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年度台上字第5371號｜刑事：偽造有價證券等罪｜裁判日期：113 年 08 月 15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5371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林志峯上訴人即被告蔡和利選任辯護人蘇清水律師朱冠宣律師王嘉豪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1年7月20日第二審判決（109年度上訴字第946號，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8424、10073號、109年度偵字第8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得上訴（即行使偽造有價證券）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上訴人即被告蔡和利有如其事實欄（包含其附表〈下稱附表〉壹編號一至九）所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此部分論處被告共同犯行使偽造有價證券合計9罪刑，並定其應執行之有期徒刑，暨諭知相關沒收部分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被告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對於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所辯各節，如何不可採信，於理由內詳為指駁。已詳敘其憑以認定的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且其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事存在。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認定：原審共同被告呂琮昱前往銀行提領現金，就附表壹編號一至八所示支票，係各先扣下新臺幣（下同）5萬元報酬歸自己所有，始分別將每次所餘95萬元，合計8次共760萬元，交予被告等情。而被告辯稱：其每次係聯繫自稱「阿華」之人，由「阿華」派一位不知名男子來取款，可見被告有因而取得合計760萬元之事實，且應知「阿華」之姓名、年籍資料及聯絡方式。原判決就被告有無因此不法獲利760萬元，以及所辯將760萬元全數交給「阿華」或「甲男」等情，是否僅為不實之所謂「幽靈抗辯」，倶未論述說明，遽認卷內並無積極證據可資證明被告獲取760萬元之不法利益，因而未宣告沒收，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四、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一)原判決未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朴子分行函查昶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昶恆公司）經提示兌現之支票原本，更未囑託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經提示兌現之各支票原本，與昶恆公司大、小章印文是否相符，遽行判決，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二)原判決認定昶恆公司空白支票係遭不詳之民間貸款業者竊取，又認定係「阿華」交予被告，有前後不一之情；僅憑證人即昶恆公司負責人梁文賢諸多不符常理之指述，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佐，遽認被告犯罪事實，有理由矛盾及適用證據法則不當之違法。 (三)被告基於從事貼現業務之敏感身分，始刻意於提示、取款時躲避提款機及監視器、並交代呂琮昱日後被查獲仍不得供出被告，均係為規避重利犯行。且於本件事發前，被告即曾委請呂琮昱提示兌現其他支票，未曾有係偽造之支票而無法兌現之情事。又附表壹編號一至八所示支票，均通過銀行行員之肉眼檢驗而兌現成功，可見被告已有相當程度信賴各該支票並非偽造。原判決推論被告有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不確定故意，其採證認事有違經驗、論理法則，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五、惟按： (一)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係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未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明顯濫用裁量權之情事，即無違法可言。又事實審法院認定事實，非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其綜合調查所得之各項直接證據及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仍係適法之職權行使。又刑事訴訟法第379 條第10款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始有調查之必要。原判決說明：附表壹編號一至九所示支票，經過偵查、第一審及原審多次委請鑑定，足認其上關於昶恆公司、「梁文賢」大小章及其上「梁文賢」的簽名，均與真正的昶恆公司、「梁文賢」大小章，以及「梁文賢」的簽名不符。且梁文賢因為緊急掛失止付，附表壹編號九、十的支票始幸未遭承兌或支付。足認事證已明，並無再與該段期間其他支票比對鑑定之必要等旨。另說明：被告因為放款給梁文賢，取得梁文賢開立的支票，僅關心其從梁文賢處拿到的擔保支票是真正且可兌現即可，並不關心及在乎昶恆公司之前有無支票遭到盜撕、偽造，因此不見得會去詳加比對其從梁文賢處取得、從「阿華」處取得的昶恆公司之支票，因此被告從梁文賢處取得與從「阿華」處取得偽造的支票，其上印文縱使相似，仍不能為被告有利的認定，亦即鑑定結果無從推翻上述認定，而屬無關重要且無必要調查之鑑定等旨。復載敘：被告就其如何取得附表壹編號一至九所示支票，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均供稱：其與「阿華」係透過某網路交友平臺認識，甚至僅在臺北見過一次面，並不知道「阿華」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也沒有「阿華」的聯絡方式，無從提供「阿華」的任何資訊等語，可見並無深厚交情，更無信賴關係可言。以「阿華」交付支票給被告的方式，以及被告交付票款給「阿華」的時間、方式，均隱晦神秘，而被告從事票貼業務已久，殊難想像被告會盡信「阿華」所交付之支票乃合法取得。尤以被告並非自行提示兌現及提領票款，而係以每提領100萬元即給付5萬元的高額報酬，特地委請呂琮昱為其提領；每次載送呂琮昱提示兌現及提領款項時，均自己駕車停放於提款機、銀行相當距離之地點，由呂琮昱步行前往。可見被告主觀上可預見支票來路不明，而有違法提示兌現之情形，始不願意自行提示兌現及提領，且選擇避開提款機、銀行必設監視器之處，而駕車暫停於較遠之處。再參以被告載送呂琮昱前往提領款項的時間，均為深夜、凌晨夜間時分，實無必須停車距銀行較遠之處之理。在在顯示被告對「阿華」交付的支票應是來路不明、甚有可能遭人偽造，主觀上應有預見。至被告貸款給梁文賢，即涉犯重利罪，所辯委請呂琮昱代為承兌支票，是為了規避捲入「阿華」涉嫌的重利罪，然而自己卻以支票交予認識的客戶梁文賢，自行觸犯重利罪，更可見被告根本不在乎重利罪嫌被獲悉，當是畏懼其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犯行遭查獲，始有前述異常之舉。至被告過往請託呂琮昱兌換其他票據，縱無遭警以行使偽造有價證券追查，或可能該等票據係真正；或被害人並未報案，自難以過去未曾遭追查行使偽造有價證券，反推其主觀上無從預見上述支票有偽造之情事。足認被告事先對於「阿華」交付的附表壹編號一至九所示支票上的昶恆公司大小章、梁文賢簽名屬於偽造，已有預見，而委託呂琮昱行使，有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的不確定故意。況以被告的經驗、智識，應能認知實務上常有偽造之支票通過銀行行員檢驗之情，出於能承兌幾張支票就承兌幾張，直到被害人發現掛失止付為止的心態，呂琮昱能夠通過銀行行員肉眼檢驗，提款成功，僅能說明「阿華」等人偽造昶恆公司、梁文賢大小章、梁文賢簽名的技術良好，或者負責承兌的銀行行員未能正確核對，以及梁文賢所解釋：其一時未能發現支票遭到盜撕、偽造等情，以致遭兌領成功等旨。原判決已詳為說明其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依據，並非僅憑梁文賢之證述，且有鑑定結果確為偽造之附表壹編號一至九所示支票，以及被告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互為補強，經綜合判斷、取捨，所為採證認事，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不悖，且此項有關事實之認定，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被告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審調查職責未盡，且原判決有適用證據法則不當，以及理由不備、矛盾之違法等語，顯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二)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係公平正義理念之具體實踐，屬普世基本法律價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同無「利得」可資剝奪，特別在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不法利得龐大，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追繳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本院已改採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的見解。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上述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是除非共同正犯間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應負共同沒收之責外，原則上在其等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即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之，始符司法院釋字第687號解釋意旨所強調之個人責任原則。原判決說明：被告自始即供稱：除呂琮昱獲取報酬40萬元之外，其餘提領之金額760萬元均全數交付予「阿華」等語，而卷內亦無積極證據可資證明被告獲取利益，無從宣告沒收等旨。原判決已就檢察官未舉證證明是否從中獲取實際不法利益，以及其不法利益若干，有所說明。至被告所辯將760 萬元交付予「阿華」一節，固未能舉證「阿華」或「甲男」之真實姓名或個人資料，惟已有合理懷疑，即尚不能逕認必屬虛假不實而不足採信，甚至被告確有取得760萬元。而此項有關事實之認定，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詞指摘：原判決未認定被告獲取不法利益760萬元，因而未為宣告沒收，有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六、綜上所述，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係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以及採證認事職權適法行使之事項，再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本件檢察官及被告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貳、不得上訴（即重利）部分一、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除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而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為該條項所明定。二、被告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定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之案件。既經第二審判決，且無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項但書所定情形，依上述說明，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被告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所具「刑事上訴理由狀」包括重利罪之上訴理由)，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蘇素娥法　官林婷立法　官錢建榮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杜佳樺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3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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