰（勘驗中代號為C男，下於無罪之理由中直接稱其姓名）才上前於同日下午4時43分35秒許勾住潘恩賜頸部。於同日下午4時43分39秒許，潘恩賜亦回手勾住蔡承翰、蔡嘉榮之頸部，並於同日下午4時44分3秒許，將蔡承翰壓在身下。蔡承翰遂於同日下午4時44分28秒許，與蔡嘉榮分別拉住潘恩賜之兩手。嗣潘恩賜、蔡嘉榮於同日下午4時44分35秒許，因拉扯跌倒時，蔡承翰於同日下午4時44分38秒許，欲拉開兩人，後因雙方抓住對方不肯放手，方於同日下午4時45分36秒許，再勾住潘恩賜之頸部，並於同日下午4時46分31秒許，即離開潘恩賜身邊。並於同日下午4時47分35秒許，潘恩賜、蔡承翰再互相拉扯時，才又勾住潘恩賜之頸部，並於同日下午4時47分52秒許即行放開，站在一旁（易字卷第58至59頁）。

㈣由上勘驗結果可見，蔡承翰係於潘恩賜與蔡嘉榮發生肢體拉扯之不法傷害行為，甚至壓住蔡承翰身體時，才出手勾住潘恩賜頸部及拉住其手部；於潘恩賜未對蔡嘉榮下手攻擊時，蔡承翰即放手離開潘恩賜身邊。可見蔡承翰辯稱：我是看到潘恩賜在攻擊蔡嘉榮，為了防止損害擴大，才上前勾住潘恩賜等語，並非無據；公訴意旨認此舉係在妨害潘恩賜離開現場之權利，即非可採。蔡承翰勾住潘恩賜之目的，既係為阻止潘恩賜繼續下手實施對於蔡嘉榮之傷害，即屬強制潘恩賜不為法所禁止之行為，依利益衡量原則，已難認有何非難性可言。況蔡承翰每次勾住潘恩賜頸部、拉住潘恩賜手部，不過數十秒，對於潘恩賜意思自由侵害程度不高，依輕微原則，更見蔡承翰上開行為，不具備刑法上強制罪之可非難性，而難以強制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得合理懷疑被告蔡承翰之行為不具有強制罪之可非難性，而不該當於強制罪之開放性構成要件，即無從使本院就公訴意旨所指被告蔡承翰強制犯行得有罪之確信，而屬不能證明被告蔡承翰強制犯罪，自應為被告蔡承翰被訴強制罪嫌部分為無罪之諭知。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兼告訴人潘恩賜（下稱被告潘恩賜）與被告兼告訴人蔡嘉榮（下稱被告蔡嘉榮）前因財務發生糾紛，竟分別基於傷害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27日下午4時43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被告潘恩賜駕駛車輛靠近站立該處之被告蔡嘉榮時，以其所駕駛車輛之左後照鏡撞擊被告蔡嘉榮之左手，並下車徒手推擠被告蔡嘉榮，被告蔡嘉榮亦徒手毆打被告潘恩賜，被告蔡嘉榮之子被告蔡承翰見狀，亦基於傷害犯意，上前徒手勾住被告潘恩賜之頸部及手部，並與被告潘恩賜、蔡嘉榮扭打成一團（被告潘恩賜所涉傷害被告蔡承翰部分，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致潘恩賜受有左手第五手指擦傷（0.5x0.3cm2 ,0.2x0.2cm2,0.2x0.2cm2,0.3x0.1cm2）、臉部紅腫、左側頸部紅腫等傷害，被告蔡嘉榮則受有鼻樑挫傷約2.5x1cm、背部多處擦挫傷瘀腫各約7x4,10x7.5及6x5cm、左上臂、前臂擦挫傷各約4x2及3x2cm、左小腿擦裂傷各約2.5x0.2及2.5x0.3cm、左足擦挫傷約1.5x0.8cm、腦震盪後症候群、頸椎神經根病變等傷害，因認被告潘恩賜、蔡承翰、蔡嘉榮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各有明文。

三、經查，公訴意旨認被告潘恩賜、蔡承翰、蔡嘉榮上開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且非公務員執行職務時犯罪之情形，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現告訴人潘恩賜、蔡嘉榮於本院114年3月14日審理期日言詞辯論終結前當庭陳稱欲撤回告訴，並提出撤回告訴書狀（易字卷第57頁、第97頁、第99頁）。本案傷害部分之告訴人既均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告訴，依照前開規定，本件爰就傷害部分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景聖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