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上訴人

羅○○

上訴人

李○○

共同訴訟代理人

蘇奕全律師

複代理人

薛祐珽律師（民國109年11月11日解任）

被上訴人

臺北榮民總醫院

法定代理人

李發耀

被上訴人

廖翊筑

共同訴訟代理人

張家琦律師

林鳳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9年6月9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醫字第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09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一、被上訴人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榮總）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09年7月16日變更為李發耀，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09年7月15日輔人字第1090052095號函可稽（見本院卷第91頁），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89頁），應予准許。

二、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l項但書、第255條第l項第3 款定有明文。上訴人原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50萬元（見原審卷第189頁、本院卷第62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擴張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各75萬元（見本院卷第112頁)，核上訴人此部分所為，係屬聲明之擴張，合於上開規定。

乙、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訴外人羅○○係罹患急性發炎性多發性神經病變（GBS）罕見疾病之病患，於106年9月15日自金門轉診至榮總住院，被上訴人廖翊筑為其主治醫師。嗣羅○○於同年月30日凌晨4時許，發生胸悶等不適現象，詎廖翊筑疏未注意羅○○症狀，給予即時檢測及充分治療，致羅○○病危出院後，於同年10月4日死亡，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伊等為羅○○之父、母，各得請求精神慰撫金75萬元。榮總為廖翊筑之僱用人，應與廖翊筑負連帶賠償責任等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194條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各75萬元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羅○○於106年9月30日凌晨3時41分許，主訴不適症狀後，榮總醫療人員旋即量測其生命徵象，嗣於同日上午6時58分許，亦有量測其生命徵象，均呈穩定狀態，嗣羅○○本身病情發生突然變化，於同日上午10時40分許發生心臟驟停，經伊急救並轉送加護病房治療，仍於同年10月4日不治死亡，伊所為醫療處置並無不當，亦與羅○○死亡結果間無因果關係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其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各75萬元。㈢被上訴人應就第二項給付負連帶之責。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本院卷第63頁、原審卷第190頁）：

㈠上訴人之女羅○○係罹患急性發炎性多發性神經病變（GBS ），於106年9月15日轉至榮總治療，由廖翊筑擔任主治醫師。

㈡羅○○於106年10月4日死亡。

㈢羅○○對廖翊筑提起刑事業務過失致死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案列108年度醫偵字第17號），羅○○不服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08年度上聲議字第6971號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聲請確定。

五、兩造之爭點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廖翊筑之醫療處置有過失，致羅○○死亡，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榮總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

㈡若為肯定，上訴人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若干為適當？

六、茲就兩造之爭點，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上訴人未舉證廖翊筑之醫療處置有過失，其主張廖翊筑之醫療處置有過失，致羅○○死亡，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榮總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均非有據：

⒈按過失判斷涉及有無結果預見可能性及注意義務之違反，醫師為具專門職業技能之人，其執行醫療之際，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醫療行為在本質上通常伴隨高度之危險性、裁量性及複雜性，是判斷醫師於醫療當時之醫療專業水準、醫師就具體個案之裁量性、病患之特異體質等因素而為綜合之判斷（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80號判決意旨參照）。苟醫療提供者已盡此注意義務，提出符合當代、當時就具體個案合理醫學技術水準之醫療行為，雖因無法克服之技術限制，致正面療效不如預期，或造成負面損害之結果，而該結果之發生，依當時醫療技術之水準，乃無可避免者，自應認該醫療提供者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難認其具有不法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

⒉經查：

⑴羅○○於106年8月間起雙下肢出現漸進性無力，症狀持續惡化，於9月初也出現無力及麻木，於同年月15日由金門醫院轉診至榮總神經科門診診治，並安排住院檢查診斷，下午5時26分許入住神經內科病房，由廖翊筑醫師主治，經檢查結果後顯示羅○○罹患急性發炎性多發性神經病變，為施行血漿置換術或雙重過濾血漿分離術，經會診腎臟科醫師，置入股靜脈導管，並於同年月16日起10日期間，進行「每兩日進行一次血漿置換術或雙重過濾血漿分離術，總計5次」等情，有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下稱醫審會）0000000號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及病歷紀錄可稽（見調字卷第7頁正反面、士林地檢署107年度醫他字第8號卷《下稱他字卷》-第89至99頁、卷二全卷資料），復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2頁），堪信為真。羅○○所罹患急性發炎性多發性神經病變，是一種發生快速，通常在1~2週內，即可能急速惡化之疾病，其症狀主要為肢體無力，發生率為每10萬人0.8至1.9人，因為急性發作，大部分病例病程鮮少超過1年，故其盛行率會更低，目前醫學界認為上開疾病為病人自己本身產生抗體攻擊神經所導致；除一般醫療上支持療法外，如神經受損嚴重，可考慮免疫療法包含血漿置換，作用為移除自己身體中之抗體，抑或是免疫蛋白治療，作用為結合病人抗體造成抗體消耗；此兩者治療效果並無太大差異等情，亦有系爭鑑定書可考（見他字卷一第94、95頁、第108至129頁）。被上訴人抗辯：廖翊筑對羅○○施以血漿置換術或雙重過濾血漿分離術，係屬適當醫療舉措，並符合當時醫療水準等語，即非虛妄。

⑵羅○○入院至106年9月30止期間，常有不定時之輕微體溫上升，多次檢查白血球及感染指數皆為正常（同年月15日、17日、20日、25日），期間亦進行多次血液細菌培養（同年月17日、18日、20日、25日），結果皆無長菌；同年月28日進行第2次腰椎穿刺，結果顯示腦脊髓液中白血球仍無感染跡象。醫療團隊於同年月20日給予抗生素，以預防血漿置換術及雙重過濾血漿分離術過程中可能發生之感染；而先天免疫球蛋白A缺乏的病人接受免疫球蛋白治療，較容易發生過敏性反應，同年月21日醫師已檢測病人之免疫球蛋白，結果為正常等情，亦有外放病歷資料為證，並經系爭鑑定書敘明在卷。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106年11月16日函文亦記載：施行治療期間，會診感染科專科醫師認羅○○無感染跡象，經感染科專科醫師建議化驗一些病毒感染指標以排除少見的感染病因，這些檢驗結果顯示羅○○之發燒並非細菌或病毒感染所導致，綜整判斷發燒應與造成神經發炎的免疫反應相關，因羅○○在接受治療後無明顯進步，且後續幾天四肢肢體無力與麻痛現象仍持續進展，且再次神經傳導檢查發現其軸索型多發性神經病變比第一次神經傳導檢查時退步，因此再度進行血液及腦脊髓液的檢驗，以詳查其他可能造成神經病變惡化病因，以評估是否進一步為免疫球蛋白治療做準備，於綜整判斷後，同年月29日建議羅○○接受第二種治療「自費免疫球蛋白注射」，於取得同意後，預定於第2日開始進行療程等語（見調字卷第7頁反面），足見羅○○住院治療期間，廖翊筑針對羅○○所罹疾病、病程發展有適時施予檢查及風險評估，會診包括腎臟科、感染科各專科醫師，並與家屬溝通進行療程計畫，難認有何怠於作為之情形；系爭鑑定書亦認羅○○住院期間所接受上開治療、檢查及評估，符合醫療常規，及無逾越臨床專業裁量之範圍（見他字卷一第96、97頁）。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疏未注意羅○○所罹罕見疾病即時會診專科醫師云云，核與實情不符，不足採信。

⑶再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意識形態紀錄表、生命徵象表、病程護理紀錄及病歷紀錄（見原審卷第83、85、107頁、他字卷二），可知：羅○○於106年9月30日凌晨3時41分許，主訴有頭暈狀況後，護理師先後數次測量其體溫、心跳、呼吸、血壓等生命徵象（3時41分：體溫37.5℃、心跳141次/分、呼吸16次/分、血壓98/48mmHg；6時58分：體溫37.8℃、心跳140次/分、呼吸18次/分、血壓97/40mmHg；8時：體溫37.2℃、心跳140次/分、呼吸18次/分、血壓87/56mmHg），均與先前數值並無明顯差異，除當日8時許所測得之收縮壓87mmHg稍微偏低外，其餘數值皆屬正常，惟羅○○入院後之收縮壓多介於90至100mmHg，則收縮壓87mmHg與平時血壓差異不大，難判定此血壓屬異常。且於羅○○表示不適後，護理人員即為羅○○測量各項生命徵象，並建議漸進式移位以降低頭暈不適之狀況，另值班醫師亦於同日8時許，開立醫囑給予額外點滴輸液，並建議使用經鼻供氧套管，或使用塑膠袋改善過度換氣之狀況。嗣於同日10時40分許，家屬按鈴呼救，護理人員前往探視，發現羅○○臉色蒼白，立即使用心電圖監測，結果發現病人心臟驟停，隨即呼叫醫師及醫療團隊急救，並於同日11時許病人恢復心跳，經轉送加護病房急救等情，復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13頁），可見羅○○自106年9月30日3時41分起至同日10時40分止，其生命徵象及意識狀態皆屬正常範圍，護理人員及醫師並有為羅○○施以上開量測檢查及醫療相關處置。又上開各項醫療處置均符合當時醫療水準，並無於逾越臨床專業裁量範圍，有系爭鑑定書可參（見他字卷一第97、98頁），上訴人復未具體主張被上訴人有何違反具體作為義務，其主張廖翊筑或榮總醫療團隊人員怠於注意而有消極不作為之過失，亦無可採。

⑷羅○○所罹患之急性發炎性去髓鞘多發神經病變，其中急性發炎性軸索型多發性神經病變（AMSAN）為急性發炎性去髓鞘多發生神經病變（GBS）中一種比較少見之亞型。GBS中軸索型病變，約占5~20%，其中包含運動型（AMAN）及運動感覺型（AMSAN），臨床上，急性發炎性去髓鞘多發神經病變，其造成死亡之原因，包含呼吸衰竭、心臟驟停及自律神經功能失調；依WHO研究報告，即使人員設備於最優良之醫療環境，仍有3~5%急性發炎性去髓鞘多發神經病變的病人，會因為併發症而死亡，有系爭鑑定報告所附專業意見及參考資料可考（見他字卷一第95、96、98、99頁、第131至139頁）。羅○○於106年9月30日10時40分突然發生心臟驟停（無脈性心電氣活動），除因其罹患神經炎造成自律神經失調導致心臟血管調節障礙外，依其先前症狀及臨床相關檢查，並無其他原因可以解釋其突發性心臟驟停等情，亦有上開鑑定書可按（見他字卷一第96頁）。則羅○○併發心臟衰竭死亡之結果，即為其所罹患急性發炎性軸索型多發性神經病變（AMSAN）之併發症之一，與該疾病之急性進程相符，依當時醫療技術之水準，乃無可避免者，尚難認被上訴人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而有何不法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

⒊涉及醫療糾紛之民事事件，考量醫療行為具有相當專業性，醫病雙方在專業知識及證據掌握上並不對等，衡量如由病人舉證有顯失公平之情形，固得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減輕其舉證責任，或就該過失醫療行為與病人所受損害間之因果關係，為舉證責任之轉換，責由醫師舉證證明其醫療過失與病人所受損害間無因果關係，以資衡平。惟主張有醫療過失之病人，仍應就其主張醫療行為有疏失或瑕疵存在乙節負舉證之責，並應證明至少使法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始可認其已盡舉證之責，非謂其初始即不負舉證責任或當然倒置於醫療機構或醫師，方符前揭訴訟法規之精神及醫療事件之特質，其理自明。上訴人主張本件被上訴人未於羅○○狀況明顯時予以量測、尋求專業醫師及時救助，應由被上訴人自行證明其無重大過失云云（見本院卷第18至20頁），並未具體指摘被上訴人有何醫療行為之疏失或瑕疵，依前揭說明，難認已盡其舉證之責，而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之適用。至本院依上訴人聲請調閱士林地檢署108年度醫偵字第17號案卷全卷（含他字卷二第1至635頁病歷全部）後，經上訴人閱卷後已對卷內物證表示無意見，且無證據請求調查（見本院卷第112、113頁），本院即無再依其於原審聲請調查血液透析報告（見原審卷第191頁）之必要，附此敘明。

⒋準此，上訴人未舉證羅○○因急性發炎性軸索型多發性神經病變入院至病危出院期間，廖翊筑或榮總醫療團隊所施行醫療舉措或有何違反作為義務而違反當時臨床醫療水準，尚難僅因羅○○因急性發炎性軸索型多發性神經病變（AMSAN），併發心臟衰竭合併肺水腫，而發生死亡之結果，推認廖翊筑或榮總醫療團隊有何不法過失行為。其進而主張榮總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亦乏其據。

㈡本件上訴人主張廖翊筑與榮總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既無憑據，則就上訴人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若干為適當之爭點，本院即無再為審究之必要，併予說明。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194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各75萬元，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人追加之訴，請求被上訴人為連帶之給付，亦無理由，應予駁回。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為訴訟費用負擔之判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丙、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醫事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