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093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台上字第4093號

上訴人

王韋博

上列上訴人因加重強盜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08 年11月14日第二審判決（108年度上訴字第895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 年度偵字第19172號、107年度偵字第167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王韋博有如其事實欄所載加重強盜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之累犯，宣處有期徒刑7年3月（另有諭知沒收）。經核原判決已經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

三、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只依同案被告郝治民（業經第一審判刑確定）之單一證述，為上訴人有罪之唯一證據，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可佐。其實，案發前上訴人進入華納汽車旅館 112號房，純係為了向郝治民索討欠款，並非事前謀議共同犯罪；上訴人見112 號房之郝治民等人奪門而出，上訴人隨後亦駕車離去113 號房，並不等同於犯罪行為之接應。退步言，縱認上訴人有開車接應，亦係郝治民等人犯罪既遂後之舉動，上訴人事前並未參與同謀，事中亦未一起動手，豈能遽依結夥強盜罪論擬。

四、惟查：

(一)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因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4 款之規定，已將參與犯罪人數「三人以上」列為犯罪構成要件（加重要件），故凡結夥三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雖判決主文僅諭知「結夥三人以上」犯罪之旨為足，無須特別標明「共同」犯罪之意。惟此種參與犯，因屬聚合犯類型，故分類上歸為廣義之必要共犯（或稱必要正犯），然本質上仍屬刑法第28條所規定之共同正犯型態之一，自有「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原則」之正犯性理論的適用。而依一般採用之犯罪共同說，共同正犯之成立，各參與犯罪之人，在主觀上具有明示或默示之犯意聯絡（即共同行為決意），客觀上復有行為之分擔（即功能犯罪支配，於同謀共同正犯場合，某程度上亦有此情），即可當之。換句話說，行為人彼此在主觀上有相互利用對方行為，充當自己犯罪行為之意思，客觀上又呈現分工合作，彼此互補，協力完成犯罪之行為模式，即能成立。從而，於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場合，只須各犯罪行為人間，基於犯意聯絡，在場參與分擔部分行為，以完成犯罪之實現，即應對整體犯行負全部責任，不以參與人「全程」參與犯罪所有過程為必要。本件原判決認上訴人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犯行明確，除據被害人林忠行指述遭多人結夥強盜，及共同正犯郝治民證述夥同上訴人分工實行強盜，上訴人負責接應工作，另有不詳姓名成年男子負責一起下手強盜外，亦經上訴人坦認：我於案發前，先駕車至系爭汽車旅館112 號房，與郝治民接洽，並入住隔壁113號房，當聽聞112號房有聲響時，我拉起113號房鐵捲門察看，見有人自112號房奪門而出，並向出口處大吼，之後我亦跟著離開該汽車旅館乙情明確；復經第一審詳為勘驗該汽車旅館監視器錄影畫面，層層剖析，核與上開各供述情節相符；且詳述上訴人如何參與犯意聯絡，如何在場接應而分擔犯行，如何會合以朋分贓款各節；並逐一駁斥上訴人自警詢、偵訊及審理時所為之供述，前後矛盾，無足信實之理由；復詳為指駁上訴人於原審之辯護人各項主張。足見原判決並非單憑郝治民之供述為認定依據，而係綜合判斷，無悖於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其他證據法則。

(二)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所稱「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應於有罪判決書之理由內記載乙情，係專指與犯罪構成要件有關之事實及依據之論據，並不包含與上開事實無涉部分。從而，在犯罪行為完成後，如何分取贓額，既無構成犯罪之事實，自不須以證據嚴格證明之，而以自由證明即足；於沒收之場合，贓額之認定如有所本，當不容憑空指摘，資為其適法提起第三審上訴的理由。原判決就上訴人分贓所得款項諭知沒收，說明係依憑郝治民供述，核屬有據，上訴人空言指摘不當，難認符合上訴第三審之法定形式要件。

五、綜上，上訴意旨無非就原判決已詳為論斷之事項於不顧，仍執陳詞，重複爭執，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而為指摘，難認為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應認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洪 昌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