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李翌任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686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028、130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李翌任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48頁、第176頁），是本院上訴審理範圍應以此為限，合先敘明。

二、被告就原判決附表「犯罪事實」欄各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且係以1行為同時犯上開2罪名，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所為3次犯行，應予分論併罰，業經原判決認定在案。又原審於量刑時，已說明被告雖符合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然因此屬輕罪之減刑要件，僅得列為量刑審酌，再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提領及交付贓款所為，非但直接造成告訴人范曉倩、李佩宜、吳澤辰蒙受財產上之損失，亦影響社會治安、交易秩序及人與人之信任關係，同時掩飾或隱匿詐欺贓款之所在及去向，所為實無足取，另考量被告犯後已坦認犯行（含上開對洗錢罪之自白），並與范曉倩、李佩宜達成調解（吳澤辰因未到庭而無法和解），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犯罪之程度及分工角色、所獲利益、素行、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范曉倩部分）、1年（李佩宜部分）、1年2月（吳澤辰部分），復審酌被告3次犯行之時間密接，且係同一詐欺集團反覆實施，其犯罪手法及類型相同，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較低，經對其所犯為整體之非難評價後，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6月等旨，所為有關減輕其刑之認定，經核於法尚無不合，有關刑之量定亦屬妥適，應予維持。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與范曉倩、李佩宜達成調解，但原判決量刑及定應執行刑之刑度卻與我其他「未」成立調解之案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審金訴字第1748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380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357號）之刑度差不多，那我積極調解的意義何在？原審於量刑時未予詳酌，量刑不當，請從輕量刑及定應執行刑云云。

㈡按關於刑之量定及定應執行刑，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的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的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另於酌定應執行刑時，未逾越刑法第51條各款規定之外部界限、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及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且無濫用其職權情事，即不得任憑主觀意思，指摘為違法。原判決業已審酌包含被告與范曉倩、李佩宜達成調解在內之一切情狀，其所為刑之量定，並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無逾越職權或違反比例原則、罪刑均衡原則，且已酌情從輕量定其刑（法定最低度刑為有期徒刑1年，原判決宣告刑為有期徒刑1年、1年、1年2月），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不同，仍難指為違法。又原判決於定應執行刑時，業已斟酌被告各次犯行之時間、手法、類型等客觀情狀，而為整體之非難評價，所量定之應執行刑未逾越刑法第51條各款規定之外部界限、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及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亦無濫用其職權情事，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不同，仍難指為違法。至被告所舉其他未達成調解案件之應執行刑雖與本案相近，然個案情形未必相同，本難比附援引，遑論以此逕謂原判決所定應執行刑有何違誤或不當。況且被告雖與范曉倩、李佩宜達成調解，然無證據證明其已依調解筆錄完成給付，更難遽認原判決上開量刑及定應執行刑有何違誤或不當。是被告請求從輕量刑及定應執行刑云云，尚無足取。

㈢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世揚提起公訴，檢察官莊俊仁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