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黃少谷

選任辯護人

鄭廷萱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08號中華民國111年4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586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黃少谷明知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管之第三級毒品，及毒品咖啡包可能含有各式第三級毒品成分，均不得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含有第三級毒品成分咖啡包之接續犯意，於民國110年10月8日晚間6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臺中市○區○○路0段00號附近，以新臺幣（下同）7300元之價格，將愷他命4公克及混合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及第四級毒品硝西泮之梅粉1包（起訴書誤載為毒品咖啡包數包，業經原審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販售並交付予黃○○施用。嗣於110年11月1日晚間11時45分許，為警在臺中市○區○○街000號5樓將其拘提到案，並在其上開住處扣得其所有之IPHONE手機1支，因而循線查悉上情。因認黃少谷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既遂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既認應為無罪之諭知（理由詳後述），所使用之證據自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故有關證據能力自毋庸論敘。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吳○○、黃○○於警詢時之證述；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0年10月21日草療鑑字第1101000261號鑑驗書、手機對話訊息翻拍照片、監視錄影器翻拍照片等為其證據。

五、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上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辯稱：110年10月8日晚間6時許，我跟爸爸、叔叔及林○○律師在南屯路的阿助鵝肉店用餐，且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當時是借給友人楊○○使用，並不是我駕駛該車去跟黃○○交易毒品等語。

六、經查：

㈠黃○○於110年10月8日下午5時46分許，透過微信通訊軟體與暱稱「知否花間（休）」之人聯繫，並談妥購買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含有第三級毒品成分之咖啡包，嗣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之人，前往臺中市○區○○路0段00號附近與黃○○碰面後，於當日晚間6時23分許，在車上將第三級毒品愷他命4公克、混合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及第四級毒品硝西泮之梅粉1包交予黃○○，並向黃○○收取價款新臺幣（下同）7300元等情，業據證人黃○○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110年度偵字第35865號卷《下稱偵35865卷》第127、129至133頁，本院卷㈠第313至320頁），並有黃○○與暱稱「知否花間（休）」之微信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0年10月21日草療鑑字第1101000261號、第0000000000號鑑驗書在卷可稽（見偵35865卷第173、177、183至189頁），復有黃○○遭警查扣之愷他命1包及混合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及第四級毒品硝西泮之梅粉1包扣案為憑，而堪認定。

㈡而證人黃○○於警詢時雖指認當時與其交易毒品之人為被告（見偵35865卷第133頁），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可參（見偵35865卷第135至141頁），惟證人黃○○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警詢時我有跟警察說因為交易當天很晚了，且對方坐在前座，還有戴口罩，我坐後座，車上燈光暗暗的，看不太清楚對方長什麼樣子，警察一直問我對方有什麼特徵，我說其實我並沒有正面看到人，只是稍微可以看出對方的皮膚很黑、輪廓比較深而已，但是警察還是拿照片給我指認，問我覺得哪一個是最像的，我並沒有辦法確認在庭的被告就是當天跟我交易的人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13至320頁），則證人黃○○於警詢時，並非確信被告即為與其交易毒品之人而為指認，是其指認已有瑕疵，自難遽採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㈢另A車係被告於110年8月9日向威泓國際車業所租賃，並於110年10月16日始歸還等情，業據被告所供承，並有車輛保管條翻拍照片在卷可查（見偵35865卷第191頁），然依被告扣案手機內與友人楊○○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㈠第345至363頁），被告於110年11月1日傳送A車110年8月1日至110年10月28日之通行費明細及交通違規罰鍰明細予楊○○核對，而楊○○即回以「你九月11.12車給我的吧」，被告則表示「對吧」、「前面有些是我的」、「後面兩張罰單應該是你闖紅燈」等語，且證人楊○○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上開對話紀錄是我與被告的對話內容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30至331頁），堪認被告確實有於110年9月11或12日將A車借予楊○○，且由上開2張交通違規罰鍰明細所載違規日期分別為110年9月21日及110年10月14日，自不能排除本案毒品交易之日（即110年10月8日）A車仍由楊○○使用中，自難逕以A車係由被告所租賃即推論當日係被告駕駛A車前去與黃○○交易毒品。

㈣再者，依A車當日之車行軌跡紀錄及Google地圖所示（見本院卷㈠第135至145、297頁），黃○○於當日下午5時46分許與暱稱「知否花間（休）」之人聯繫購買毒品時，A車係行駛在第五分局北屯派出所轄區（太原路與北屯路口、國豐街與北華街口），而後即沿著進化路、建成路、忠明南路前往上開交易地點，於下午6時23分許與黃○○碰面交易。然依證人林○○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0年10月8日上午11時53分許，被告的叔叔黃文俊有用LINE跟我約當天下午3時到我事務所談案件，但我下午要去換車子的輪胎怕會來不及，所以請黃文俊先將案件資料放著，但後來我跟他們改約下午4點至4點半在我辦公室見面，來的人有黃文俊及被告、被告的爸爸黃雷俊3人。我們討論到下午5點多，因為我跟黃文俊是10幾年的老朋友，就順便約去南屯路的阿助鵝肉海產店吃飯。我要先將我的車開回住處停放，就請黃文俊他們開車跟著我到我家車道入口等我，我再搭他們的車一起去阿助鵝肉海產店，當天黃文俊他們是駕駛1部NISSAN的車，車上就是我們4個人，不是黃文俊就是黃少谷開車，我們到達阿助鵝肉海產店一起吃飯到晚上10點才離開，這段時間被告應該都有在場，並跟我們一起離開等語（見本院卷㈠第173至183頁），復有黃文俊與林○○之LINE對話紀錄為憑（見本院卷㈠第193至194頁），且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籍資料（NISSAN廠牌）、車主孫秀婷（黃文俊之配偶）個人戶籍資料相符（見本院卷㈠第131至133、295頁），堪認被告確有於110年10月8日下午4時許，與其父親黃雷俊、叔叔黃文俊前往林○○律師之事務所商討案件後，其等4人先返還林○○律師之住處，再共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前往南屯路之阿助鵝肉海產店用餐。再對照B車當日之行車軌跡及Google地圖（見本院卷㈠第131至133、295頁），B車於當日下午4時23分許行經樂群街與貴和街口（林○○律師之事務所附近）後，迄至下午5時59分許才又行駛在第四分局南屯派出所轄區道路上，而於下午6時21分後至下午10分41分止則無任何行車之軌跡，顯見被告與黃雷俊、黃文俊、林○○應係於下午5時59分前不久才離開林○○律師之事務所，並於下午6時21分後才抵達阿助鵝肉海產店用餐，實與上開A車之行車軌跡不符，益徵該次並非係被告駕駛A車前去與黃○○交易毒品甚明。

㈤又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雖自承本案販賣毒品犯行，惟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揆其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而本院綜合本案相關卷證，足認該次並非係被告前去與黃○○交易毒品，則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顯不相合，自不能僅憑被告上開自白而為其不利之認定。

㈥此外，檢察官亦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涉犯上開販賣毒品罪嫌，依首揭刑事訴訟法規定及說明，本案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七、原審疏未詳予查證，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尚有未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上開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杰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弘政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