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850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1850號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許仕宜

被告

趙俊彬

上一人選任辯護人

林柏宏律師

　　　　　　鄭廷萱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09年度偵緝字第742、857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㈠許仕宜於民國106年下半年間、趙俊彬於106年10月間，各自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以「鯰魚」、「許」、「客」、「雞」、「公」及陳俊穎（由本院另行審結）等成年人為首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犯罪組織，許仕宜擔任詐欺話務機房（機房名稱：招財進寶）之機手，趙俊彬則擔任該機房電腦手，負責機房現場網路及系統設定、硬體裝設、在臺灣以遠端遙控方式排除軟體問題。該話務機房另與系統商、水房、車手集團合作，由系統商藉由網路、電信系統使話務機房機手得以接觸位處大陸地區、香港地區之不特定人，而對之施用詐術，待被害人信以為真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後，由水房將詐得款項層層轉匯至其他金融帳戶，再由車手集團提領詐得款項而取得現金。

㈡許仕宜、趙俊彬承前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與蔡文廷、翁嘉玲、楊閔捷、蔡宛蓁、江政峰、梁翊庭、陳瑞麟、高英傑、陳靈偉、范傑翔、張淙煒、楊鎮宇、劉玟樺、張婉茹、林宥廷、賴上綸（以上16人業經本院判處罪刑）、陳俊穎、其餘機房不詳成年成員、系統商、水房、車手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路之傳播工具向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二「犯行實施期間」欄所示期間內，在設置於日本國大阪地區之話務機房，依附表二「擔任職務」欄所示方式分工，由一線機手接聽收到以「群發系統」發送之「你已遭限制出境」此語音訊息後，依訊息內容回撥電話之大陸地區、香港地區人民之來電，逐步由一線機手、二線機手、三線機手對其施用如附表一「所施用詐術」欄所示之詐術，待被害人信以為真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後，由水房將詐得款項層層轉匯至其他金融帳戶，再由車手集團提領詐得款項而取得現金，嗣首揭話務機房成員於上述期間內詐騙1名被害人得逞，使之將金額不詳之人民幣匯入指定帳戶。

㈢許仕宜、趙俊彬與蕭佳益、許凱洋、鍾汶諺、黃仁廣、陳庭彰、林志堅、張育婕、陳聖壬（以上8人業經本院判處罪刑）、陳俊穎、蔡文廷、翁嘉玲、楊閔捷、蔡宛蓁、江政峰、梁翊庭、其餘機房不詳成年成員，系統商、水房、車手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路之傳播工具向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三「犯行實施期間」欄所示期間內，在設置於日本國大阪地區之話務機房擔任一線機手，機房施用詐術方式為由一線機手接聽收到以「群發系統」發送之「你已遭限制出境」此語音訊息後，依訊息內容回撥電話之大陸地區、香港地區人民之來電，逐步由一線機手、二線機手、三線機手對其施用如附表一「所施用詐術」欄所示之詐術，待被害人信以為真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後，由水房將詐得款項層層轉匯至其他金融帳戶，再由車手集團提領詐得款項而取得現金，嗣首揭話務機房成員於上述期間內詐騙1名被害人得逞，使之將金額不詳之人民幣匯入指定帳戶。

㈣許仕宜、趙俊彬與石如妤、傅椿輝（以上2人由本院另行審結）、張維恩（業經本院判處罪刑）、陳聖壬、陳俊穎、蔡文廷、翁嘉玲、楊閔捷、蔡宛蓁、江政峰、黃仁廣、蕭佳益、許凱洋、鍾汶諺、陳庭彰、張育婕、其餘機房不詳成年成員，系統商、水房、車手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路之傳播工具向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附表四「犯行實施期間」欄所示期間內，在設置於日本國大阪地區之話務機房擔任一線機手，機房施用詐術方式為由一線機手接聽收到以「群發系統」發送之「你已遭限制出境」此語音訊息後，依訊息內容回撥電話之大陸地區、香港地區人民之來電，逐步由一線機手、二線機手、三線機手對其施用如附表一「所施用詐術」欄所示之詐術，待被害人信以為真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後，由水房將詐得款項層層轉匯至其他金融帳戶，再由車手集團提領詐得款項而取得現金，嗣首揭話務機房成員於上述期間內詐騙1名被害人得逞，使之將金額不詳之人民幣匯入指定帳戶。

㈤許仕宜、趙俊彬與陳聖壬、陳俊穎、蔡文廷、楊閔捷、蔡宛蓁、江政峰、梁翊庭、黃仁廣、蕭佳益、許凱洋、高英傑、其餘機房不詳成年成員，系統商、水房、車手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路之傳播工具向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五「犯行實施期間」欄所示期間內，在設置於日本國大阪地區之話務機房擔任一線機手，機房施用詐術方式為由一線機手接聽收到以「群發系統」發送之「你已遭限制出境」此語音訊息後，依訊息內容回撥電話之大陸地區、香港地區人民之來電，逐步由一線機手、二線機手、三線機手對其施用如附表一「所施用詐術」欄所示之詐術，待被害人信以為真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後，由水房將詐得款項層層轉匯至其他金融帳戶，再由車手集團提領詐得款項而取得現金，嗣首揭話務機房成員於上述期間內分別詐騙2名被害人得逞，詐得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92,854,800元。

二、證據：

㈠被告趙俊彬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時之自白（見偵緝742卷第144至150頁、第221頁、第229至232頁，聲羈323卷第18頁，本院卷第38至40頁、第89頁、第101頁）。

㈡被告許仕宜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時之自白（見偵緝857卷第46至49頁、第127至131頁，聲羈388卷第22至25頁，本院卷第125頁、第134頁）。

㈢被告趙俊彬、許仕宜之入出境紀錄、機手入出境安排表、薪資表、通訊軟體「VOXER」對話內容（對話人：蔡文廷與陳俊穎）（見偵緝742卷第57至63頁、第169至171頁、第173至175頁、第184頁、第189至192頁、第201頁，偵緝857卷第105至108頁，警卷㈠第189至200頁）。

三、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許仕宜、趙俊彬加入詐欺犯罪組織之時間均為106年下半年，然被告許仕宜、趙俊彬行為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業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5日施行，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原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修正後改為：「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將「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修正為「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將犯罪組織定義放寬，是被告許仕宜、趙俊彬行為後法律已有變更，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新法並未較有利被告許仕宜、趙俊彬，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被告許仕宜、趙俊彬行為時法即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有關「犯罪組織」定義之規定。

㈡被告許仕宜、趙俊彬各自參與詐欺犯罪組織後，與組織其餘成員各司其職以遂行詐欺取財犯行，足徵該組織階級縝密，分工精細，須投入相當成本及時間始能如此為之，並非隨意組成之立即犯罪，堪認本案詐欺話務機房確係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之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犯罪組織」。故核被告許仕宜、趙俊彬如「犯罪事實」欄㈠所為，均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㈢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本案詐欺話務機房之運作方式，係由被告趙俊彬擔任電腦手，負責裝設機房軟硬體設備、網路，使機手得藉此與大陸地區、香港地區不特定被害人通話，被告許仕宜則與其餘成員分任一線、二線、三線機手與被害人通話行騙，其等於參與機房運作之期間內，雖未必曾親自接觸因詐術陷於錯誤而匯款之被害人，惟其等就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以上述分工方式相互配合行騙，堪認其等就各自參與之部分，與犯罪組織其他成員間，應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而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是核被告許仕宜、趙俊彬就「犯罪事實」欄㈡、㈢、㈣、㈤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路之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犯詐欺取財罪。而被告許仕宜、趙俊彬與蔡文廷、翁嘉玲、楊閔捷、蔡宛蓁、江政峰、梁翊庭、陳瑞麟、高英傑、陳靈偉、范傑翔、張淙煒、楊鎮宇、劉玟樺、張婉茹、賴上綸、林宥廷、陳俊穎、其餘機房不詳成年成員、系統商、水房、車手集團成年成員，就「犯罪事實」欄㈡所載犯行；被告許仕宜、趙俊彬與蕭佳益、許凱洋、鍾汶諺、黃仁廣、陳庭彰、林志堅、張育婕、陳聖壬、陳俊穎、蔡文廷、翁嘉玲、楊閔捷、蔡宛蓁、江政峰、梁翊庭、其餘機房不詳成年成員，系統商、水房、車手集團成年成員，就「犯罪事實」欄㈢所載犯行；被告許仕宜、趙俊彬與石如妤、傅椿輝、張維恩、陳聖壬、陳俊穎、蔡文廷、翁嘉玲、楊閔捷、蔡宛蓁、江政峰、黃仁廣、蕭佳益、許凱洋、鍾汶諺、陳庭彰、張育婕、其餘機房不詳成年成員，系統商、水房、車手集團成年成員，就「犯罪事實」欄㈣所載犯行；被告許仕宜、趙俊彬與陳聖壬、陳俊穎、蔡文廷、楊閔捷、蔡宛蓁、江政峰、梁翊庭、黃仁廣、蕭佳益、許凱洋、高英傑、其餘機房不詳成年成員，系統商、水房、車手集團成年成員，就「犯罪事實」欄㈤所載犯行，彼此間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又加重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依卷內現有證據觀察，除蔡文廷與陳俊穎於107年12月7日晚間11時23分起以通訊軟體「VOXER」聯繫時，提及「今天153.7」、「不錯哦」「單ㄓ喔」、「不是啊今天蠻多隻但是都小的」、「單隻是133」等語（見警卷㈠第191頁），可認該日至少有2名被害人外，別無方法可資特定本案遭詐騙之被害人身分或人數，如此基於有疑唯利被告原則，僅得認「犯罪事實」欄㈡、㈢、㈣所示犯行之被害人數各為1人，「犯罪事實」欄㈤所示犯行之被害人數為2人，故被告許仕宜、趙俊彬就「犯罪事實」欄㈡、㈢、㈣所為，均係犯1次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路之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犯詐欺取財罪；被告許仕宜、趙俊彬就「犯罪事實」欄㈤所為，均係犯2次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路之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犯詐欺取財罪。公訴意旨認加重詐欺取財罪數於106年10月至同年12月、107年3月至同年4月、107年6月至同年8月、107年10月至同年11月應以月份數計算，107年12月2日至同年月22日應按日數計算，尚非無疑。而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29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許仕宜、趙俊彬分別於「犯罪事實」欄㈡、㈢、㈣、㈤所示期間，對各期間內之1名或2名被害人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所為係於密接時、地實施，侵害法益同一，且均係本於詐欺取財之目的而為，主觀上應係基於單一犯意而為，於各該期間內對各被害人所為犯行均屬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㈤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行為人雖有其中一行為（如參與），不問其有否實施各該手段（如詐欺）之罪，均成立本罪。然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又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刑法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原認屬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得評價為牽連犯之二犯罪行為間，如具有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依想像競合犯論擬。倘其實行之二行為，無局部之重疊，行為著手實行階段亦有明顯區隔，依社會通念難認屬同一行為者，應予分論併罰。因而，行為人以一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分工加重詐欺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雖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加重詐欺取財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實與人民法律感情不相契合。又刑罰要求適度之評價，俾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因應以行為人所侵害之社會全體利益為準據，認定係成立一個犯罪行為，有所不同。是以倘若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許仕宜、趙俊彬參與詐欺犯罪組織後，依既定分工實施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此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與其後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間，具有行為局部重合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故被告許仕宜、趙俊彬就「犯罪事實」欄㈠、㈡所犯之罪間，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電子通訊及網際網路之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

㈥被告許仕宜、趙俊彬所犯5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該條例第3條之罪，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被告許仕宜、趙俊彬於偵查、審判中均自白參與犯罪組織犯行，依上開規定原應減輕其刑，然被告許仕宜、趙俊彬此部分所犯，既於想像競合後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無從再適用上開條項規定減刑，惟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當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說明。

㈧爰審酌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而被告許仕宜、趙俊彬正值青壯，不思循正途賺取金錢，反參與犯罪組織組成詐欺話務機房，被告許仕宜、趙俊彬分別擔任機房一線機手、電腦手，利用設置於日本國大阪地區之話務機房對大陸、香港地區不特定人施用詐術騙取錢財，進行跨國組織性犯罪，所為實難輕縱。考量被告許仕宜甫遭查獲即全盤坦承犯行，被告趙俊彬於109年6月2日緝獲接受偵訊時，供述避重就輕，嗣於109年7月7日製作警詢筆錄時始詳細交代犯行始末，被告趙俊彬已繳回全部犯罪所得374,600元等牽涉犯後態度之因素，另被告許仕宜、趙俊彬皆有前述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減輕其刑事由，復參酌話務機房中，由位處犯罪組織較上層之陳俊穎親自進駐掌控現場，則機房成員中，除負責記帳並向陳俊穎匯報之蔡文廷角色較為吃重外，其餘成員地位並無明顯差異，故蔡文廷外之機手參與情節輕重，主要由被害人受損金額、應得酬勞多寡、參與期間長短斷之，而被告趙俊彬職司任務雖係實施本案詐欺取財犯罪不可或缺之角色，然工作內容終屬技術事項，犯罪參與強度不若機手，末衡酌被告許仕宜、趙俊彬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定應執行之刑。

㈨又被告趙俊彬雖請求依刑法第74條規定為緩刑之宣告等語。惟本院考量被告趙俊彬加入詐欺犯罪組織擔任電腦手，為話務機房裝設網路、硬體設備、設定系統、排除軟體故障，使機手進駐後得以立即上線對不特定大陸地區、香港地區人民施用詐術之犯罪態樣、行為手法、參與情節、所生危害等情狀，認處以前開刑度，使其受有一定之法律制裁，以資警惕，較為適當，而不宜予以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㈩強制工作部分：

⒈按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對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犯罪組織者，應於刑後強制工作之規定，經司法院釋字第528號解釋尚不違憲；嗣該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經2次修正，已排除原有之「常習性」要件，另將實施詐欺手段之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納入本條例適用範圍，並對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人，於第3條第1項後段但書規定「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惟同條第3項仍規定「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該規定並未依個案情節，區分行為人是否具有反社會的危險性及受教化矯治的必要性，一律宣付刑前強制工作3年。然則，衡諸該條例所規定之強制工作，性質上原係對於有犯罪習慣，或因遊蕩、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所為之處置，修正後該條例既已排除常習性要件，從而，本於法律合憲性解釋原則，依司法院釋字第471號關於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及比例原則等與解釋意旨不相衝突之解釋方法，應為目的性限縮，對犯該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者，應視其行為之嚴重性、表現之危險性、對於未來行為之期待性，以及所採措施與預防矯治目的所需程度，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決定是否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大法庭裁定意旨參照）。

⒉本院審酌被告許仕宜首次前往位於日本之話務機房實施「犯罪事實」欄㈡所示犯行之期間為77天，日數非短，對機房內所採取詐術模式、詐得金額多寡應有相當程度理解，亦知其行徑影響人數頗眾、對被害人及社會所生損害非輕，卻仍貪圖一己之私，為牟暴利（詳見後述犯罪所得）反覆參與（參與狀況詳附表二至五編號2「犯行實施期間」欄）話務機房對不特定人施用詐術，可見被告許仕宜具有犯罪常習，為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培養勤勞習慣、正確工作觀念，習得一技之長，期能重返社會自力更生，衡酌比例原則，認有施以強制從事勞動之必要，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宣告被告許仕宜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3年。

⒊被告趙俊彬於詐欺話務機房擔任電腦手，其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時自述參與機房營運之方式為「機房運作前，先去機房現場安裝電腦、系統、請系統商掛載詐騙音檔，俟機手進駐上線操作一陣子，沒問題再返臺，回臺後，每天於機房運作時間打開自動撥號平臺，讓平臺得以運作。如軟體發生問題，會以遠端遙控方式排除」等語（見偵緝742卷第144至145頁、第231頁，本院卷第38頁），參照被告趙俊彬於機房運作期間（即附表二至五「犯行實施期間」欄所示期間）前後入出境日本狀況為：

①106年10月6日出境前往日本，同年月13日自大阪返臺。

②107年3月22日出境前往日本，同年4月2日自大阪返臺。

③107年6月2日出境前往日本，同年月20日自大阪返臺。

④107年10月4日出境前往日本，同年月18日自大阪返臺。有被告趙俊彬入出境紀錄可證（見偵緝742卷第57至63頁），足認被告趙俊彬自述參與機房運作情節，應屬真實。如此被告趙俊彬於機房從事技術性工作，又領取固定薪資即月薪50,000元（見偵緝742卷第145頁、第230頁，本院卷第39頁），則被告趙俊彬相對於機手，在組織內所負責任務與詐欺取財構成要件行為關聯性較低，取代性高，酬勞亦未隨機房詐得金額多寡起伏，從而，被告趙俊彬所為係使機手與不特定被害人間產生聯繫管道，不具高度嚴重性，且被告趙俊彬自本案犯罪組織停止運作後，未曾再涉相類犯行（見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是由被告趙俊彬行為嚴重性、表現危險性、未來行為期待性，審酌所採措施與預防矯治目的所需程度後，認被告趙俊彬應非具有犯罪習慣或因遊蕩、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本院認本案主文欄所示徒刑之宣告及執行已足矯治被告趙俊彬之社會危險性，依比例原則認並無再予宣告刑前強制工作之必要。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且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即無「利得」可資剝奪，故共同正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者而言。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所得多寡，事實審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9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趙俊彬於審理時坦承因實施本案犯行而取得酬勞374,600元（見本院卷第97頁），現已繳回全部犯罪所得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贓證物款收據、被告/第三人自動繳交犯罪所得通知書、本院贓證物款收據各1紙（見查扣1280卷第15至17頁，本院卷第137頁）在卷可參，就其繳回扣案之374,60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㈢被告許仕宜於準備程序時坦承因實施本案犯行而取得如追加起訴書所載酬勞859,400元（見本院卷第125頁），就該未扣案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而沒收新制係參考外國立法例，為契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刑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已明定沒收為獨立之法律效果，在修正刑法第五章之一以專章規範，故判決主文內諭知沒收，已毋庸於各罪項下分別宣告沒收，亦可另立一項合併為相關沒收宣告之諭知，使判決主文更簡明易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許仕宜、趙俊彬應沒收之犯罪所得金額及法律依據，已敘明如上，為使本案沒收之諭知更加明確而易於辨明，不致因強行拆解整體犯罪所得於各項主刑之後，反而滋生過度細分、難期精確且毫無實益之結果，參諸前揭說明，爰於主刑諭知之外，將各被告犯罪所得部分獨立列出，而合併為相關沒收宣告之諭知。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繕具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1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第3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11條、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5條前段、第51條第5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秋婷追加起訴，檢察官林芳瑜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