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52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上字第252號

上訴人

徐雁海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07 年9 月27日第二審判決（107 年度上訴字第108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6 年度偵字第16491 、1904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上訴人徐雁海上訴意旨略稱：

㈠我未與綽號「阿雄」及「賢哥」之成年男子在同一場合出現，對於該2 人之關係，自非我所能知悉，原審未加調查、釐清，徒認我們3人共同犯案，逕處我最低本刑為1年以上之詐欺罪，已有查證未盡之違誤。

㈡我犯案當時，年僅19歲，年輕識淺，且集中於民國105 年底涉案，犯罪時間極短，又所得極微，僅為提款金額之1.5%，可見有情輕法重情形，原審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尚有未洽。

㈢我既多次擔任領款「車手」，被害人不止一人，法院卻分成3 案審理，其中一件已判刑1 年8 月，本件判刑2 年，另一件尚未判決，若將上揭案件交由同一法官審理，對我的量刑或較有利，原判決本應斟酌此情，施以較輕之刑，卻未說明，亦有理由不備之違失。

三、惟查：

㈠證據的取捨、證明力的判斷與事實（含如何成立共同正犯）的認定，都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判斷的職權，此項職權的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言，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 條第1 項規定甚明，自無由當事人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合法理由的餘地。至於同法第379 條第10款所謂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有調查之必要性，且有調查的可能性，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基礎者而言，若事實已臻明確，或調查途徑已窮，自毋庸為其他無益的調查，亦無未盡調查證據職責之違法可言。

⒈原判決主要係依憑：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歷審中，再三坦承確有3 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行，核與被害人廖曹淑美、周佳樺、黃鈺雯、廖佳玲、謝明通於警詢時，指訴遭詐騙之情節相符，復有卷附上訴人提款畫面翻拍照片；上揭被害人往來金融機構之交易明細、跨行匯款申請書等可憑，足見上訴人自白與事實相符，乃認定上訴人確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以上訴人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3 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之第二審上訴。

⒉原判決並指出：上訴人雖未親自以詐騙手法，訛詐上揭被害人，然係在共同犯罪意思之聯絡下，相互分工，參與前揭犯行，自應就共同正犯間實行犯罪之行為，共同負責。是上訴人就上揭犯行，均與綽號「阿雄」、「賢哥」及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年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以上所為的事實認定及得心證理由，都有各項證據資料在案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推論，自形式上觀察，即未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且事證已臻明確。此部分上訴意旨置原判決已明白論斷的事項於不顧，就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的適法行使，任憑己意，異持評價，妄指違法，且為單純的事實爭議，不能認為適法的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案件有無依刑法第59條關於犯情可憫、減輕其刑規定處遇的必要，屬法院的自由裁量權，非許當事人逕憑己意，指稱法院不給此寬典，即有判決不適用法則的違法。又關於刑的量定，亦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的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的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資為合法第三審上訴之理由。且按刑法第51條第5 款規定：「數罪併罰，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應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應執行之刑期，但不得逾30年。」係採限制加重主義，就俱發各罪中，以最重的宣告刑為基礎，由法院參酌他罪的宣告刑，裁量加重定之，上揭不得逾法定之30年最高限制，即法理上所稱的外部性界限。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的事項，雖非概無法律性的拘束，以法院就宣告刑自由裁量權的行使而言，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的規範，並謹守法律秩序的理念，體察法律的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俾與立法本旨相契合，亦即合於裁量的內部性界限。從而，倘若符合此內、外部性的界限，當無違法、失當可指。原判決指出：上訴人所陳其年輕識淺、所得有限等情，充其量僅為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時審酌之因素，而觀其擔任詐欺集團「車手」，提領被害人受詐欺而存、匯入指定帳戶之款項，對社會治安有相當程度之危害，尤其近年詐騙集團盛行，造成甚多被害人鉅額損失，嚴重破壞社會治安，上訴人參與詐欺集團，圖以詐取財物方式牟取不法利益，可非難性高，此等犯罪情狀，在客觀上實難認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或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必要，已於理由內詳為說明。此為原審職權的合法裁量行使，既未違反法律規定，又無濫用裁量權，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原判決認為第一審在量刑時，已審酌上訴人不思以正當工作，獲取金錢報酬，竟擔任詐欺集團「車手」，領取被害人遭詐騙匯款，又上訴人於偵審中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已與被害人廖曹淑美、周佳樺、黃鈺雯、廖佳玲達成和解，賠償部分金額，被害人謝明通則因人在國外，以致無法調解，然上訴人已展現賠償的誠意，另酌以上訴人自陳大學肄業程度，已找到工作、結婚、育有1 名子女等各情，維持第一審均在法定刑（即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 百萬元以下罰金）範圍內，各擇定宣處有期徒刑1 年2 月（3 次）、1 年4 月（2 次），及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 年，駁回上訴人之第二審上訴。客觀以言，經核既皆在法定刑範圍之內，又未濫用自由裁量的權限，所為合併定應執行刑部分，亦未逾越各刑合併的內、外部性界限。此部分上訴意旨，就原審量刑裁量權的適法行使，依憑主觀，任意指摘，並非適法的第三審上訴理由。

㈢綜上所述，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