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561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3561號

上訴人

莊宗霖

　　　　　　張永昌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森林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07年3月8日第二審判決（106年度上訴字第1576、1577號，106年度上易字第122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26769、29260號，104 年度偵字第2367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05年度偵緝字第57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

㈠、本件上訴人莊宗霖上訴意旨略稱：依同案被告黃培倫（由第一審通緝中）、許德亭（業經原審判刑確定）之證述，我僅是與他們2 人事前謀議，由我出資協助他們，但他們須將盜伐所得的林木，全部交給我，由我提供給廖婉廷（已經原審判刑確定），再由廖婉廷以高價販賣予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地區貴婦團成員牟利；且我於案發時，既未在盜伐林木的現場把風，事後又未分得出售竊得林木的贓款，黃培倫復早已有竊取森林主產物的意思，所以我應只有基於故買贓物的犯意，而與黃培倫、許德亭合作。況我前開單純出資，並非屬於竊取森林主產物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故縱認我有犯該罪的意思，亦祇成立該罪的幫助犯。原判決卻論我以與黃培倫、許德亭結夥2 人以上竊取森林主產物罪之共同正犯，顯然違誤云云。

㈡、上訴人張永昌上訴意旨則略稱：

⑴、我與辯護人在原審中，均已爭執民國103 年11月25日黃培倫警詢筆錄的證據能力，原判決理由卻謂：我與辯護人在原審準備程序時，皆表示對上開筆錄的證據能力沒有意見云云，致認該筆錄有證據能力，自有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相符合之違法。

⑵、我就被訴於103 年6月8日及15日與莊宗霖、黃培倫等人共同涉犯修正前森林法第52條第1項第4、6 款之竊取森林主產物罪嫌部分，於原審中已為無罪之答辯，並提出相關事證佐證，原判決理由亦認我被訴該部分之罪嫌，不能證明，卻又謂：我對黃培倫在同年月8 日運送至我倉庫的林木，不會不知是黃培倫用我出資的錢，所竊得之森林主產物云云，亦即認定我涉犯於同年月8 日收受黃培倫所交付贓物的罪行。但我該部分行為，既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原判決實已違背無罪推定原則。

⑶、我於103年9月14日，是在新北市五股區觀音山載運加工木材，並未留守在臺中市太原路我的倉庫，自無可能於當日在該倉庫內，收受黃培倫等人所送交之前開贓物扁柏，況當日我所載運的木材，均係香杉，而非前開扁柏，此情有卷附原審法院105 年度原上訴字第22號黃培倫等人被訴違反森林法等案件（下稱另案）之刑事判決書影本在卷可佐；又我雖有借錢給黃培倫，但我們僅是單純之金錢借貸，至於黃培倫在借得該款後，將錢供作何種用途，我並不知情，黃培倫雖於第一審中，證稱：該筆款項是要用去砍木頭等語，但亦無從單憑這句語，即遽認我知道黃培倫將借款用在盜伐林木上；另倘若我的出資，是為與黃培倫共謀盜伐林木之用，那我何須要求黃培倫出具借據及支付利息？原判決對前揭有利於我的證據，不予採納，復未說明，率以黃培倫等人於前述日期，曾將扁柏載至我的倉庫清洗，即逕認我與黃培倫有竊取森林主產物之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尚嫌理由不備及適用法則不當。

⑷、依另案判決書所載，該案既無法認定我有參與103年8月10日竊取森林主產物之犯行，則本案如何能率認我有參與同年9月14、15日盜伐本案林木之行為？原判決逕為相反之認定，自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云云。

三、惟查：

㈠、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推理之作用，認定莊宗霖確有其事實欄二所載犯行，及張永昌確有其事實欄三、四所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各論處莊宗霖、張永昌（以上2人，下稱上訴人等）結夥2人以上竊取森林主產物，為搬運贓物，使用車輛2 罪刑（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2-1、2-2、3、4所示）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等各該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細說明其採證認事的理由。所為論斷，亦俱有卷證資料可資覆按。其採證認事，從形式上觀察，並無違背法令的情形。原判決併已載敘：依憑莊宗霖於第一審中，供稱：是許德亭叫我出資從事本案，我與黃培倫於103 年6月8日及15日共合作2次，在這2次，我均與黃培倫談好，由我負責出錢，黃培倫負責調僱人員，至於山上的事情，則由許德亭負責，另因黃培倫跟我說，尚缺少司機，我就找謝銘輝（業經第一審判刑確定）擔任駕駛，並由黃培倫他們去現場指揮等語；證人黃培倫於同審時，證稱：我是經許德亭之介紹，而認識莊宗霖，最初是許德亭來找我，說有越南人會幫我做木頭，另有一位老闆願意出資來挺他，要幫他做木頭，他要找合作的方案，我說我要直接跟你老闆談，所以在103年5月20日至同月月底間，我才跟莊宗霖商談此事，於談好後，才幫他找幾位越南工人，我跟莊宗霖是從同年6 月間開始合作，嗣才發生於同年6月8日及15日盜伐林木的事情等言；證人許德亭於同審時，陳稱：我是經人介紹而認識莊宗霖，莊宗霖問我目前作何事，我說之前跟朋友黃培倫在做「砍木材」，莊宗霖問我這工作好賺否，我說還好，他就要我介紹黃培倫與他認識，我說你想做，那我就介紹給你認識，他們見面後，說妥雙方合作的條件，是莊宗霖出錢，黃培倫負責找人去工作，莊宗霖說我跟黃培倫比較熟，要我幫黃培倫看頭看尾，他會給我薪水，另同年6月8日盜伐林木案的報酬，是莊宗霖付給我的等詞；證人謝銘輝於同審中，指稱：同年6月8日盜伐林木前，我透過他人介紹，同時認識黃培倫及莊宗霖，他們叫我負責租卡車及擔任司機，我並以黃培倫所給的行動電話，按照黃培倫之電話指示，將盜伐林木載運到臺中市太原路某處路邊時，看見許德亭、黃培倫在那邊等候，黃培倫就叫我將車子、鑰匙及林木留下，讓我先走，事後我有領到報酬新臺幣（下同）4 萬元，另同年月15日盜伐林木案，我也有參與，但因我在駕車載運盜伐的林木途中，遭警查獲而被羈押，故迄今未拿到該次報酬3 萬元等情；佐以證人羅偉聘（因逃匿，經第一審通緝）、徐世錩（另案經判刑確定）、詹啟志之證述，及卷附汽車租賃契約書、查詢汽車車籍資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森林被害告訴書、森林被害報告處理單、國有林產物處分價金查定書、臺灣扁柏被害林木材積調查表、盜伐現場位置圖、清查軌跡圖、遭盜伐林木現場照片、電話雙向通聯紀錄、黃培倫與莊宗霖的通訊監察譯文等資料，暨扣案之扁柏、行動電話機具、鏈鋸、鏈鋸條等證物，足堪認定莊宗霖就如附表一編號2-1及2-2所示之結夥2人以上竊取森林主產物，為搬運贓物，使用車輛2犯行，分別與許德亭、黃培倫、謝銘輝、4 名越南國籍男子（DAO VAN QUANG〈陶文光〉、NGUYEN TRONG BAC 〈阮仲北〉、TRAN VAN DAI〈陳文大〉、HONG VAN TUNG 〈洪文松〉）或羅偉聘、徐世錩等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等旨。茲上訴人等之上訴意旨對原審之前揭論斷，究竟有何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違法情形，並未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莊宗霖上訴意旨，仍執前開陳詞，據以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經核係以片面說詞，對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並已於理由內說明的事項，漫事指摘，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㈡、原判決理由欄一、㈠係說明：「本案下列所使用之證據（有屬傳聞證據者），惟經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張永昌……其……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原審）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對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沒有意見，同意作為證據……又本院（原審）審酌上開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證據之取得過程，無不當取供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足認為得為本案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等語（見原判決第10頁第25行至第11頁第4 行），故依前開理由所載，張永昌及其選任辯護人在原審準備程序時，對卷內證據之證據能力表示沒有意見者，係指嗣經原判決使用為論罪基礎之證據。而依卷內資料，張永昌與其選任辯護人在原審中，固均主張：證人黃培倫之103 年11月25日警詢筆錄無證據能力等語，然觀諸原判決理由欄記載，其並未援引黃培倫之警詢筆錄，資為論罪憑據。則張永昌上訴意旨⑴所指，顯非依據卷內資料執為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

㈢、依刑事訴訟法第241 條規定：「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則原判決理由欄內，附帶敘明：張永昌就公訴意旨2、3所示，即其被訴於103 年6月8日及15日，2次與莊宗霖等人共同涉犯修正前森林法第52條第1項第4、6款之竊取森林主產物罪嫌部分，雖無事證可資證明其有結夥2 人以上竊取森林主產物之犯行，然其均明知上開公訴意旨所指盜伐之林木為贓物，且結夥2 人以上竊取森林主產物與收受、故買贓物2 罪間，基本社會事實並非相同，為保障張永昌防禦的訴訟權利，原審無從變更起訴法條，其所涉犯之收受、故買贓物罪嫌，又未經檢察官起訴，原審自無從加以審理，此部分應由檢察官另行偵查而為適法之處理等旨（見原判決第61頁第27行至第62頁第6 行），係原審本於其職務而依前開規定辦理，復非逕論張永昌以收受或故買贓物罪名，尚無張永昌上訴意旨⑵所謂違背無罪推定原則之違誤。

㈣、證據之評價，亦即證據之取捨及其證明力如何，係由事實審法院依其調查證據所得心證，本其確信裁量判斷，倘不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難僅憑自己主觀遽指違法。原判決係依據：張永昌供承：我有於103 年8、9月間，受託幫黃培倫處理、清洗及裁切木頭，黃培倫並曾向我借錢，說要拿去砍伐木頭等語；證人黃培倫於第一審中，亦證稱：我於同年7 月間與莊宗霖因吵架拆夥後，即改由張永昌出資，張永昌所擔任的角色，與莊宗霖相同，我先於同年7至9月間，拿票向張永昌借錢，以供購買上山盜採林木的工具，借錢時我就有跟張永昌說，借錢是要去砍伐木頭，嗣我們於同年9 月14、15日所盜伐的木頭，亦是送至張永昌的倉庫清洗等言；證人許德亭於同審時，並陳稱：黃培倫於同年6 月15日盜採林木為警查獲後，就未再與莊宗霖配合，嗣我與黃培倫去張永昌的工廠泡茶聊天，黃培倫曾向張永昌表示資金不夠，張永昌因從事木材加工生意，就說他有意願提供資金，便與黃培倫商談細節等詞；佐以黃培倫、許德亭等人前於同年6月8日所盜採之林木，原即運至張永昌的倉庫，另黃培倫於同年7 月間，以前開林木向郭益程（已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借錢時，郭益程亦曾至上開倉庫察看，一看就知道該林木是盜砍而得的木頭，則以張永昌當時係從事木材加工的經歷，應知前揭放置在該倉庫內的木頭，係盜採的林木，其猶同意幫忙清洗該木頭，復繼續收受黃培倫等人於同年9 月14、15日盜採的林木等情，因而認定張永昌與黃培倫等人，就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之結夥2 人以上竊取森林主產物，為搬運贓物，使用車輛2 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俱為共同正犯。以上各情，乃原審於踐行證據調查程序後，本諸合理性裁量而為前開證據評價之判斷，經核並未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雖原判決就張永昌所辯：我於同年9 月14日，不在我的倉庫內，無法在該處收受黃培倫等人所送交的扁柏，且我不知黃培倫拿向我借貸的錢，供作何用途，該筆借款復須出具借據及支付利息，足證我不知黃培倫係將該款用在盜伐林木上云云，疏未敘明仍不足作為有利於張永昌認定之理由，稍欠周延，但原判決並未認定，張永昌於前揭黃培倫等人載送所竊得林木至其倉庫時，有在場收受等情，則上開微疵於判決結果顯無影響。張永昌上訴意旨關於此部分，徒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任意指摘原判決違法，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㈤、另案判決不能論斷張永昌有參與103年8月10日之竊取森林主產物犯行，和張永昌有無本案之於同年9 月14、15日盜伐林木行為，究屬二事，各案所憑之證據，自亦不同，尚不能因張永昌無該另案犯行，原判決卻認張永昌有本案於同年9 月14、15日盜伐林木之行為，即遽謂原判決有張永昌上訴意旨⑷所指理由矛盾之違誤云云。

㈥、綜上所述，應認上訴人等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皆予以駁回。

㈦、至於莊宗霖所犯修正前刑法第349條第2項之故買贓物罪部分，業經原審裁定駁回其此部分之第二審上訴，已先行確定，並由原審逕請檢察官執行，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