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988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2988號

上訴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鄭益雄

上訴人

即被告

盧苡瑄

選任辯護人

江信賢律師

選任辯護人

蘇榕芝律師

選任辯護人

鄭安妤律師

被告

吳秀娥

選任辯護人

陳昭成律師

被告

張宗豪

　　　　　　陳靖詮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擄人勒贖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1年4月21日第二審判決（111 年度上訴字第39號；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 年度偵字第2629、27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盧苡瑄、被告吳秀娥、張宗豪、陳靖詮（下稱被告等4 人）及李育儒（已死亡，經不起訴處分）有如其事實欄所載擄人勒贖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論處擄人勒贖罪刑部分之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被告等4 人共同擄人勒贖罪刑（想像競合犯刑法第315 條之1第2款之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罪）；維持第一審關於沒收（追徵）部分之判決，駁回被告等4人就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查：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均應一律注意，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事實之基礎，如有應行調查之證據未經依法調查，或證據雖已調查而其內容尚未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逕行判決，仍有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刑法第332 條第2項第3款之強盜而擄人勒贖罪，係將強盜與擄人勒贖兩個獨立之罪名相結合成一新罪名，並科以較重之刑，其情節亦較單一擄人勒贖或強盜為重。其成罪不以二者均出於預定之計畫為必要，僅須在時間上有銜接性、地點具關連性即足，不問係先強盜後擄人勒贖或先擄人勒贖後強盜，均足以構成本罪。申言之，行為人於擄人勒贖行為繼續中，如若另有強盜被害人財物之犯意，而該強盜行為與所犯之擄人勒贖犯行，復有密切關聯性時，即應成立刑法第332 條第2項第3款強盜而擄人勒贖之結合犯。至於其強盜之犯意，無論係起於擄人勒贖之初，抑或萌生於擄人勒贖行為實施中，均不影響該結合犯罪之成立。本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載稱：被告等4 人及李育儒於挾持被害人柯政隆後，由吳秀娥、陳靖詮分持刀、槍坐在被害人兩側，由李育儒駕駛被害人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0自用小客車（下稱A 車）前往嘉義縣朴子市，盧苡瑄則駕駛所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下稱B車）小客車尾隨在後，李育儒等人於途中要求被害人支付新臺幣（下同）3 千萬元贖金以換得自由，被害人得知李育儒等人意在取贖，因恐其生命及身體遭受危害，乃持手機聯絡友人籌措、交付贖金。李育儒等人即將A 車停在路邊等待，李育儒「趁隙」搜刮取走被害人放在皮包內之20萬元及配戴於手上之「IWC 」廠牌手錶後，即離開停車處，由吳秀娥及陳靖詮留在現場負責控制被害人等語。又於證據並所犯法條欄說明：「被告等4 人」於擄人勒贖過程中趁隙拿取被害人之手錶及現金等犯行，應為擄人勒贖犯行所吸收，不另論罪等旨。可見由李育儒下手取走被害人手錶及20萬元之犯罪事實，已經檢察官起訴，自應予以裁判。原判決已認定：陳靖詮、吳秀娥分持不具有殺傷力之空氣槍強押被害人至李育儒所駕駛之A車，盧苡瑄則駕駛B車跟隨在後，將被害人強押至嘉義縣朴子市區。其間由陳靖詮依計畫與被害人談判贖金，被害人因恐生命、身體遭受危害，應允交付3 千萬元，並撥打手機通知友人籌措、交付。李育儒於等待交付贖金期間，「趁隙」將被害人隨身攜帶皮包內之現金20萬元及其手上配戴之「IWC」廠牌之手錶1支取走。續由盧苡瑄駕駛B 車搭載李育儒，至嘉義縣朴子市區之約定地點取贖，陳靖詮、吳秀娥留在車上控制被害人等情，惟未說明上開李育儒取走被害人身上之現金及手錶一節，有無犯罪？如何論罪？已不無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可議。稽之被害人於檢察官訊問及第一審審理時證稱：其被3 名歹徒持槍強押上A車後座，其中2名歹徒分坐其兩側，並以頭套罩住其頭部，膠條綑綁雙手，且拿走其皮包內現金及所配戴之手錶（見他字第344 號卷第36至38頁）；於第一審審理時進一步證述：歹徒以槍抵住其身體，坐在右邊的歹徒將其手錶拿走等語（見第一審卷二第234至236頁）。又陳靖詮於檢察官訊問時供陳：本件擄人勒贖是「慶哥」（指李育儒）提議的，事發當天其等將被害人押上A 車後座，其與吳秀娥分坐在被害人左、右側，「慶哥」有翻被害人的皮包，被害人皮包內之現金及手錶應該是「慶哥」所拿，手錶是「姐阿」（指吳秀娥）拔下來的（見偵字第2629號卷第100、102、242、243頁）；吳秀娥於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李育儒要其察看被害人手上有沒有手錶，其確認被害人有戴錶，但拿不下來，係由李育儒卸下手錶並拿走（見偵字第2629號卷第110 頁）各等語。果若屬實，可見被害人被擄至A 車遭吳秀娥、陳靖詮等人控制行動時，由李育儒強取其身上之現金及手錶。原判決所謂李育儒「趁隙」取走被害人皮包內20萬元及手錶一節，其具體情節如何？是否於至使被害人不能抗拒之情形下所為？應否成立強盜罪？被告等4 人就此有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有無刑法第332 條第2項第3款之犯強盜罪而擄人勒贖結合犯之適用？均有疑義。此攸關被告等4 人應成立之罪名，自有詳加調查、審認，並說明所憑理由之必要。原判決未能就上情加以調查、釐清，亦未為必要之說明，逕論被告等4 人以共同擄人勒贖罪，致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難昭折服，有調查職責未盡、理由不備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三、刑法第38條之1 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1 項）。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第2 項）。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3 項）。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第4 項）。」具體而論，刑法所沒收之犯罪所得，係指直接源於違法行為之「直接利得」；及利用該直接利得所變得之物或財產利益及其孳生之利益，即「間接利得」而言。又犯罪所變得之物，係指將因實施犯罪直接所取得之物轉換成其他形式之物，該轉換後之物即是因犯罪所得之物。例如將強盜之物變賣所得金錢，或以擄人勒贖之贖金購買金飾、物品等均屬之。又犯罪所得之沒收性質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非屬刑罰，雖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以自由證明為足。然法院認定及計算犯罪所得，仍應依卷存事證資料，並於理由內就其依據為必要之說明，始符法制。再共犯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亦即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倘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得諭知沒收。倘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主觀上均具有共同處分之合意，客觀上復有共同處分之權限，且難以區別各人分得之數，仍應共同負責。起訴書載稱：吳秀娥、盧苡瑄、陳靖詮及李育儒於取得贖金後至「金銀島汽車旅館」分贓，將3千萬元贖金分為4份，每份750萬元，吳秀娥、盧苡瑄母女及陳靖詮各分得1份，剩餘2份及車上現金、「IWC」廠牌手錶歸李育儒所有。嗣張宗豪得知取贖成功，要求朋分，吳秀娥、盧苡瑄撥出20萬元透過李育儒轉交張宗豪，另由陳靖詮撥付30萬元與張宗豪。又吳秀娥將實際分得之730萬元，其中75萬元購買扣案之「OMEGA」廠牌手錶，其中560 萬元（已扣案）藏在盧苡瑄向「合作金庫」租用之第00000 號保險箱，餘款95萬元由吳秀娥、盧苡瑄持有（吳秀娥處扣得2萬元，盧苡瑄處扣得3萬5千5百元、5 萬7千3百元）或花用殆盡，陳靖詮及張宗豪分得之贓款均花費殆盡，爰聲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規定，就其等犯罪所得等物予以沒收（追徵）。原判決維持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所得諭知盧苡瑄扣案之 300萬元沒收；吳秀娥、陳靖詮、張宗豪未扣案犯罪所得170 萬元、200 萬元、20萬元均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沒收，追徵其價額，固說明：陳靖詮於偵查、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均供稱：其只分得200 萬元；張宗豪及陳靖詮均供稱：陳靖詮交付之30萬元，係返還對張宗豪之欠款各等語。又吳秀娥及盧苡瑄「共同分得」750 萬元，警方於「盧苡瑄」承租之「合作金庫」第00000號保險箱所扣得560萬元，係吳秀娥及盧苡瑄犯罪所得之部分款項，經扣除張宗豪「分紅」之20萬元及吳秀娥分配與盧苡瑄之300 萬元，吳秀娥仍有170 萬元犯罪所得，並未扣案，而為上開沒收（追徵）之諭知。至扣案吳秀娥之現金2萬元、「OMEGA」手錶；盧苡瑄之銀色戒臺1個、金戒指2枚及鑽石1顆、現金3萬5千5百元、「LV」包包2個、現金5萬7千3百元；陳靖詮女友洪郁惠之（鑽石）戒指1枚，被告等4人均否認為其等以犯罪所得所購買，既無證據證明係被告等4 人犯罪所得或所變得之物，乃不予沒收等旨。然查：

㈠陳靖詮部分：吳秀娥、盧苡瑄於檢察官訊問時證稱：李育儒取得贖金3 千萬元後，與盧苡瑄、吳秀娥及陳靖詮一起駕車到「金銀島汽車旅館」分配贖金，李育儒說分成4 份；吳秀娥進一步證述：其與盧苡瑄合計分得750萬元，李育儒在其面前同樣拿1份現金給陳靖詮等語（見偵字第2629號卷第229 頁）。如果可信，李育儒攜帶甫取得3 千萬元之贖金，而與盧苡瑄、吳秀娥及陳靖詮一同到汽車旅館分贓，其明示贓款分成「4 份」，並當場交付吳秀娥、盧苡瑄及陳靖詮各「1 份」，吳秀娥分得750 萬元，陳靖詮既負責擄走並箝制被害人行動，且負責交涉贖金，其對犯罪計畫遂行之貢獻，不亞於吳秀娥及盧苡瑄，僅分得200 萬元似不合理，陳靖詮所述上情，是否實在？陳靖詮究分配若干贖金？已不無疑義。又陳靖詮於第一審審理時供稱：扣案洪郁惠所有之（鑽石）戒指1 枚，係其以分得贓款中之50萬元所購買等語（見第一審卷三第352 頁）。果若可信，以該枚戒指係警方搜索陳靖詮與其女友洪郁惠位於高雄市○○區○○○路000 號住處所查扣，原判決逕認無證據證明該戒指係陳靖詮之犯罪所得變得之物，而未說明取捨之依據，即不予沒收，尚嫌速斷。

㈡吳秀娥、盧苡瑄部分：

⑴原判決說明：吳秀娥於第一審審理時坦承：其與盧苡瑄「共同分得」750 萬元，警方於「盧苡瑄」承租之「合作金庫」第00000號保險箱所扣得560萬元，係吳秀娥與盧苡瑄犯罪所得之部分款項，經扣除張宗豪「分紅」之20萬元及吳秀娥分配與盧苡瑄之300萬元，吳秀娥仍有170萬元犯罪所得尚未扣案等語。然盧苡瑄於警詢、檢察官訊問及第一審審理時供稱：吳秀娥將分配所得730萬元其中560萬元放在其租用之保險箱內，其分得300萬元等語（見警二卷第9、13頁、偵字第2731號卷第25頁、第一審訴字卷一第99頁）。上開「合作金庫」保險箱內之現金560 萬元是否為吳秀娥、盧苡瑄「共同犯罪所得」？處分權歸屬何人？有無分配協議？仍屬不明。

⑵警方搜索①盧苡瑄向「合作金庫」租用之第00000 號保險箱，另扣得銀色戒臺1 個、金色戒指2枚及鑽石1顆（見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卷第181 頁）；②吳秀娥與其男友凌詠勝位於高雄市○○區○○路00號鐵皮屋居處，扣得「OMEGA」廠牌手錶1 支及現金2萬元（見同上報告書卷第210頁）；③盧苡瑄位於高雄市○○區○○○路000 號9樓之0 居處，扣得現金3萬5千5百元、「LV」包包2個；④盧苡瑄與其男友黃揚竑位於高雄市○○區○○路0段000巷00號2 樓後室之居處，扣得現金5萬7千3百元（見警2卷第34至43頁）。而卷附吳秀娥於民國110年2月1日以通訊軟體LINE和暱稱「立法院」者於對話中，提及「我用命換來的」、「……我買了一隻手表，『76萬』好想給你看」、「所以買一隻錶愛自己一下」（見警一卷㈤數位鑑識報告第38、39頁）。參酌吳秀娥於警詢時供稱：該手錶係以分得贓款所購買，2萬元係其花用所剩（見警一卷㈠第6頁）；盧苡瑄於檢察官訊問時供稱：吳秀娥用分得之贓款購買1支「60幾萬元」的「鑽錶」、剩下的錢吳秀娥過年期間輸掉了等語（見偵字第2731號卷第25頁）。如果可信，可見吳秀娥有以分得之贓款購買價值不斐之手錶。吳秀娥及盧苡瑄所稱之手錶是否即為扣案「OMEGA」手錶？即有疑義。再者，警方自吳秀娥及盧苡瑄上開處所查扣之2萬元、9萬2千8百元，是否為犯罪所得？上開手錶、戒臺、金色戒指、鑽石，是否為吳秀娥、盧苡瑄犯罪所得變得之物？同有疑問。

㈢張宗豪部分：原判決說明：張宗豪於檢察官聲請羈押由第一審法官訊問、檢察官訊問及第一審審理時所辯：陳靖詮交付之30萬元係返還先前之互助會等欠款，陳靖詮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其有積欠張宗豪60餘萬元各云云，均屬不實等語（見原判決第27頁）。似認陳靖詮交付張宗豪30萬元，與本件擄人勒贖有關，然未就張宗豪自陳靖詮處所取得30萬元諭知沒收，其認定事實與理由說明，已有矛盾。又張宗豪及陳靖詮均不否認陳靖詮於取得贖金後，主動聯絡張宗豪，並先後支付共30萬元（見警一卷㈠第83、84頁，第一審聲羈字第29號卷第68頁、偵字第2629號卷第243 頁），則陳靖詮交付30萬元與張宗豪，是否屬於犯罪所得？仍有疑竇。

㈣以上各點，攸關被告等4 人犯罪所得之沒收及量刑輕重之事項，自應詳加調查、審認，並敘明論斷之理由。原判決僅諭知盧苡瑄扣案300 萬元沒收，吳秀娥、陳靖詮、張宗豪沒收追徵170萬元、200萬元、20萬元。就上述犯罪所得與扣案之鑽石戒指、「OMEGA 」手錶、戒臺、金色戒指、鑽石、現金等物，則未予沒收（追徵），亦未進一步審認及說明，有調查職責未盡、理由欠備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四、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權，並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衡酌行為人及其行為包括該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等具體情況，為個案之整體刑罰評價。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定之「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返還（提出）全部犯罪所得、說明犯罪所得之去向，以及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或規避賠償之不法或不當行為等情形均屬之。被告等4人與李育儒策劃本件擄人勒贖1月餘，推由張宗豪、陳靖詮伺機將「GPS」裝置在被害人所有之A車，掌握被害人行蹤，事發日由李育儒、陳靖詮及吳秀娥，於凌晨3 時許，當街持用「空氣槍」將甫離開「SPA」店之被害人強押上A車，勒贖3 千萬元，並洗劫被害人隨身之手錶及20萬元得逞，犯罪情節甚為嚴重。又被告等4 人並未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亦未完整陳述未扣案贓款之去向，其等犯後態度難認良好。衡以被告等4 人所犯擄人勒贖罪之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7 年以上有期徒刑，起訴書係求刑有期徒刑20年、17年及10年；於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判決以被告等4 人於取贖後釋放被害人，符合刑法第347條第5項後段「得」減輕其刑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後，量處被告等4人有期徒刑3年7月至3年10月不等，幾近最低度之處斷刑，而未就此為必要之說明，致（被害人請求）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指摘，難令信服，有理由欠備之違法。

五、以上，或係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上述原判決之違誤，已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從據以自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 錦 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