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行政法院(含改制前行政法院)96年度裁字第02171號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96年度裁字第02171號

抗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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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

甲 ○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對於中華民國96年1月3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簡字第75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抗告人針對其所受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裁罰處分，向原審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主張該等裁罰處分違法，請求原審法院撤銷該等處分及訴願決定。而原審法院則在下述客觀事實基礎下，以抗告人提起訴願逾期為由，認其起訴不合法，而裁定駁回其訴：

㈠相對人於民國（下同）95年4月17日作成之廢字第H00000000號、H00000000號裁罰處分，其處分書是於95年4月20日合法送達予抗告人之受僱人收受，已生合法送達效力。

㈡是以抗告人提起訴願之法定不變期間30日，應自95年4月21日起算。且因抗告人公司當時址設臺北市，並無在途期間可資扣除，故其提起訴願之期間末日本應為95年5月20日，但因是日為星期六，應以休息日之次日（95年5月22日）代之。故95年5月22日為抗告人有權提起訴願之最後一日。

㈢但抗告人卻延至95年6月12日始向受理訴願機關提起訴願，已逾訴願之法定不變期間。

二、抗告意旨則將爭點集中在：「原處分於95年4月20日所為送達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所以提起訴願之法定不變期間在本案中也無從起算），而提出以下之事實主張：

㈠當初代表抗告人收受上開處分書之人，並非抗告人之受僱人。原審法院在不知該受僱人姓名，也沒有證據資料之情況下，認定上開處分書之實際簽收人，為抗告人之受僱人，依行政程序法第73條第1項之規定，有收受送達之權限，其裁定內容顯有「應調查事項未予調查」之違法。

㈡又上開處分書之送達對象應為抗告人公司，而非其當時之代表人王佳哖。而原裁定認定送達對象為王佳哖，亦有違法。

三、經查：

㈠首先必須指明，既然行政程序法第76條明定送達證書之格式及其記載內容，即表示送達證書是證明送達合法的主要證據方法，具有高度之證明力。是以法院在為送達合法與否之判斷時，是從送達證書書面記載內容之審查開始。若從該證書之外觀足以判定送達合法，而當事人主張送達證書上之記載內容與實情不符者，自應由其舉出反證證明其事。則在此法理基礎下，應認上開實際收受處分書送達之人，為符合行政程序法第73條第1項所定之有權代收處分書之人。茲說明其理由如下：

⒈上開送達證書中「收受（領）人簽章或捺指紋」欄中，其簽名之人因筆跡潦草，難以清楚辨認，但有「代收」二字，且蓋上抗告人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在此情況下，可合理判斷，收領處分書之人即使非抗告人之受僱人，至少亦屬「接收郵件人員」，故從外觀上判斷，應屬合法代收送達文書之人。原審法院逕行認定為「受僱人」，或許忽略了「接收郵件人員」之可能。但就認定「其人依行政程序法第73條第1項之規定，有權代收送送達文書」一節，尚無事實認定之違法可言。

⒉而在此情況下，抗告人並非不可舉反證，來動搖原審法院已獲致之心證。但其從訴願程序開始，一直到原審法院審理中，從未提出此事實主張。而臨到本院繫屬時才提出此項新事實主張，但仍然沒有舉出反證，說明為何其公司之統一發票專用章，會蓋用在其上。法院之職權調查義務又由何發動之﹖這裏要特別強調者，對法院有職權調查義務之事項，並不代表當事人在訴訟中可以雙手一攤，要法院自行設法尋找證據方法，主動調查事實真相。事實上，當事人不盡調查證據協力義務之客觀事實，即是法院判斷其主張內容不實之重要表面跡證。是以其此部分事實主張，在沒有提出反證，且其未盡調查證據協力義務之情況下，無從信其主張內容有存在之事實可能性，此項事實爭議亦無發回重查之必要性。

㈡另外抗告人亦將行政處分中之「受處分人」，與送達處分書時之「送達對象」，予以混淆。本案中受處分人為抗告人，但處分書在送達時之送達對象，則依行政程序法第69條第2項之規定，為抗告人當時之負責人王佳哖。前開處分書依此規定對王佳哖為送達，並因其在實際送達之際，不在送達處所，而交由有權代收之人收受，亦無違法可言。

㈢總結以上所述，原審法院以本件起訴未經合法訴願為由，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起訴，並無違法，抗告人有關送達是否合法之各項事實主張內容，均非有據。是其求予廢棄原裁定，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鄭　淑　貞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