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黃朝貴 被 告 郭庭瑋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1029號，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3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原判決此部分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庭瑋基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民國109年10月中旬某日晚間8時許，在嘉義市○區○○路000號某中藥舖前，由被告以新臺幣（下同）2,000元價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包給陳鏞丞而完成交易。因指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惟此部分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已詳敘其理由。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由證人即員警羅瑋、吳文生2人於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於製作第1次警詢筆錄結束後，在停車場抽菸時，慮及是否會因本案受羈押而自行主動向員警探詢強制處分與否等節，員警始規勸被告斟酌是否據實陳述。且員警依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對被告告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關於偵審自白得以減輕其刑之規定，與犯後態度係屬刑責考量之標準，並說明被告後續可能面對之訴訟程序及強制處分，告以裁定羈押之程序及要件，係就法律本即形諸明文之減免其刑等利益，以適當之方法加以曉諭，使被告知悉相關法律規定後，自行評估考量是否願意坦承犯行，顯與利誘情形有間，難謂有何不正訊問，亦難認有何對被告為強暴、脅迫、恐嚇、不當暗示等不法取供之情。㈡本件原判決對於羅瑋之證言僅截取其中部分，未能斟酌全部證言內容，且未審酌吳文生之證述，遽認定「被告有可能陷入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思考模式，擔心收押才自白犯罪，何況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已堅決否認犯罪，則被告於第2次警詢及偵查中自白之真實性，仍有可疑。」云云，其證據之取捨顯然違背法令。

四、惟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故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五、本件檢察官指被告涉犯前開罪嫌，係以：被告於第2次警詢及檢察官偵查中之供述、證人陳鏞丞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詞，以及通訊監察譯文，為其主要論據。

六、原判決對於檢察官提出之上述證據，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並依據調查證據之結果，詳為說明：

㈠被告堅決否認有於上開時、地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陳鏞丞，辯稱：陳鏞丞還沒賣手機，他沒有錢，我不可能賣毒品給他等語。被告第1次之警詢筆錄並未自白此部分犯行，其後於第2次警詢及偵查時即坦承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陳鏞丞，其中轉折，依羅瑋於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們製作完第一次警詢筆錄後，我與吳文生小隊長陪同被告在停車場抽菸。我們向被告表示講話要實在，因為我們已經收完藥腳。我們有向被告說承認的話可以減輕其刑，不承認的話依照以前的案例檢察官可能會收押禁見…」等語，是被告有可能陷入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思考模式，擔心收押才自白犯罪，何況被告於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已堅決否認犯罪，則被告於第2次警詢及偵查中自白之真實性，仍有可疑，然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佐證供述內容真實性。

㈡陳鏞丞雖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均證述有向被告購買1包2,000元的甲基安非他命，惟持有毒品者供出來源，因而查獲者，依法應減輕或免除其刑，是持有毒品者所為毒品來源之供述，係有利於己之陳述，其憑信性於通常一般人已有所懷疑，縱自形式上觀察，並無瑕疵，為防範購毒者意圖邀上開減輕寬典而虛構事實，自仍須有足以確信為真實之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憑信性，始得採為論斷之依據。經查：

⒈陳鏞丞於警詢中證稱：當日係以公共電話與被告的手機聯絡，最後約在中藥舖那裡見面交易毒品云云。然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自109年10月10日起至同年11月19日止均有對被告的手機門號0000000000電話執行監聽，但經原審查詢結果，被告所申辦之門號0000000000手機，自109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0月30日止，並無與使用公共電話的人進行通話，此有該局函文可稽，足見陳鏞丞上開證述明顯有重大瑕疵。

⒉陳鏞丞於第一審審理先證稱：「我有去誠訊通訊行賣過手機要還被告2、300元，但這與我以2,000元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是二件事」等語，然其於同日審判中又稱：「我與被告交易毒品是在賣手機後的事情，因為賣掉手機我才有錢向被告買毒品」等語，而被告與陳鏞丞前往誠訊通訊行販賣手機之日期為109年11月9日晚間7時29分，此有手機買賣交易書可憑，可見陳鏞丞前後所述已然不同。因陳鏞丞手頭並非寬裕，故「販賣手機才有錢購買毒品」，此乃重要之事實，不易將之混淆，則陳鏞丞既證稱其於109年11月9日販賣手機後才有錢，自不可能於109年10月中旬某日以現金向被告購買毒品，故陳鏞丞所述於109年10月中旬在上開中藥舖前以現金向被告購毒之供述即有重大瑕疵。

㈢本案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販賣毒品給陳鏞丞：

⒈陳鏞丞於第一審證稱：警察要我證述有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外，也有拿監聽譯文給我看，我就向警察表示我有託被告幫我買甲基安非他命等語，可見陳鏞丞的確受到警方相當程度的壓力，是否能如實陳述，不無可疑。再者，陳鏞丞證稱係警方拿出監聽譯文給其本人看後，其才供出此情云云，但警方並無關於本次犯罪事實的監聽譯文，已如上述，足見陳鏞丞向警方證述其有向被告購買毒品之情，即有可議。

⒉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所製作的監聽譯文表顯示自109年10月10日起至11月19日止，有對被告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電話實施監聽，但卷内並無109年10月中旬被告與陳鏞丞之監聽資料可資佐證被告有此部分之販毒事實。此外，警方亦未從被告處扣得有關販賣毒品相關證據資料，自難認定被告有此部分犯行。

七、原判決此部分以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應認被告此部分被訴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仍有合理懷疑存在，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已依卷內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載敘其所憑之證據及理由。所為論斷，並無悖於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核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本件公訴意旨所舉被告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陳鏞丞之證據，既因被告之供述前後不一，陳鏞丞之指證復有重大瑕疵，又無其他積極或補強證據可資證明被告此部分犯行，自難僅憑被告於第2次警詢與偵查中之自白，及陳鏞丞矛盾之指證，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徒憑己見，猶執羅瑋、吳文生之證詞，任指被告第2次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係出於任意性，資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關於證據之取捨違背法令，要非可採。

八、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係置原判決之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為事實上之爭執，並對原審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適法職權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執以指摘，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何菁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