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三一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二三一號

上訴人

甲○○

　　　　　　　　　　　　（另案在台灣台中監獄台中分監執行）

右上訴人因強盜案件，經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審更審判

決（九十一年度上重更㈠字第二四號，起訴案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八年

度偵字第一七○五五號）後，依職權逕送審判，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

主文

理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與已判決確定之李忠春於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凌晨二時許，由李忠春駕駛ＧＧ｜二七八二號自用小客車搭載上訴人，途經新竹市○○路二六八號花祺大飯店前時，適見被害人張玉璐正欲駕駛Ｑ六｜六一五八號自用小客車離開，因李忠春曾在該飯店任職櫃檯工作，知悉被害人係應召女郎，應有相當積蓄，而上訴人、李忠春均經濟狀況不佳，當即謀議強盜被害人之財物花用，乃基於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強盜被害人財物之犯意聯絡，由李忠春駕車尾隨被害人，嗣被害人駛入同市○○街四十三號七樓松儷賓館停車場，下車進入該賓館，李忠春即將其車停放在被害人車附近，推由與被害人不認識之上訴人在被害人車旁守候，上訴人並將其所有置放於李忠春車內之寬邊膠帶一捆取下，李忠春則藏匿在旁擬行接應。李忠春因怕被害人認出，乃在上訴人不知情下，另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獨自徒手竊取路旁不詳機車上之安全帽一頂戴上。是日凌晨三時許，被害人自松儷賓館離開，欲駕車離去之際，上訴人即上前掐住其脖子，喝令不得呼叫，隨即將其推入被害人所有之小客車後座，以預藏膠帶圍繞被害人頭部並纏住眼睛、口唇，且綁住雙手（綑綁於身前，仍可活動上舉）及雙腳，使被害人無法抗拒，李忠春隨即上車進入駕駛座，駕駛被害人之小客車至新竹科學園區附近停下。途中，李忠春在車內前座搜刮被害人所有之現金約新台幣（下同）一千元，上訴人則在後座搜刮被害人皮包，劫得現金七千元及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一具，暨被害人所有富邦商業銀行（下稱富邦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下稱上海銀行）、聯邦商業銀行（下稱聯邦銀行）核發，卡號各為000000000000、三八五六四五、000000000000之金融卡三張。上訴人向被害人逼問出金融卡密碼後，李忠春即駕車附載上訴人及被害人至新竹市○○路三十號一樓玉山商業銀行（下稱玉山銀行），由李忠春下車，於當日凌晨四時四十四分九秒，以上開劫得之富邦銀行金融卡自玉山銀行自動付款設備之自動櫃員機處提領二萬元。得手後，二人轉回松儷賓館附近，商議由李忠春持劫得之三張金融卡，駕車至其他地點分散提領現金，上訴人則將被害人押往同市○○路○段東光橋下等待，議定即由上訴人接手駕駛被害人之小客車，將被害人押往東光橋下等候，李忠春則改駕駛ＧＧ｜二七八二號小客車，前往同市○○路二五六號新竹國際商業銀行竹蓮分行（下稱新竹商銀竹蓮分行），於當日凌晨四時五十七分、五十八分、五十九分，以上開上海銀行金融卡自該處自動櫃員機接續三次盜領各二萬元、二萬元及一萬二千元，合計以此不正方法取得五萬二千元。上訴人在東光橋下等候李忠春期間，被害人向其表示膠帶纏住口鼻痛苦，上訴人乃將膠帶撕開，改貼住被害人之眼、口部，未幾，李忠春返回東光橋下與上訴人碰面時，被害人自行將膠帶掀開，並突自車內坐起，看見李忠春面貌。渠等發覺後，上訴人恐事跡敗露，遂提議將被害人殺害滅口，經李忠春同意，上訴人遂再將被害人眼睛貼上膠帶，駕駛被害人之小客車在前，李忠春則駕駛其小客車尾隨於後，由新竹市開往新竹縣芎林鄉再駛往同縣竹北市，沿途尋覓下手地點，至竹北市國道一號高速公路竹北交流道附近時，李忠春將車停妥，改駕駛被害人之小客車，上訴人則在後座控制被害人，繼續經新竹縣新豐鄉○○○○路北上續找適當地點。嗣至當日上午約七時許，駛至桃園縣新屋鄉笨港國民小學附近，上訴人見有廢棄石綿瓦屋，乃指示李忠春停車，將被害人交予李忠春看管，自行下車察看認為適當後，即囑李忠春將車駛至附近西濱公路處等待，隨即獨力將被害人拖下車並拖進上開廢石綿瓦屋內，以被害人之大衣腰帶自頸部將被害人勒死，棄屍於屋內凹槽，並隨手拾取保麗龍塊覆蓋其上，以掩人耳目。事畢二人返回竹北交流道附近取回李忠春座車，再分別駕駛被害人、李忠春之車，至新竹科學園區附近之「古奇峰」，將被害人座車棄置該處。當晚八時許，李忠春詢問上訴人是否將被害人屍體處理妥當，上訴人乃又提議以松香水將被害人屍體燒燬滅跡，二人遂又另行共同基於毀壞屍體之犯意，由李忠春駕駛上訴人所有ＫＺ｜三六二一號小貨車搭載上訴人至新竹市○○路某不詳五金行，由上訴人下車購買二桶松香水，重回前開棄屍地點，由上訴人獨自下車，以松香水潑灑於被害人屍體上後放火燒燬，回程中途經不詳橋樑時並將盛裝松香水之鐵桶丟棄（毀壞屍體部分業經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確定）。翌日上午，上訴人、李忠春再至上址棄屍處察看焚燒屍體結果，並撿拾地上廢棄保麗龍塊、石綿瓦片等物掩蓋痕跡後返回新竹市區。旋復承前開詐欺自動付款設備之概括犯意，由李忠春於同日上午十時五十六分五十九秒許，在新竹市○○路三二一號華僑商業銀行（下稱華僑銀行）自動櫃員機，持被害人之富邦銀行金融卡提領二萬元，再至北大路三○七號世華商業銀行（下稱世華銀行），由李忠春持上開富邦銀行金融卡，於同日上午十二時十四分三十五秒許、十二時十五分二十一秒許，接續提領二萬元及一萬三千元；嗣二人恐密集提款遭人發覺，復推由李忠春至新竹市○○街二五四號「菲力貓遊樂場」，將劫得被害人之前開三張金融卡交由不知情之遊樂場主任何建熹，並告知提款密碼，利用何建熹代為提款，何建熹則又轉囑不知情之店員李建成提款，李建成即於當日（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時四十六分二十四秒許至一時五十二分許，在北大路前揭華僑銀行自動櫃員機，以被害人之聯邦銀行金融卡接續提款八次，除其中第一次因輸入密碼錯誤未取得款項外，其餘七次依序提領五千元、二萬元、二萬元、二萬元、二萬元、二萬元及一萬五千元，合計十二萬元後，將款項連同金融卡交由何建熹再交還李忠春。同月二十二日凌晨三時三十分許，上訴人、李忠春再相偕至同市○○路○段二九三號華信商業銀行新竹分行（下稱華信銀行），由李忠春持被害人之上海銀行金融卡、聯邦銀行金融卡，在該處自動櫃員機接續二次提款二萬元（聯邦銀行金融卡）及二千元（上海銀行金融卡）。前後總計以上開不正方法取得被害人存款二十六萬七千元。上訴人嗣思及棄置被害人座車未盡妥善，復另行起意，乃於同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上午，先以電話告知李忠春有關焚車之決定後，隻身前往「古奇峰」被害人座車棄置處，駕駛該車至新竹縣新豐鄉不詳五金行處購買二桶松香水後，再駛至桃園縣龍潭鄉三水村大北坑蟻子埔山區○○道路旁草叢，持前揭松香水潑灑該車，並將盛裝松香水之空桶、前開劫得被害人之金融卡三張、行動電話一支置放車內，另以挫刀將車身號碼之四碼磨損後，點火燒燬該車（毀損車輛部分未經告訴）。

前開強盜所得之現金及由自動櫃員機盜領之二十六萬七千元，則為上訴人、李忠春花用罄盡。嗣經被害人之家人以失蹤人口向警方報案協尋後，經警方陸續發現被害人之存款遭人盜領及座車遭棄置焚燬，經由提款錄影帶循線於同年七月六日相繼查獲李忠春及上訴人，再由李忠春帶同警方尋獲被害人之屍骨，始查獲全案等情。係以上開事實，迭據上訴人坦承不諱，並說明㈠、上訴人於八十八年七月六日及同年七月十九日警詢時自承：「因為李忠春認識張玉璐，所以我們就在張女上班出入處所埋伏等候張女出現」、「當時我坐在李忠春車內，在新竹市○○路上花祺飯店前發現死者張玉璐行蹤，我在李忠春車內，李忠春就告訴我說張玉璐平常是做應召工作，我們鎖定她下手作案，一定可以得到很多財物，所以我們就尾隨至東前街松儷賓館樓下，押走作案。」等語（見相驗卷第四頁、偵查卷第一○六頁反面），於檢察官偵查中供稱：「先前我已經和李忠春講好要對張玉璐，所以二人在那一起等她」、「李忠春說這女孩是應召女，應該很有錢，所以當下二人決定找張女下手」（見相驗卷第三六頁、偵查卷第五八頁），復於台灣桃園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重訴字第三九號被告李忠春強劫殺人一案（下稱另案）審理中，就其與李忠春尾隨被害人並強盜財物之過程供述甚詳（見另案編號４卷內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筆錄）。且共犯李忠春於警詢時供稱：「因為當時快過年了，我們身上都沒有錢，甲○○說要邀我去大幹一票」（見相驗卷第七頁反面），偵查中陳稱：「我因賭電玩輸錢，甲○○是我哥哥的朋友，我們二人缺錢用，就在我家計劃幹一票……我們在花祺（飯店）看到她時就計劃要對她下手」（見相驗卷第三七頁反面），於前揭另案中供稱：「八十八年二月十九日晚上十點到十一點，我開ＧＧ｜二七八二號自小客載甲○○，到街上閒逛，並沒有事先計劃要大幹一票，到了花祺飯（店）看到『張』走出來，……我在車內向『徐』說此女是做應召工作的，我們就尾隨張女的車，『張』自『花祺』出來後開車到松儷賓館，我們也跟到『松儷』。」（見另案卷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筆錄），二人除就何人提議犯案所供略有不符外，對渠等共謀強盜被害人財物之供述均相互一致。㈡、當日凌晨三時許，係由上訴人以掐住被害人脖子，喝令不得呼叫，再將之推入小客車後座，以膠帶圍繞被害人頭部並纏住眼睛、口唇、手、腳之強暴方式，使被害人無法抗拒，再於載往新竹科學園區附近途中，搜刮被害人所有之現金、行動電話、金融卡等財物，上訴人並向被害人逼問出金融卡密碼後，即由李忠春分別持往前揭銀行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等情，業據上訴人、李忠春於警詢、偵查及審理時迭次自白綦詳（見相驗卷第四頁反面、第七頁反面、第三六頁、第三八頁，偵查卷第五四頁、第五八至六十頁、第六四頁、第七五頁、第二二四頁、第二二八頁，原審上重訴字卷第六七頁，另案編號４卷內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及二十四日訊問筆錄），彼此所供情節均相互符合，並有上海銀行、富邦銀行、聯邦銀行所提供之客戶存提款明細各一紙（見偵查卷第一五三、一

五四、一五六頁，各該明細中各筆提款金額各多出七元部分，係跨行取款之手續費用），及富邦銀行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富新存字第七○號、上海銀行八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上營存字第四○九號所函送之提款紀錄明細各一紙足按（附於另案編號４卷內）。上訴人及李忠春關於如何強盜被害人財物部分之自白，堪認確與事實相符。㈢、被害人之屍骨係李忠春到案後帶同警方前往尋獲，有李忠春之警詢筆錄、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刑事組變死報告紀錄表、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多幀在卷可稽。又該人體屍骨，經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以ＤＮＡ型別比對方式鑑定結果，認確係被害人屍骨，有該所法醫所醫鑑字第○七二八號鑑定書一份在卷可稽，並經檢察官督同法醫師相驗屬實，有勘驗筆錄、驗斷書、相驗屍體證明書、現場陳屍照片及驗屍照片在卷可按。雖被害人之屍骨經發現時僅餘白骨化之燒灼枯骨一具，經法務部法醫研究鑑定結果，除由血型可推知死者係被害人及其頭骨有燒灼性傷害外，餘均無可見之外力傷害，其死因亦屬無從判別，致其確實之死亡時間及死亡原因已無法依據科學檢驗方法判定。然：⑴案發當日上訴人等在新竹商銀竹蓮分行最後盜領款項之時間係凌晨四時五十九分，故上訴人與李忠春在東光橋下會合之時間應在當日五時以後。另上訴人於原審更審時供稱：「到石綿瓦屋時天已亮，是清晨，但天亮沒有很久，先到芎林再開到竹北再到新豐再沿海邊到桃園新屋，這段路程超過一小時，大約六、七點到石綿瓦屋」

（見更㈠卷第五二頁），是就當日行車路程距離估算，並參酌上訴人等於偵查中供稱大概七、八點離開案發地點等語，被害人被害之死亡時間大約係在八十八年二月二十日七時左右。⑵有關被害人之死因，上訴人雖有膠帶窒息、失手以棉被悶死、有意勒殺三種辯解，前後供述不一，惟對照李忠春於偵查中供稱：「到東光橋上（應係橋下之誤）我和甲○○講叫他放人，可是他說不行，他的意思是要把張女殺掉，因為張女看見我的車，因為甲○○一時心軟把張女的手鬆開，張女又自己把眼睛上膠帶撕掉，當時我心已亂，我就說隨便你……天已亮了，到了現場，他問我這地方如何，我說隨便你，要放掉和作掉隨你便，我們將車停在兩堆土堆旁邊換我開車，我說這事我做不出來，甲○○把張女扶下車……後來半小時甲○○回來，我看他身上沒血跡，問他怎麼回來，他以手勢比將張女掐死」等語（見相驗卷第三八頁反面、第三九頁），顯見上訴人先前所供被害人係因膠帶蒙住口鼻窒息，及其失手將被害人以棉被悶死云云，與事實不符。再參諸上訴人於知悉因另案遭法院判處死刑後供稱：「當時她身上穿一件大衣，腰間有一繩子（即腰帶），我用它勒死她」、「之前所說避重就輕，希望不被判死刑，現在逃不了，人是我殺的」等語（見偵查卷第二二五頁），亦至明灼。另上訴人於原審更審時，亦兩度供稱：抵達笨港國小附近之石綿瓦屋時，被害人仍活著，係其以腰帶勒死被害人等情不諱（見更㈠卷第三六頁、第五六頁）。足徵上訴人係基於殺害被害人之決意，於抵達石綿瓦屋時，將被害人拖進屋內以腰帶勒死。又上訴人係獨力將被害人自車上拖進石綿瓦屋內，為其所不否認，並經李忠春於偵查中模擬上訴人之拖行動作供述明確，有訊問筆錄及照片可稽（見偵查卷第六八至七十頁），而上訴人對被害人實施強盜行為時即以膠帶綑綁其手、腳，嗣後迄未解開，亦經其供明在卷，則當時被害人不能行走而須由其拖行下車進入屋內，係因手腳仍遭束縛無法行動所致，並非被害人業已死亡。上訴人及李忠春就被害人係由上訴人拖行下車進入屋內部分之供述，與事理並無違背。㈣、上訴人於原審更審中雖供稱：將被害人帶往石綿瓦屋時，本欲釋放被害人，待進入石綿瓦屋後才動念殺人云云，然又拒絕陳述殺人動機（見更㈠卷第五三頁）。惟被害人係在東光橋下哀求上訴人撕下纏繞頭部之膠帶，改以小塊膠布黏貼後，自行揭開膠布坐起，無意間目睹李忠春面貌，旋為上訴人等發覺，乃決意殺人滅口等事實，業據上訴人供稱綦詳（見一審卷二第十至十一頁、第八八頁、第一○二至一○四頁，另案卷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筆錄），核與李忠春於警詢、偵審中供證情節相符 (見相驗卷第三八頁反面、偵查卷第六五頁、另案卷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筆錄）。雖上訴人曾供稱：我在棄屍後有告訴李忠春我掐死被害人；李忠春始終不知人已死了云云（見偵查卷第一三三頁反面、第六一頁、相驗卷第三六頁反面），共犯李忠春嗣亦供稱：殺害被害人是上訴人個人之意，與其無關云云，惟與前開證據不符，且觀諸自上訴人等在花祺飯店選定被害人為下手目標時起，歷經在松儷飯店前劫持被害人上車搜刮財物，推由李忠春至玉山銀行盜領款項，上訴人則挾持被害人至東光橋下等待李忠春，嗣在東光橋下決意殺害被害人，乃沿西濱公路至桃園縣新屋鄉笨港國小附近之石綿瓦屋，由上訴人殺害被害人後，轉回李忠春新竹市○○路租住處，此後上訴人返回現場焚屍，又再次回到現場察看屍體焚燬狀況並加遮掩等過程，雖實際下手殺人、焚屍者係上訴人，然李忠春始終陪同或實際在場，而上訴人係因被害人與李忠春認識，且在東光橋下被害人目睹李忠春面貌，始決意殺害，顯見上訴人與李忠春有共同殺人之動機。上訴人事後改稱：李忠春不知伊殺害被害人，及李忠春供稱其未參與殺人犯行云云，無非故為迴護及避就之詞，並不足採。

本件雖係上訴人一人殺人焚屍，惟此係上訴人與李忠春謀議後本於共同之犯意聯絡，推由上訴人下手之結果，李忠春且參與尋找殺人地點，甚而在上訴人察看石綿瓦屋時，由其留在車內看管被害人，自應負共犯之責。㈤、上訴人與李忠春強盜取得被害人之金融卡後，多次以不正方法，由自動櫃員機取得款項之事實，迭據上訴人及李忠春供承一致，並有上海銀行、富邦銀行、聯邦銀行所提供之客戶存提款明細各一紙，及富邦銀行、上海銀行前揭函送之提款紀錄明細各一紙足按。上訴人等推由李忠春利用不知情之何建熹由自動櫃員機取得款項，何建熹轉囑亦不知情之李建成於上開時、地提領前述金額之事實，復經證人即菲力貓遊樂場之工作人員李建成、何建熹、黃泰閔證述明確（見偵查卷第十四至二五頁），並有上訴人、李忠春及李建成提領款項時之錄影翻拍照片足憑。至李建成於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依何建熹之囑咐持被害人之金融卡前往華僑銀行提領五千元一次、二萬元五次及一萬五千元一次，共計十二萬元，雖卷附之「存款被盜領紀錄」與「聯邦銀行查詢清單」關於日期之記載不相符合（前者載為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後者載為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惟此係提款當日為星期日，故銀行於提領交易次營業日即同月二十二日扣帳，有聯邦銀行新竹分行九十一年八月二十日聯邦新竹字第二一六號函可稽（見原審更㈠卷第六二頁）。

㈥、案發後被害人經其家人以失蹤人口報案協尋，並發覺存款遭盜領，警方嗣後發現被害人之小客車遭棄置焚燬等經過，復有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警方發布之協尋懸賞專刊、新竹市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傳真紀錄，及警方二度會勘該小客車被焚燬現場之初勘紀錄、複勘紀錄，及現場照片共二十七幀可供稽考等情綦詳。按結合犯乃係將二以上之獨立犯罪行為，依法律規定結合成一罪，其主行為為基本犯罪，舉凡利用基本犯罪之時機，而起意為其他犯罪，二者間具有意思之聯絡，即可成立結合犯，至他罪之意思，不論起於實施基本行為之初，即為預定之計畫或具有概括之犯意，抑或出於實施基本行為之際，而新生之犯意，亦不問其動機如何，只須二行為間具有密切之關連，而有犯意之聯絡，事實之認識，即可認與結合犯之意義相當。故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犯強盜而故意殺人罪為結合犯，係著眼於強盜與殺人間，接連發生之可能性高，危害亦鉅，乃依法律規定，結合強盜、殺人二個獨立之犯罪行為，而成為一個犯罪，並加重其刑；其成罪並不以二者均出於預定之計畫為必要，僅須發生在時間上有銜接性，地點上具關連性即可，初不問係先劫後殺或先殺後劫，均足構成本罪。被害人自八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凌晨三時許被強盜時起至當日上午七時許被害時止，均在上訴人與李忠春實施強盜行為時控制之下，又係在強盜過程間被帶至東光橋下，因在該處看見李忠春，上訴人等遂共萌殺意，乃利用該次強劫尚未釋放被害人之機會，將之帶往新屋鄉笨港國小附近殺害，其強劫與殺人之時間、地點均緊密銜接，顯係利用實施強盜之時機為之，就上訴人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行為事實上均有密切之關連，自應成立強盜而故意殺人之結合犯。因認上訴人確有強盜而故意殺人、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之行為，為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而於上訴人之供述有前後歧異之處，亦詳敘其依憑全部卷證資料，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分別定其取捨之理由。查上訴人行為後，懲治盜匪條例業於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公布廢止，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於同日修正公布，按懲治盜匪條例之廢止，與刑法強盜罪等相關條文之修正，係同時公布生效，立法目的在以修正後之刑法取代懲治盜匪條例，避免修正前之刑法發生中間法之效力，故懲治盜匪條例雖已廢止，然因廢止前後均有刑罰規定，應屬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行為後法律之變更，而非刑罰廢止，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自應就上訴人行為時有效之懲治盜匪條例與修正後之刑法比較適用，而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之罪之法定刑為唯一死刑，修正後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罪之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相比較下，以修正後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罪之刑度較輕，自應適用修正後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誤寫為第二項第二款）之罪處斷。核上訴人所為，係犯修正後刑法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強盜而故意殺人罪、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起訴書內雖未記載上訴人所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財物罪之法條，然犯罪事實欄已記載此部分之犯罪事實，自已起訴。上訴人與李忠春自松儷賓館強擄被害人起至在桃園縣新屋鄉將其殺害時止，其間雖控制被害人行動自由達數小時，亦經歷不同地點，惟既與強盜行為相始終，依其行為過程觀察，自不另成立妨害自由罪。上訴人與李忠春就強盜故意殺人罪及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財物犯行，有共同之犯意聯絡，而分別推由上訴人實施殺人行為，另推由李忠春或自行或利用他人提領被害人款項，均為共同正犯。至渠等利用不知情之「菲力貓遊樂場」職員何建熹、李建成，由李建成至華僑銀行，持被害人之聯邦銀行金融卡接續提領七次款項共計十二萬元部分，為間接正犯。又上訴人等連續多次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盜領財物之犯行，時間緊接，所犯構成犯罪要件相同之罪名，為連續犯，應依刑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以一罪論；惟推由李忠春於八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凌晨四時五十七分、五十八分、五十九分三次盜領款項，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二時十四分、十五分二次盜領款項，及渠等委由不知情之「菲力貓遊樂場」人員自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時四十六分起至一時五十二分止，接續七次盜領款項，暨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凌晨三時三十分許，接續以上海銀行、聯邦銀行提款卡盜領款項之犯行部分，因各該次提領款項時地密接不可分割，且均僅各使同一付款設備付款，侵害法益單一，均各屬接續犯。被告所犯上開二罪間，有方法行為與目的行為之牽連關係，為牽連犯，應依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從一重依強盜故意殺人罪處斷。至李忠春為強盜被害人而另行竊取安全帽之犯行，係其個人單獨起意，不在二人犯意聯絡之內，亦非上訴人所得預見，此部分上訴人自無共犯責任可言。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判決，適用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前段、第二十八條、第五十六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第五十五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並審酌上訴人與李忠春年富力強，竟不思經由正道謀生營利，而以強盜方法謀奪不法財物，且於深夜對隻身弱女實施犯罪，暨上訴人與被害人素不相識，於強盜取財後為防被害人事後指認李忠春，即殺害被害人滅口，並將被害人屍體及座車焚燬，手段殘忍，泯滅人性已極，雖其事後詳敘犯案過程，並指認共犯李忠春，不無愧悔之意，然斟酌本件犯罪手法兇殘，被害人屍骨復已無存，如不處以死刑，實不足以教化世人，並撫慰被害人家屬傷痛，斟酌再三，認其惡性已達於有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必要等情節，量處死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綑綁被害人之寬邊膠帶一捆，係上訴人所有供犯罪所用之物，雖未扣案，但不能證明業已滅失，併予宣告沒收。經核於法尚無違誤，上訴人之上訴（未提出上訴理由）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六條第一項，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九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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