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抗告人

即受刑人

杜劭倫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中華民國111年11月1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聲字第3298號裁定（聲請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執聲字第226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杜劭倫因詐欺等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茲檢察官依受刑人之請求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經核尚無不合，自應予准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原裁定附表編號5犯罪日期誤載為「109/11/30」，應更正為「109/08/19」；編號16犯罪日期誤載為「109/08/05、109/08/27」，應更正為「109/08/05」）。

二、抗告意旨略以：法院處理應執行刑案件之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仍應受內部界限、外部界限之限制，及遵守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之規範，況以現行刑事政策，非祇實現以往應報主義之觀念，尤重教化功能。參照㈠犯5次販賣毒品罪之被告，各判有期徒刑15年，僅定應執行18年6月至19年；㈡犯6次普通強盜罪，各判有期徒刑5年6月，僅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月；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965號判決，犯販賣第二級毒品9罪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1罪，各宣告有期徒刑3年8月，刑期合計達有期徒刑36年8月，定應執行僅有期徒刑6年；㈣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7年度抗字第1460號，犯毒品及竊盜案，刑期合計達有期徒刑10年11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㈤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943號就販賣毒品案，判處有期徒刑32年，定應執行刑為18年6月；㈥本院107年度原上訴字第98號就犯詐欺11罪，刑期合計有期徒刑12年8月，僅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3月；上開案例於合併定應執行刑時，均大幅減輕，與本案相較，何止天壤之別。受刑人所犯各罪刑期總合為有期徒刑8年8月，然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僅減少8月，原審量處應執行刑明顯過重，請法官給予合理、公正公平之裁定，讓受刑人有悔過向上之機會等語。

三、按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1條第5款定有明文。乃因刑罰之科處，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考量人之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以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等比方式增加，如以實質累加方式執行，刑責恐將偏重過苛，不符現代刑事政策及刑罰之社會功能，故透過定應執行刑程序，採限制加重原則，授權法官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妥適裁量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因此，法院於酌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妥適之裁量，俾符合實質平等原則，否則有悖於公平正義，即有裁量權行使不當之違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33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14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於併合處罰而酌定執行刑時，應審酌行為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其犯罪類型相同、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因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允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

四、經查：

㈠受刑人杜劭倫因未經許可寄藏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施用第二級毒品、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攜帶兇器竊盜、竊盜等罪，先後經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其中編號1至3、5至15所示之罪，得易科罰金，編號4、16、17所示之罪，則屬不得易科罰金，茲檢察官依受刑人請求聲請就附表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之刑，經原審審核認聲請為正當，經斟酌受刑人所犯各罪之罪質、法律目的、違法之嚴重性、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及受刑人之意見等，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係在各刑中最長期（有期徒刑1年6月），及各刑合併總和（有期徒刑9年10月）之範圍內，亦未較重於前經法院定應執行刑加計其餘各罪宣告刑之總和，固非無見。

㈡惟受刑人前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5、6、9至11、13至14所示之罪，業經分別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10月、11月、3月確定（共計有期徒刑4年），加計附表編號7、8、12、15至17其餘各罪之有期徒刑4年6月，總計為有期徒刑8年6月。而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係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各宣告刑總和之有期徒刑9年10月以下之範圍內，固未踰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之外部性界限，且對比前定宣告刑總和有期徒刑8年6月，亦減輕有期徒刑6月。然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2、6至12、15所示之罪，均為加重竊盜罪，且係於109年7月間某日至109年8月31日間所犯，均係持扳手、尖嘴鉗竊取選物販賣機或夾娃娃機內之零錢箱及現金，其犯罪時間之跨度僅2月，犯罪類型相同；編號13、14所示之罪，則係先後於109年8月27日、28日竊取車牌而犯竊盜罪，侵害財產法益相同；編號1、3、5所示之罪均係於109年8月間，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附表編號16、17所示之罪，均為加重詐欺取財罪，係於109年8月3日、同年月5日所犯，犯罪時間相近，均係擔任取款車手，同為侵害財產法益犯罪；至所犯附表編號4所示寄藏改造手槍罪，與其他各罪之犯罪類型、侵害法益不同，罪責重複非難程度固有不同，惟係自首而宣告有期徒刑1年6月。則受刑人所犯加重竊盜十罪、竊盜二罪、加重詐欺取財二罪、施用第二級毒品三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若科以過高之執行刑，則於實際執行時，刑罰之邊際效恐隨刑期而遞減，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則因刑期而遞增，反不利於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另其犯罪類型、手法相類，與侵害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之犯罪有別，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已遞減，則刑罰效果亦應予遞減，且受刑人就所犯附表各罪，於偵審中多自白犯罪，依其犯後態度所呈現之反社會人格尚非甚為嚴重。原裁定雖敘明斟酌受刑人所犯各罪之罪質、法律目的、違法之嚴重性、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及受刑人之意見等，為整體非難評價，惟所定之執行刑有期徒刑8年，僅於前定宣告刑總和減少有期徒刑6月，使受刑人因此獲有之恤刑利益偏低，難認與受刑人所犯各罪所侵害法益之總價值相當，或未慮及受刑人所犯各罪，除寄藏改造手槍罪外，其餘各罪之犯罪類型相同，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即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等情，難謂與法律秩序之理念及法律目的之內部界限無違，自屬難昭折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合併之刑度不當，為有理由。

㈢原裁定因有上開違誤，應予撤銷，而原審法院既已就附表所示之刑之執行刑為實體審酌，本院自為裁定並未損及受刑人之審級利益，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後段之規定自為裁定。經斟酌受刑人於抗告狀所陳意見，並衡酌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侵害法益種類，暨受刑人犯罪情節非屬重大，犯後態度尚可，數罪所反應其人格特性與傾向、對受刑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一切情狀，並權衡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給予適度之刑罰折扣等情，而為整體非難評價後，就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併科罰金部分，因只有一罪宣告併科罰金，不生定執行刑之問題，應依原判決宣告之刑併執行之，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