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林宥安（原名林翰謙）

蘇紹章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1年10月6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78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84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林宥安有所載之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林宥安犯（修正前）非法寄藏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槍枝罪刑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及以上訴人蘇紹章經第一審論處罪刑後，提起第二審上訴，依已修正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明示其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對於本案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之認定，均未提起上訴（見原審卷第207、209、368頁），乃引用第一審判決關於其部分所載之事實、罪名及沒收，而維持第一審論處蘇紹章非法持有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槍枝罪之宣告刑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俱已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量刑審酌裁量之依據及理由，就林宥安否認犯行，指稱不知代保管之物品係槍枝等辯詞，認非可採，亦依調查所得證據予以論述，所為各論斷，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以：㈠林宥安部分：原判決採為證據之通訊監察譯文，係另案監聽所取得，又未依法陳報法院認可，自無證據能力，原判決遽謂有證據能力，採為林宥安犯罪之部分論據，自屬違法；原判決依同案被告林思維（與下載林鵬瑋、徐沅觀均經判處罪刑確定）推測之詞、其與同案被告林鵬瑋間對話內容及以黃翰羣（另由檢察官通緝中）竟敢不畏懼其舉報或出賣，仍為交付槍枝保管之舉動，認定其主觀上知悉塑膠袋內裝有本案槍枝而寄藏，有未憑證據認定事實之違法，且就其何以得知塑膠帶內裝有槍枝而非其他違禁物，穆文彬如何自其住處拿取槍枝等情並未說明，同有理由欠備之違法。㈡蘇紹章部分：其偵審中自白犯行，態度良好，僅為擔保債權而收受槍枝，無作為犯罪工具使用，犯情可憫，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於法有違。

四、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下稱通保法）施行細則第16條之1第1項規定：「本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所稱其他案件，指與原核准進行通訊監察之監察對象或涉嫌觸犯法條不同者。」已界定祇要與原核准進行監聽之「監察對象」或「涉嫌觸犯法條」，有一相異者，即屬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稱之「其他案件」，其相關內容即係「另案監聽」取得之內容。惟另案監聽與惡意之非法監聽，性質上截然不同，不當然絕對排除其證據能力，依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另案監聽所取得之內容有無證據能力，係採「原則排除、例外容許」之立法體例，依該條項但書所定得作為證據之要件有二，實質要件係以「重罪列舉原則」（通保法第5條第1項所列各款之罪），或非屬重罪但「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之犯罪」（輕罪）者為限，並輔以於發現後7 日內補行陳報法院審查認可為程序要件。又鑑於執行通訊監察時，該對話內容是否屬其他犯罪，或僅為無關之日常生活對話，往往非立即可以判別，尤其涉及犯罪密語、代號時，更需勾稽前後文脈或比對其他事證方能知悉，故通保法施行細則第16條之1第2項明定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但書所稱之「發現後」7日內，係自執行機關將該內容作成譯文並綜合相關事證研判屬其他案件之內容，報告檢察官時起算。至若完全未陳報法院，始有通保法第1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之適用。原判決依憑通訊監察書暨電話附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相關函文及檢附偵查報告書、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認可函文等證據資料，已說明所示監聽譯文為檢察官依警方之聲請，以監察對象林宥安（原名林翰謙）涉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嫌為由，向法院聲請對0000000000門號電話（監察期間自民國109年3月15日10時至同年4月13日10時）實施監聽獲准，於執行上開門號通訊監察過程中取得林宥安與林鵬瑋於109年3月20日凌晨1時1分許相關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犯行之監聽內容，對林宥安而言，固屬另案監聽，然執行機關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於同年3月29日製作譯文並綜合相關事證研判屬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之內容，即於同年4月1日向臺南地檢署陳報，並於同年4月6日申請臺南地方法院審查，臺南地院以與實施通訊監察之案件具有關連性而予以認可，因認上開另案監聽之內容有證據能力等旨之理由綦詳，經核所為論斷說明尚無不合。林宥安上訴意旨以執行機關係以徐沅觀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為由聲請認可，就林宥安而言，該譯文內容未依法陳報法院認可，應不具證據能力等語，與上揭通保法所定證據能力判斷之要件無涉，並非適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五、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認定林宥安上開犯行，係綜合林宥安部分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徐沅觀、林思維、蘇紹章相關認罪之供證、證人即同案被告林鵬瑋部分不利於林宥安之證詞、證人陳佑軒之證言，酌以卷附通訊監察譯文、臉書對話訊息、第一審勘驗筆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槍枝）鑑定書等證據資料而為論斷，詳敘憑為判斷林宥安確有所載受黃翰羣委託保管本案槍枝，並置於住處房間內之事實，復說明本案槍枝嗣經林思維放置於不知情之陳佑軒（業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機車置物箱內遭查獲，勾稽林思維供證該槍枝來源為其協同穆文彬（未據起訴）至林宥安住處拿取，林宥安並在現場，再審諸林宥安與林鵬瑋通訊監察譯文、徐沅觀與林鵬瑋臉書對話訊息等內容，以林思維取槍前，其等相互聯絡移置某「東西」，雖未直接言明係移置槍枝，惟其等均坦認確有訊息內容之對話，而自整體語意觀之，其等對話內容存有一定默契，僅刻意隱晦談論，而以移「東西」暗示交付某物，且約定該物本係交予林宥安，因林宥安表示住處外有警方徘徊，為免遭查緝，故暫交林鵬瑋，顯對該「東西」係指槍枝之違禁物，已有默契及認識，另勾稽林鵬瑋指證談論之「東西」即為塑膠袋內之物品，徐沅觀交付時已交代不要打開看，並囑其轉交林宥安，遂與林宥安聯絡後攜至其住處房間放置，及林思維旋依指示至林宥安住處拿取本案槍枝，而所拿取之物品外型、重量、質地明顯與所稱之棍棒或毒品等違禁物不同，因認林宥安主觀上知悉或可察覺所保管之物品係槍枝，猶同意放置於住處房間等候交付他人，有非法寄藏槍枝之故意及犯行，所為已該當非法寄藏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槍枝罪構成要件之理由綦詳，另本於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對於所稱不知塑膠帶內物品為管制槍枝，無寄藏槍枝犯意等辯詞，如何委無足採，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指駁明白。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論斷說明，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俱屬無違，既非僅以林思維之供證為唯一證據，且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論斷，依所確認之事實，論以前揭非法寄藏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槍枝之罪，無林宥安所指未憑證據認定事實、理由不備或欠缺補強證據之違法可言。原判決既已說明採信林思維所供協同穆文彬至林宥安住處取得槍枝時，林宥安同在現場等旨證言，參酌卷內其他證據佐證不虛之理由，以事證明確，縱未詳盡記敘穆文彬至林宥安住處取槍之全過程，亦僅行文簡略，無礙於其犯罪事實之認定與判斷，究與判決不備之理由之違法情形有間。

六、應否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法院本屬有權斟酌決定，故未酌減其刑，既不違背法令，自不得執為提起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審審酌蘇紹章犯罪情狀及所生危害，認無可憫恕之事由，已於理由內闡述明確，未依前揭規定酌減其刑，並無違法可指。蘇紹章上訴意旨猶執量刑已審酌之犯罪動機及目的、犯後態度等事由，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七、林宥安、蘇紹章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或單純就前述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上訴要件，應認其等之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予駁回。又本院為法律審，且本件為程序判決，林宥安上訴本院時始提出另案不起訴處分書欲證明其與黃翰羣間無信任關係，自無從調查審酌，附予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