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彭建馨

沈桓維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23924號、108年度偵字第252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彭建馨、沈桓維、施建榮（所犯加重詐欺部分，業經本院分別以107年度審訴字第2123號、108年度審訴字第255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所示時間，以附表一所示方式向高進吉、黃錫雲、楊淑女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匯款至附表一所示蔡佩玲、何宥慶之人頭帳戶；再由彭建馨指示沈桓維、施建榮提款之時間、地點，並交付上開人頭帳戶提款卡及存摺予沈桓維後，由沈桓維轉交給施建榮，復由施建榮駕駛牌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銀行臨櫃或操作自動櫃員機提領附表二所示之詐欺款項後，與沈桓維共同將上開人頭帳戶提款卡、存摺及詐欺款項轉交給彭建馨，再由彭建馨上繳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匿上開詐欺犯罪所得之本質、去向。彭建馨並從中分得提領款項之百分之3作為報酬，沈桓維則獲得提領款項之千分之15作為報酬。

理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彭建馨、沈桓維均矢口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被告彭建馨辯稱：我是在大概106年11月開始帶施建榮、沈桓維去提領款項，不確定本案是否與我有關；我做的詐欺犯行都是帶車手進銀行臨櫃提款，並無直接拿提款卡提領，我確實有帶施建榮和沈桓維去做，但不是每一件都和我有關，蔡佩玲合作金庫帳戶有零碎提款部分，不確定是否為施建榮與其友人提領云云；被告沈桓維辯稱：106年8月18日這次我沒有去，我沒有跟施建榮收錢，當時已經和彭建馨吵架云云。經查：

㈠告訴人高進吉、楊淑女、被害人黃錫雲遭詐欺集團成員施以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分別依指示匯款至指定之蔡佩玲合作金庫帳戶、何宥慶臺灣銀行帳戶等人頭帳戶（詐欺方式、匯款時間、地點、方式及金額、匯入帳戶，均詳如附表一所示），再由共犯施建榮持上開人頭帳戶提款卡至銀行臨櫃領款或至自動櫃員機提款之事實（提款帳戶、提款時間、地點及金額，均詳如附表二所載），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高進吉、楊淑女、被害人黃錫雲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11059號卷【下稱107偵11059卷】第4至6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27098號卷【106偵27098卷】第8至11頁、第12至14頁），核與證人即共犯施建榮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情節相符（見106偵27098卷第3至5頁、第37-1至37-4頁、第53至55頁；107偵11059卷第39至40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895號卷【下稱108他895卷】第58頁至第59頁反面；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170號卷【本院卷】一第168至174頁），並有如附表一、二「證據卷頁」欄所示各項書證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沈桓維部分：

⒈被告沈桓維確有向被告彭建馨拿取人頭帳戶提款卡及存摺後，再轉交共犯施建榮，由共犯施建榮持以提領詐欺款項，並將該詐欺款項轉交給被告彭建馨等情，業據被告沈桓維於偵訊供承：106年8月間，施建榮問我有沒有工作機會，我說有在做幫人領錢的工作，後來介紹我的上游彭建馨給施建榮認識。我們當時替彭建馨做事，卡片和存摺都在彭建馨那邊，哪個帳戶有進錢，彭建馨是第一個知道，人家跟他講之後，彭建馨再把卡片交給我們，臨櫃提款和ATM提款都有。施建榮去提款，彭建馨會把存摺和卡片給我，讓我交給施建榮，施建榮提款後再將錢給我，我們一起去找彭建馨，我再將錢、存摺和卡片一起交給彭建馨。只要施建榮有提款，我都會在。報酬是我們提錢給彭建馨後，彭建馨再給我們等語（見108他895卷第72至74頁），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為認罪之表示（見本院卷一第120頁），且經證人即共犯施建榮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106年8月中旬，沈桓維介紹我跟彭建馨認識，彭建馨和沈桓維有說這個工作是要去提領款項當車手。合作金庫及臺灣銀行帳戶之提款卡，都是彭建馨保管的，在106年10月前，卡片都是彭建馨交給沈桓維，沈桓維再交給我。106年8月18日在新中北路這次，我提款後將款項和卡片交付給沈桓維，沈桓維再交給彭建馨，這次報酬是彭建馨給沈桓維，沈桓維再給我。我是專門做臨櫃大額提款，至於ATM用卡片提款是為了要分散銀行行員的注意力，避免一次把卡片內金額都提領完。當時我和沈桓維是跟著彭建馨做事，薪水都找彭建馨拿，我跟沈桓維幾乎每天都跟彭建馨在一起，是彭建馨跟我們說要去領卡哪一張提款卡或去哪個臨櫃領錢等語明確（見108他895卷第58至59頁；106偵27098卷第37-1至37-4頁、第53至55頁；107偵11059卷第39至40頁；本院卷一第168至174頁）。證人施建榮所涉提領詐欺款項部分既於另案已坦承罪責，經本院分別以107年審訴字第2123號、108年審訴字第255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其證詞應無刻意推卸責任予被告沈桓維之虞，且證人施建榮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具結並接受交互詰問，應無干冒偽證罪追訴處罰之風險，而設詞攀誣被告沈桓維之理，其證詞應較被告沈桓維之辯詞可信。又證人施建榮於106年8月18日前往便利商店自動櫃員機提款時，確有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停放在該便利商店門口等情（見107偵11059卷第19至20頁），益徵被告沈桓維於偵訊時所述其於證人施建榮提領詐欺款項後，共同離去交付詐欺贓款給被告彭建馨一節非虛，應認被告沈桓維於本院審理時改口否認犯行之辯解僅為臨訟卸責之詞，顯不足採，應以其偵訊供述及本院準備程序中之任意性自白較為可信。

⒉被告沈桓維另辯稱其當時與被告彭建馨吵架，已遭被告彭建馨踢掉云云。經查，證人施建榮於偵訊時及審理時證稱：106年8月經由沈桓維介紹，加入詐騙集團。沈桓維帶我進去一個多月後就被彭建馨踢掉，然後變成彭建馨在帶我等語（見108他895卷第58頁；本院卷一第169頁），核與被告沈桓維於偵訊時供稱：大概106年9月，我被警察抓，彭建馨認為我把錢吞掉，我就和彭建馨吵架，之後沒有幫彭建馨做事等語大致相符（見108他895卷第74頁），再參以被告沈桓維於106年9月30日因依被告彭建馨指示經由共犯施建榮收受被告彭建馨所交付之車馬費及行動電話，並收取詐欺款項新臺幣（下同）71萬8,000元，於入住汽車旅館等候被告彭建馨進一步指示時，當場為警進行臨檢查獲，嗣警員詢問被告沈桓維時，被告彭建馨以通訊軟體傳訊被告沈桓維要求交付贓款，被告沈桓維、共犯施建榮就此部分自白犯行，業經本院以108年度金訴字第54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此有該案網路列印之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29頁、第65至72頁），綜合上開事證，顯見被告沈桓維所述其與被告彭建馨吵架之時間應為106年9月30日之後，而本案詐欺犯行係在106年8月18日至106年9月21日之期間，均在106年9月30日之前，是被告沈桓維此部分所辯，與事實不符，自非可採。

㈢被告彭建馨部分：

⒈被告彭建馨確有指示被告沈桓維、共犯施建榮提領詐欺款項之時間及地點，並交付人頭帳戶之提款卡及存摺，由共犯施建榮前往銀行臨櫃或操作自動櫃員機提領詐欺款項後，經由沈桓維轉交詐欺款項給彭建馨，再由彭建馨給予被告沈桓維、共犯施建榮報酬等節，有以下證據可資證明：

⑴證人施建榮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106年8月中旬，沈桓維介紹我跟彭建馨認識，彭建馨和沈桓維有說這個工作是要去提領款項當車手。合作金庫及臺灣銀行帳戶之提款卡，都是彭建馨保管的，在106年10月前，卡片都是彭建馨交給沈桓維，沈桓維再交給我。106年8月18日在新中北路這次，我提款後將款項和卡片交付給沈桓維，沈桓維再交給彭建馨，這次報酬是彭建馨給沈桓維，沈桓維再給我。我是專門做臨櫃大額提款，至於ATM用卡片提款是為了要分散銀行行員的注意力，避免一次把卡片內金額都提領完。當時我和沈桓維是跟著彭建馨做事，薪水都找彭建馨拿，我跟沈桓維幾乎每天都跟彭建馨在一起，是彭建馨跟我們說要去領卡哪一張提款卡或去哪個臨櫃領錢。當時我沒有從彭建馨、沈桓維以外的第三人拿到報酬，也沒有加入其他詐騙集團等語（見108他895卷第58至59頁；106偵27098卷第37-1至37-4頁、第53至55頁；107偵11059卷第39至40頁；本院卷一第168至174頁）。

⑵證人沈桓維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106年8月間，施建榮問我有沒有工作機會，我說有在做幫人領錢的工作，後來介紹我的上游彭建馨給施建榮認識。我們當時替彭建馨做事，卡片和存摺都在彭建馨那邊，哪個帳戶有進錢，彭建馨是第一個知道，人家跟他講之後，彭建馨再把卡片交給我們，臨櫃提款和ATM提款都有。施建榮去提款，彭建馨會把存摺和卡片給我，讓我交給施建榮，施建榮提款後再將錢給我，我們一起去找彭建馨，我再將錢、存摺和卡片一起交給彭建馨。只要施建榮有提款，我都會在。報酬是我們提錢給彭建馨後，彭建馨再給我們。報酬是我們提錢給彭建馨後，彭建馨再給我們。我退出之前，我和施建榮領錢的提款卡都是彭建馨給的等語（見108他895卷第72至74頁；本院卷一第143至149頁）。

⑶互核證人施建榮、沈桓維之證述內容，均一致證稱其等係依被告彭建馨指示提款詐欺款項，且證人施建榮提款詐欺款項之提款卡及存摺係由被告彭建馨透過被告沈桓維所交付，證人施建榮、沈桓維上繳詐欺贓款予被告彭建馨後，由被告彭建馨給予報酬等重要犯罪情節。再細譯人頭帳戶即蔡佩玲合作金庫帳戶及何宥慶臺灣銀行帳戶於106年8月、同年9月間之交易明細表（見107偵11059卷第23頁、106偵27098卷第68至70頁），告訴人高進吉、楊淑女、被害人黃錫雲於匯入遭詐欺款項後，旋即於同日匯款後1至2小時或翌日遭共犯施建榮提領款項，可見上開人頭帳戶之提款卡或存摺係在詐欺集團成員保管中，始能在詐欺被害人匯入款項後短暫時間內，指示下游車手提領詐欺款項，益徵證人施建榮、沈桓維所證人頭帳戶提款卡及存摺由彭建馨保管，其等依被告彭建馨指示之時間及地點前往提領詐欺款項一節屬實可信；又證人施建榮前往提領詐欺款項之方式確實包含前往銀行臨櫃提款及操作自動櫃員機提款，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在卷可參（107偵字11059號卷第19至20頁、第20頁反面；106偵27098號卷第25頁及其反面），核與證人施建榮、沈桓維證述被告彭建馨曾交付人頭帳戶存摺及提款卡，提款方式有臨櫃及自動櫃員機一節相符，足認證人施建榮、沈桓維上開證述情節堪可信實，應可採信。

⒉被告彭建馨雖辯稱：對於蔡佩玲人頭帳戶部分有疑義，且其涉案範圍不包含自動櫃員機提領小額款項部分云云。惟查，被告彭建馨先於偵訊時供稱：我確定何宥慶帳戶不是我的，蔡佩玲帳戶我有點印象等語（見108他895卷第54頁反面），復於本院審理時供稱：蔡佩玲帳戶我有疑問，其他的都承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18頁），其所述前後完全矛盾，已難遽信。且同案共犯施建榮提款詐欺款項之方式，除臨櫃提款外，亦包含自動櫃員機提款在內，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又依證人施建榮所證情節，證人施建榮收取被告彭建馨、沈桓維所交付之人頭帳戶提款卡及存摺後，先前往銀行臨櫃提款50萬元以下之金額，再至自動櫃員機提款小額款項，此舉乃在於避免銀行人員就提款超過50萬元以上部分須電話照會人頭帳戶本人，及帳戶內款項一次提領完畢恐遭銀行人員察覺有異（見106偵27098卷第54頁），是證人施建榮所述不僅與上開人頭帳戶交易明細表所示提款情形相互吻合，亦符合詐欺集團採取分散提款詐欺款項以避免遭銀行人員懷疑涉及詐欺犯罪之運作模式。是被告彭建馨此部分所辯，尚難憑採。

⒊被告彭建馨另辯稱：其係於106年11月開始與帶被告沈桓維、共犯施建榮提領款項云云。然查，被告彭建馨先於偵訊時供稱：我是106年10月才正式找施建榮、彭建馨做詐騙集團等語（見108他895卷第54頁），又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大概106年11月的時候，我開始帶沈桓維和施建榮去領款項等語（見本院院一第94頁），是被告彭建馨辯稱其指示被告沈桓維、共犯施建榮開始提領詐欺款項之時點，前後所述不一致，已非無疑。又被告彭建馨於106年9月8日因指示被告沈桓維持人頭帳戶之金融卡操作自動櫃員機提領詐欺款項，被告彭建馨、沈桓維就此部分自白犯行，分別經本院以108年度訴字第237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此有該案網路列印之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18頁、第33頁、第61至64頁），可見被告彭建馨於106年9月間，早已與被告沈桓維、共犯施建榮共同從事詐欺集團工作，是被告彭建馨此部分所辯顯與事實不符，亦不足採。

㈣按洗錢防制法所稱之「洗錢」行為，係指：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2條定有明文。又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祇須有同法第2條各款所示行為之一，而以同法第3條規定之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即為已足。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行為之一部分或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現行洗錢防制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以隱匿，或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僅係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款或第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86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詐欺附表一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復由共犯施建榮提款詐欺款項，並將該款項依序轉手交付被告沈桓維、彭建馨，再由被告彭建馨轉交給上游詐欺集團成員，其作用在於將詐欺集團成員詐欺被害人所取得贓款，透過處置或分層化，客觀上得以切斷詐欺所得金流之去向，阻撓國家對詐欺犯罪所得之追查，被告彭建馨、沈桓維均知悉其收受提領之詐欺款項並交付上游之行為得以切斷詐欺金流之去向，主觀上亦具有掩飾、隱匿該財產與犯罪之關聯性，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犯罪意思，其所為係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2款所稱之洗錢行為甚明，自該當同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犯行。

㈤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且意思之聯絡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而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應同負全部責任。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縱共同正犯彼此間無直接之聯絡，或相不認識，甚而從未見面，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現今電信詐欺集團之分工細緻，為達詐欺取財之目的，復為隱匿日後犯罪所得，防止遭查緝，先收購人頭通訊門號或預付卡門號及金融機構帳戶，以供詐欺集團成員彼此通聯、對被害人施以詐術、接受被害人匯入受騙款項及將贓款為多層次轉帳之使用，再由詐欺集團成員以虛偽之情節詐騙被害人，於被害人因誤信受騙而將款項交付或匯入指定帳戶後，即迅速指派詐欺集團成員以當面收取金錢、臨櫃提款或自動櫃員機領款等方式取走詐欺贓款，並層層轉交上游成員，各自從詐欺贓款中牟利，則此一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均係詐欺集團組成所不可或缺之人，彼此分工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彼此之行為，以達整體詐欺集團犯罪目的之實現，自屬共同正犯。是依上開電話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參照前述刑法共同正犯之規範架構，被告彭建馨、沈桓維雖未參與假冒公務員名義對附表一所示告訴人、被害人施用詐術之行為階段，然被告彭建馨、沈桓維既擔任其中一環之收水工作，負責收取車手所上繳之贓款，再層轉給上游，亦或將所保管之提款卡及存摺往下交付予車手進行提領款項，所為實係該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且詐欺集團為達其等共同犯罪目的，常以冒用公務員名義為詐術手段，此節亦廣為媒體報導而為一般大眾所週知，則詐欺集團為達犯罪目的可能所為之前揭詐術手段，自與被告彭建馨、沈桓維參與詐欺集團之共同犯罪意思範圍相符，當為被告彭建馨、沈桓維主觀上所明知之範圍。故被告彭建馨、沈桓維與共犯施建榮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為詐欺取財及洗錢部分，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堪可認定，自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㈥至共犯施建榮於106年9月11日晚間9時42分許持上開何宥慶之臺灣銀行人頭帳戶提款卡至自動櫃員機提領3,005元，雖據證人施建榮證述明確（見106偵27098卷第3頁反面），並有自動櫃員機監視器錄影畫面在卷可憑（見106偵27098卷第24頁反面），然依該帳戶交易明細表所示匯款及提領情形（見106偵27098卷第69頁），此筆提領款項並非源自於本案告訴人高進吉、楊淑女、被害人黃錫雲遭詐匯入金額，是難認被告2人就共犯施建榮此部分提領款項行為與本案上開認定之犯行間有一罪關係，檢察官亦未就此部分追加起訴，故此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併予敘明。

㈦另被告彭建馨雖聲請傳喚證人蔡佩玲、何宥慶，以證明其未向蔡佩玲、何宥慶買賣人頭帳戶等語，然共犯施建榮持被告彭建馨、沈桓維所交付之提款卡及存摺，提領詐欺款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衡以現今詐欺取財犯罪之分工細緻，被告縱非收購人頭帳戶之人，仍無礙其確有本案犯行之認定，是被告彭建馨上開聲請調查證據部分，核無調查必要，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㈧綜上所述，被告2人上開所辯均屬犯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彭建馨、沈桓維就附表二各編號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至起訴書雖認被告2人所犯罪名亦涉及「冒用政府機關名義」詐欺取財，然依告訴人高進吉、楊淑女、被害人黃錫雲所述，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均係誆騙為警員及檢察官，乃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且本案卷內事證亦無偽造之公文書相關證據，依罪疑唯利被告原則，即難認被告2人有冒用政府機關名義詐欺取財犯行；又被告2人因參與本案同一詐欺集團之其餘加重詐欺取財行為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被告彭建馨並涉犯指揮犯罪組織犯行），前另經

字第67號判決判處罪刑在案（現於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被告沈桓維部分經本院以107年度訴字第858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前開刑事判決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6頁、第27頁、第99至121頁、第123至129頁)，是本案並非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被告2人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前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本院無庸就此部分為審理，均附此敘明。

㈡被告彭建馨、沈桓維與共犯施建榮及其等所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附表二各編號所示各次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彭建馨、沈桓維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對於附表一各編號所示高進吉、黃錫雲、楊淑女等3人施行詐術後，致其等分別陷於錯誤而交付提款卡及存摺；而上開各次詐欺犯行之提款車手施建榮雖有多次提領，亦係詐欺集團機房成員以同一事由施詐取得各被害人之提款卡及存摺後，由提款車手施建榮分次提款，並均在密接時間、地點提領款項後，轉交被告沈桓維、彭建馨而層層上繳回詐欺集團，先後侵害同一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均屬單一行為之接續進行，各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被告彭建馨、沈桓維就附表二各編號部分，各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論處。

㈤被告彭建馨、沈桓維就附表二各編號所示各次犯行，施用詐術之對象、時間及方式等節有別，亦屬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㈥起訴書雖未敘及被告彭建馨、沈桓維洗錢部分之犯罪事實，然此部分與本院認定被告2人所犯上開罪名間，具有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關係，且經本院當庭告知被告2人可能涉犯上開罪名（見本院卷二第308頁)，已足以保障被告2人之訴訟防禦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㈦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參照）。檢察官起訴書未請求對被告彭建馨、沈桓維所為上開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本院於審理時，檢察官亦未就被告2人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有所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依上開說明，本院無從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附此敘明。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彭建馨、沈桓維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為本案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利用被害人不熟悉檢警分工及案件偵辦流程等法律相關知識，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以冒用公務員名義之方式，向被害人詐騙財物，除致被害人受有財產損害外，亦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犯罪所得之去向；兼衡被告彭建馨、沈桓維犯後於本院審理時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人高進吉、楊淑女、被害人黃錫雲達成和解或賠償所受損害，犯後態度難認良好；衡酌被告彭建馨前於98年至103年間有偽造文書、詐欺等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及執行完畢紀錄，被告沈桓維前因傷害、恐嚇取財等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考量被告彭建馨在本案中負責管理車手、交付人頭帳戶提款卡及存摺、上繳詐欺款項，被告沈桓維則負責依被告彭建馨指示交付人頭帳戶提款卡及存摺、層轉詐欺款項之分工情形，暨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考量被告彭建馨、沈桓維所為各次加重詐欺犯行之時間接近，犯罪型態及罪質均屬相同，所犯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較低，可認各罪間之獨立性偏低，經整體評價後，爰定其應執行之刑，以示懲儆。

三、沒收被告彭建馨轉交共犯施建榮提領之款項予上游，可獲得提款金額百分之3作為報酬，業據被告彭建馨供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320頁），被告沈桓維轉交共犯施建榮提款之款項予被告彭建馨，可獲得提領金額千分之15作為報酬，為被告沈桓維供承在卷（見本院卷一第120頁），則依此計算被告2人所獲得之報酬，被告彭建馨就附表二編號1部分為3萬元（計算式：100萬元×3/100），編號2部分為1萬7,880元（計算式：59萬6,000元×3/100），編號3部分為6萬5,580元（計算式：218萬6,000元×3/100）；被告沈桓維就附表二編號1部分為1萬5,000元（計算式：100萬元×15/1000），編號2部分為8,940元（計算式：59萬6,000元×15/1000），編號3部分為3萬2,790元（計算式：218萬6,000元×15/1000）。是被告2人就上開所獲報酬即為其等為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未扣案，亦未經合法發還被害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倍提起公訴及到庭執行職務。